家言
我思故我写
奶奶在陕西杨林短暂停留，和她的小姑子我的姑奶一家住了些日子。姑奶和奶奶童年时一起长大，一起纺花织布，缝衣做鞋，播种收割，擀面蒸馍，姑嫂就像亲姐妹。姑奶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因为姑爷在农科院工作，婚后就来杨林了。多年不见的嫂子来了，除了没日没夜的叙旧，姑奶还带着奶奶参观农科院种的各种农作物，让奶奶大开眼界。下地不赶牲口去，而是开拖拉机去；西瓜不长在地里，长在大棚里，还有温度表什么的；苹果长得可好了，又大又甜；一片片的庄稼，一株株的玉米，都有个牌，写着好多字，可惜基本都不认识。好多大学生在这里，他们都是读书人，还是姑爷的学生。奶奶打心眼里佩服读书出生的姑爷和围在他身旁的年轻大学生们。
姑爷是农科院的科学家，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学生的他就和一些同学试验用粮食提炼味精，然后悄悄送给当解放军的朋友。共产党执政后，姑爷曾当了几天官，可他还是更喜欢和农作物陪伴，和学生们一起种地。奶奶吃着科学家和大学生们种的瓜果粮食，感觉自己也从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开始提升了，从乡下走到了城市。很多年以后，她在澳大利亚还常常告诉别人‘我在单位上住了几十年’。
奶奶说，老家庞营是个出教书先生和大夫的地方。她不识字，可一辈子就喜欢读书人。父亲小的时候，她拿出纳鞋底的功夫，用针线把一页一页的纸缝订成作业本供父亲上学用。还跟着父亲学识字，背三字经，四书五经。可后来就跟不上了，只得放弃。上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开展扫盲运动，奶奶和妯娌一块报名学识字。教书先生是村里的一个晚辈，几次表扬奶奶的字写得很好，有一次还在班里展示奶奶的字给大家看。奶奶因为不到二十岁就守寡，认为这是对她的调戏，气愤地回家毁掉笔墨，把书一页一页地撕碎，从此再不去识字班了。那时她到街面上基本可以认识商店名，路牌和厕所等的字样了。可惜多年后这些字也渐渐忘了不少，常常后悔当初不该退出识字班。
奶奶千里迢迢从河南到四川的第一站就是成都。当时爸爸专程到成都迎接奶奶，还带奶奶到正在川大读书的舅舅那里。川大的校园让奶奶流连忘返，荷塘边，柳树下，洋楼旁，学生老师们温文尔雅，来来往往。听着学生们读书聊天的四川话，奶奶说她感觉比在家乡看大戏还要喜欢。她心里想着，这辈子自己是个没文化的人，可将来一定要让自己的孙子辈们好好读书。
1957年，奶奶到了四川井研，我母亲的家乡，父亲工作的地方。父亲是接管该县的18名南下干部团之一，不是县里的一把手至少也是第十八把手。不知为什么，奶奶没有和我的父母住在县委大院里，而是独住在院外居民的一间小屋，一个小炉子一口小锅。没有广阔的农村天地，没有了大锅大灶，没有了家乡父老乡亲朋友，听不懂，说不通，奶奶感觉好难受，好想家。可是父亲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坚决不能离开。好在还有一个山西来的干部家属，她们两还能相互陪伴。当地人和外婆一家都讲四川话，奶奶一口河南话，别人听不懂抿嘴含笑，她急得全身冒汗。渐渐地，奶奶的河南话夹杂着四川话，大家也能连蒙带猜地和她交流了。
不几月，奶奶水土不服，生病了，全身浮肿。县医院把奶奶转到乐山市医院。奶奶在医院呆了好几个月，全身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最后终于康复出院。奶奶说，她常常后背皮肤瘙痒就是那时落下的，倒是捡了一条命。
奶奶回到井研时，我已经出生了。她也开始了当奶奶的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