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说还休】第五章

三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南昌。南昌火车站比长沙火车站新，吞吐量差不多。上了出租车，我打钟建章的手机，约定见面的地点。他先问，酒店订好了吗？我说，订了，是格兰云天国际酒店。他说，那你直接来我们分站，我们隔得很近。让我再交代师傅一下。我把手机递给出租车司机，他哦哦应着。司机听完，对我说，他们在八一桥东侧，格兰云天在桥西，很近很近，打车起步价就够。

格兰云天依赣江而建。我们的房间在第十六层。 禾苗苗一一检查了套房的设施，夸赞了几句之后，一下瘫在床上，不肯再起身。我拉开窗帘，惊喜地发现，赣江就在脚下。此处的赣江跟岳麓山脚下的湘江很相似：江水缓缓流淌，水量不再丰沛；沙洲在江中心此起彼伏；江中航行的，惟有几艘小驳船。对岸照例是高楼林立，缺乏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巧建筑物。右上角，举世闻名的滕王阁矗立江边，虽然是十几年前重建，气势还在。可惜，周边的高楼丑陋不已，活活扼杀了"秋水与长天一色" 的寥廓意境。

我叫禾苗苗一起来看江景。她赤着脚，哎哟哎哟地叫唤，很不情愿的样子。我揽住她的腰，想吻她，她往后躲，说，不是看风景吗？捣什么乱？她的观察很敏锐，很快发现，赣江跟湘江很相像。我又试着吻她，她顺从了几分钟，然后推开我，说，你不是约了人吗？我有些窘，连忙到洗手间梳洗一番，换了一件干净的浅蓝色衬衫。她问，我也要换衣服吗？不等我回答，她拿起自己的小提包，在里面搜了一下，抖出一条乳白色的丝巾。她随意系在脖子上。我上下打量她，内心不由得感叹，真是天生丽质。

我立刻拿出一盒保险套，动手撕开。她说，你要干什么？

我狞笑着，干什么，就这个。

她说，你发疯了，我们刚换好衣服。

我说，不要紧，坐我身上。我拉过一张椅子，坐上去，扯开裤子拉链。

她嗔怪道，有你这样的吗？说着，她骑到我的腿上。

我们上下颠簸，渐入佳境。

她笑着说，我三四岁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经常听到我爸妈房间里传出唱歌声和讲话声。那时候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几分钟以后又睡着了。

我问，现在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她嘻嘻一笑道，当然，跟我们现在一样。

她按住我，说，歇会儿，我怕你听了会笑。

我停止运动。

她说，听了很多遍，我全记得。我爸最喜欢唱两首歌，一首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另外一首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总是先唱桃花盛开，下面唱抡大刀，使劲唱砍呐，砍呐，一声比一声高。

我笑起来，身体开始颤抖。我一边用力，一边吆喝，砍呐，砍呐。

 

钟建章没有想到我还带一个人，而且是光艳照人的小美人。他有些局促。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不应该带她来。我只好主动介绍说，她是向天明朋友的女儿，没有来过南昌，顺便跟过来看看。等下你介绍一下，南昌有什么好地方。

钟建章轻松下来，说，欢迎，欢迎。不过，南昌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跟长沙不能比。

她惊呼道，连长沙都比不上？我坐这么久的火车，不是白跑一趟吗?

我对着钟建章苦笑，他彻底放松下来，招呼我们坐下。他给我们倒茶水，没有忘记夸奖一下茶叶，又是他老家来的，明前茶，产量不高，市面上难得一见。对这似曾相识的说辞，我只能敷衍地点头。喝一口，味道倒是不错。

钟建章说，你有要事，专程来，我就免掉客套，直接谈谈我所掌握的情况？

他不放心地看看禾苗苗。我说，没关系，放开讲。

夏老板出事，跟那个招标项目直接有关。投标的结果，本市的那家开发公司胜出。圈里人知道，很多投标，不过是走过场，越到基层越是如此。谁是赢家，一开始即已内定，其他公司只是扮演举牌的托儿，帮忙把场面弄得热闹而已。潜规则是，要么大家轮流坐庄，今天你拿这个项目，明天我拿那个项目，要么赢家把工程分解一下，分别转给竞争者。夏先生在中国发展很久，不会不懂个中奥妙，而且，地方政府大力度宣传这次招标，等于给他的公司做免费广告，是一等一的好事。可是，夏老板不按牌理出牌，结果公布后，他不接受，还公开抨击招标是黑箱操作，坚持要讨个说法。

我问，他这么冲？他在江西很有背景吗？

钟建章点燃了一支烟，我注意看了烟盒，是金圣牌的。他吐了几口烟，禾苗苗马上用手赶烟雾。他很识趣，将烟搁入烟灰缸，再浇上茶水。

他说，当然，而且比较硬。他认识二把手耿市长，关系很深。耿市长是省里空投下来的干部，四十出头，前途无量。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地方拿到政绩后，过几年很有可能被提拔，要么回省城，至少异地调动，在其他市做一把手。听说，耿市长有个儿子在美国加州读私立中学，是夏老板一手安排的。

我问，知道是哪所学校吗？

他翻翻放在他面前的一个小笔记本，找到页码，倒转过来，放到我面前，指着一个名字，说，我的英文说不好，就是这一所。

我听过这所学校，录取门槛很高，光有钱进不去。看来，耿市长的儿子很聪明。我含糊地说，好像听过，位置在洛杉矶的东面。

他马上问，学费很贵吗？

我说，还好，一年五六万吧。

他追问，五六万美金？

我点点头。

他很快心算了一下，说，读完大学，最少四十万，对吧？

我再次点点头。

他噢了一声，将笔记本收回。他说，夏老板跟耿市长关系很铁。耿市长力促竞争性招标，引进省外公司，向当地经济注入活水，本意无可厚非。于私，也讲得过去。不过，夏老板可能不清楚，耿市长跟市委书记一开始就不和。书记是本地人，从基层起步，前后经营了四十年，关系网极为庞大，耿市长根本玩不过他。书记干满这一届就退休，市里的房地产公司是他侄子开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结局。

我无奈地摇摇头。

他说，这种情节，听起来老掉牙是不是？但是，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日复一日地重复着。

我说，那夏老板也不至于要坐牢哇？

钟建章抓住烟盒，正要掏香烟，突然想到什么，手收回来。他喝了一口茶，吞下去的时候，喉咙发出很响的回声。他说，夏老板受的指控是，企图贿赂政府官员，谋求不正当经济利益。 

我问，贿赂谁？耿市长？

他摇摇头，说，猫腻就在这里。我掌握的情况是，夏老板的贿赂对象是国土局的两个科级干部，位置离耿市长很远。但是，这两个干部都是樟树人，跟耿市长是老乡。所以，矛头所指，谁都清楚。

我问，知道夏老板被关在哪里吗？

他说，知道。

我说，可以安排我们见见面吗？

他有些为难，说，可倒是可以。不过，我先问你，你在美国是执业律师吗？

禾苗苗一直像是漫不经心地听着，这时，她突然惊醒一般，问，你是美国人？

我说，不是。我是中国人，住在美国。

钟建章看着我，一副等着看笑话的表情。我管不了那么多，直接回答他的提问，说，我是执业律师。

他说，根据中国法律，外国律师不能在中国当代理人，当事人必须请中国当地的律师，外国律师只能担任顾问的角色。

我说，我了解。我没有说清楚，我没有打算当夏老板的辩护律师。其实，我在美国已经不经手具体案件。我是受人委托，打听清楚他的行踪，一旦出事，确定中国法律可以保护他的权益。具体法律程序，我不会参与。

禾苗苗看着我，表情复杂。我再次后悔，为什么要带她来？！

钟建章面有难色，说，南昌不是大城市，律师倒是有，出色的有限。我认识几个，信得过的话，我牵牵线，你直接跟他们联系。都是同行，看人更准。

我说，不用客气，中国的事情你最清楚，你看得上的律师一定不含糊，我一切听你安排。

他很高兴，搓搓手说，好，就这么说，我先联络一下，定下来把结果告诉你。不过，我要给你打打预防针。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像美国，事事靠律师，钱多的找好律师，钱少的找差一点的律师。

禾苗苗插进来问，那没钱的呢？

我和钟建章不知道如何回答。她自己说，没钱的不请律师，全招，等着打靶吧。

钟建章连忙问，长沙人也作兴说打靶？南昌人说枪毙，也是说打靶。

禾苗苗右手举起来，指着他说，南昌人也作兴讲作兴，跟我们一样耶。

钟建章微笑地点头，然后正色地对我说，中国的国情是，这类案件，律师可以发挥的作用有限。真正的博弈是在法庭外。所以，我跟你提几个建议。

我摊开双手，表示愿意洗耳恭听。     

他先问，夏老板是美国籍吗？

我回答说，是。

江碧芸给我的卷宗里面，有夏老板美国护照首页的影印本。

他说，我建议，第一，你立刻跟美国使馆联络，把夏先生挂上去。美国使馆可以介入的话，起码可以保障夏老板的基本权益，当地公安机关处理起来会非常谨慎。

我说，万一他的罪名成立，会受什么惩处？

他说，这个我不好乱讲。到时候，你直接问中国律师。

我说，夏老板如果真的触犯法律，受到公正的惩处，我想，我的客户可以接受。如果他只有单纯参加投标，发现招标过程不公，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小心得罪了其中的利益人，最后被人陷害，硬被扣上什么贿赂罪，这就很不单纯，这个套子不好解吧？

他的眼睛流出笑意， 说，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基本上取决于法律外的因素。我不相信，夏老板在中国玩房地产十几年，做到今天的规模，他只有耿市长一个靠山！房地产是什么人玩的？是有通天本事的人。一般的麻烦根本撼不动。

禾苗苗跟着进入状况，变得紧张起来。她提醒我说，要不要换茶水？我不置可否，她站起身，钟建章给了她一小罐茶叶。她开始冲茶，看得出，她没有冲茶的经验，显得有些笨拙，鼻子紧张得出汗。钟建章还是夸奖她说，湘妹子，天下第一，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我不由得心生爱意。想想，带她过来也未尝不可嘛。

钟建章又正色道，第二个建议，积极寻找有力可靠的关系，只要有关系，找对了人，不要说夏老板根本没有贿赂，就是真的贿赂了官员，只要不牵涉国家安全，他照样可以全身而退。

我不太认同，问，确定？

他的眼睛变得锋利起来，说，确定。即使他有海外背景，听起来比一般情况复杂一些，解套的规矩最终还是一样。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你，这件事不能拖，拖下去，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情况会发生根本变化。那时候，法院出于国情、民情，一定会选择跟检方配合，那时候，你们可以运作的空间会无限缩小。

我努力消化他讲的话。

他接着说，所以，你们应该动员一切可能的手段，无论如何要赶时间，赶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解决问题。

钟建章看看自己的手表，站起身，说，你们路上辛苦，我请你们先去吃个午饭，我们可以边吃边谈。

我说，你太客气了。

他摆摆手说，哪里，一顿便饭而已。我陪你们下楼，你们在门口等我，我去取车。

我们站在门口，禾苗苗瞪大眼睛，对我说，我一直以为你是北京下来的领导。我还担心，你这么不小心，碰到别的女孩没准儿会惹麻烦。

我正要说话，我的手机响了，我拿起来，是钟建章的号码。我往后退几步，背对着禾苗苗。

钟建章说，刚才有些话不方便当面讲。你听就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夏老板有一个女朋友，就住在南昌。他们相处几年，关系很亲密。那个女人手头掌握大量证据，对夏老板很不利。听说，她在犹豫，要不要把材料全部兜出去。如果现在没有人及时制止，一旦她把材料送到反贪局，恐怕谁也保不住夏老板。听我讲，这几年，好多官员、名人被情妇、女朋友放倒。这些人，天大的事情不跟老婆讲，只跟情妇、女朋友分享，有时候还让她们直接参与。所以，我听到夏老板有这么一个女朋友，听到她手头有举报材料，我一点也不惊讶。

我合上手机。禾苗苗奇怪地看着我。我装傻，低头看了自己几遍，问，我的裤档 没有开吧？

她想说什么，正好钟建章的车缓缓地停靠过来。他开的是福特的君威车。我们上了车，坐在后坐。钟建章说，我带你们吃一个南昌的特色菜，叫三室两厅。这几年冷一点，前几年特跑火，要提前几天订位。

禾苗苗问，什么叫三室两厅？

他说，就是家里改建的餐厅，大多数设在三室两厅的单元里面，主要是夫妻搭档。菜嘛，基本上是南昌的家常菜，经济实惠，味道很地道。他们只做一中一晚两顿，客人的时间很充裕。有的主人很灵活，让客人定菜单，他买材料，按客人的意思做。

餐厅在一幢民楼的底层，外面没有招牌。进门之后，一个系着围裙的中年男子将我们引入饭厅，自己进了厨房。女主人在餐桌上摆酒水，看到我们，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简单喧哗之后，钟建章没有谦让，抢似地坐到主位，我和禾苗苗分坐两侧。

不一会儿，菜出齐，色彩不是深红就是深黄，一看就是辣的或是酱油泡出来的重口味菜。钟建章举起手中的杯子，说，欢迎二位到我们英雄城南昌。下午大家还有事情，我就请二位吃个便饭，只喝饮料，不喝酒，请包涵。

我们也举起杯子。我说，你太客气。

他用筷子点着桌上的菜，对禾苗苗说，都是辣的，对口味吗？

禾苗苗说，我是长沙人，不怕辣，就怕不辣。她指指我，说，不知道他怕不怕辣？

我说，我是东北人，在湖南大学念本科，吃辣跟本地人比还有差距，抗辣能力倒是蛮高的。

钟建章说，那我就放心了。他帮禾苗苗夹菜，她看起来不太自在，他就没有再夹。他说，我有一些朋友，从外地来，说要吃南昌的特色菜，但要少辣。我说，到南昌不吃辣，不就是到美国不吃麦当劳吗？我说可以要求少放辣，厨师不答应啊。

我吃了几个菜，味道都不错。我说，是呀，湖南人爱吃辣，江西人爱吃辣，两个省在吃的方面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说得对。不只是饮食方面，民风方面也像。比方说吧，我们江西人同样剽悍，性子暴烈，不平则鸣。共产党打天下，从南昌发难，在井冈山扎根，由瑞金开始长征，方方面面都跟江西有关。参加长征的红军八万人马，江西人占几万。

我插话说，不过，好像当大官的是湖南人，在底下冲锋陷阵的江西人居多，对吧？

他叉了一筷子蒜苗腊肉，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说，这个说法比较普遍，有一定道理。湖南出了毛泽东、刘少奇这样的顶级开国元勋，后来又有胡耀邦、朱镕基这样的党政要人，江西呢，虽然号称有几个革命的摇篮，结果同一档次的领导人一个也没有。江西那么多人参加红军，可是，开国将帅里面，元帅、大将加起来一共二十位，江西人一个没有。中将、少将等等就搞人海战术。我有朋友讲，同样爱造反，湖南人在顶层运筹帷幄，把天下搅乱；江西人至多当个好马仔，摇旗呐喊，声音弄得很大很响，到忠义厅排座次，只能坐后头，坐角落。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新奇，问，但是你不同意？

他说，我不同意。历史是个奇怪的动物。江西闹革命，起步是比上海、武汉、长沙晚，但是，这并不表示江西人不能当老大呀？设想一下，如果井冈山的王佐没有被错杀，如果方志敏没有在下沙窝就义，一直活到新中国成立，如果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陕北摆平了第一方面军，而不是相反，江西人的地位绝对不一样。

禾苗苗对我们的谈话不感兴趣，像昨天晚上一样，只顾着吃饭。钟建章打住，转而问她，我们讲的远古史，你听得进去？

她的筷子夹着米粉蒸肉，说，听着呢。你们在说，江西人像湖南人，脾气暴躁，爱闹事，但不太会做官，运气也差，当不到厅长、院长，只能做科长、乡长。

我和钟建章对视一下，继而大笑。

钟建章笑过之后说，说老实话，江西人有个致命伤，喜欢内耗，喜欢排外。中央委派干部来江西，点谁谁不乐意，他们怕呀。他颇具深意地说，夏老板毕竟是江浙人，还是海归，可能低估了我们江西人的特性。

我们没有再谈什么。钟建章不愧是饭局达人，桌上摆的不过是几样家常菜，他一一加以点评，经他的嘴巴一摆活，好像我们吃的是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男女主人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站在旁边，对钟建章的点评频频点头。男主人给自己倒了一杯雪碧，说，我以水代酒，敬钟站长、敬二位客人。女主人乘机敲边鼓，说，我老公今天特别高兴，平时他喜欢躲在厨房不出来，叫他给客人敬酒比交税都难。

这时，禾苗苗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手机，嗯啊了一番，一脸不情愿的样子。收了手机，她说，院里组织送戏下乡，有几个演员请假，刘导选了几个学员顶替，我是其中一个，不去不行，明天就要出发。那我先回去？

钟建章忍不住说，你是演员？怪不得这么有气质！

禾苗苗听惯了类似的奉承，敷衍地说，哪里有哇。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事情来得突然，我有些不舍。但是，自己公务在身，委托人跟自己的关系不同寻常，跟这个女孩纠缠下去，于公于私讲不过去。再说，我现在的性趣不高，留住她怕妨碍正事。

我说，好吧，你先走，下次有机会再来。我特意加一句，回去代我跟向部长问好。她没有反应过来，钟建章识趣地站起来，说，我去那边结账。他进了厨房。

我迅速拿出一个信封，往里面装了一万人民币。我把信封交给她，她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给你买车票，还有路上的零花钱。她的脸腾地红了，她本能地想推托，这时，钟建章出来，她迅速将信封收进她的小包，低声说，谢了。你一定要跟我打电话。 

我们把禾苗苗送到火车站。她下车后，直挺着身体，步态从容不迫，始终没有回头。看到我脸上难以掩饰的惆怅，钟建章羡慕地说，你老兄艳福不浅，湖南妹就是漂亮。

我心里百感交集。今后，我要是不主动跟她联络，她的背影恐怕将成为我记忆中的绝版。跟她相处前后不到24个小时，她带给我的欢愉不是一万块钱可以轻易换到的。我想，这根线无论如何不能断。

我回过神，从包里再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两万块钱的银行卡。我打开副驾驶座前的文件箱，说，这是一点意思，放这里？

他早已有期待，没有阻止我，嘴巴还是客气说，我只是提供了一点信息，没有做太多工作，不用吧？

我们没有再说话。

车快驶到市中心时，他打破沉默，说，那个湖南女孩很不错。不过，我想我们是同辈人，多少见过一些风雨。我觉得，红颜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可以玩出境界，动真情就要当心。

我觉得他话里有话，接过来问，夏先生的女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车开到一个很宽阔的广场，他说，这是八一广场，南昌的中心。往北走几分钟，有一家江西饭店，以前的对外接待饭店，装修过，号称五星，我们到那里喝一杯？

我说，可以。我来埋单。

我们拐进饭店，上了三楼的咖啡室。点过茶水后，他没有跟我客气，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火抽起来。站在旁边的一个女服务员犹豫了一下，还是弯下腰，小声提醒说，先生，这是无烟酒店，请你不要在这里抽。他仿佛没听到，接连吸了几口，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他掐灭了烟头。

他开始介绍夏老板女朋友的情况。

她叫谢京瑚，估计三十出头，是日本留学的海归。回国后，先在上海发展，前年到南昌，在昌东开一家日本料理店，生意很行。据说，她在日本赚了不少钱，在上海做得也不错，跟夏老板交往，感情成分很高，真正的红颜知己。夏老板在红谷摊新区一个楼盘买了复式单位，是他们的爱巢，平时空着。夏老板被拘留，缘起于赣西那个开发项目，但是，谢京瑚最近发话，她手头有夏老板在湘赣两省触犯法律的铁证，她正在考虑要不要跟有关部门联络，让夏老板把牢底坐穿。

我忍不住夸赞说，你的工作真细致。

他说，不是吹，我们没有打听不到的事情。没有这个能耐，中央怎么会这么重视我们写的材料？

我转换话题，问，谢京瑚在考虑要不要举报，决定因素是什么？

他说，这个需要认真琢磨。我想，她不像吓唬人。真要吓唬，对象不明确。我断定，她手头真的有料。我讲过，这几年，不少官员下台，都是跟情妇关系摆不平，情妇红颜动怒，兜出重磅炸弹，上面不得不处理。

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做什么？

他说，起码见她一面。有没有效果，见面之后自然知道。我的渠道已经走到尽头，不太可能再发掘到什么东西。你从美国来，律师出身，她是日本海归，你们的经历有交接点，她可能对你有信任感。只要她愿意开口，凭你的训练和判断力，说不定可以找到关键所在。怎么解决，只是技术问题，你说呢？

我为难地摇摇头，说，我看有难度。人心难测，况且，听起来她不是平常的女人。她下了决心，旁人很难阻挡得住。

我们沉默下来。我喝了一口咖啡，发现已经变凉，只有苦味。他扬起手。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他说，咖啡凉了，很难喝。马上换新冲的。

他说，我只是给你再提一个建议。要不要去，去了谈什么，你自己决断。他拿起手机，搜寻了一番，说，我有她的号码，你记一下。

我将号码输入自己的手机，想马上拨过去，转念一想，还是仔细考虑清楚再说。这个电话很重要，处理不好，恐怕没有第二次机会。

他说，我认为，夏老板的事情还是可以操作。说到底，他不是什么商界大鳄，不是李嘉诚一类的人物。夏老板也没有触犯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他犯的事情，发生在一个相对贫穷的中部省份，一个相对贫穷的边远城市而已。这种事情，中国每天在发生。

我有些懂他的意思，但是，还是求教他问，这意味着？

他说，这意味着，只要谢京瑚不举报，只要夏老板的靠山可以动用，这件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发生的一切只被雨打风吹去。

      我点点头，说，懂你的意思。我还想说下去，他的手机响了。他看了显示，说，正好，是杨律师，你来之前，我预先跟他谈过，在我们南昌，他属于顶级的律师。我先说几句，你再跟他讲。

他跟杨律师客套几句，将手机递给我。

      我接过来。杨律师说，听钟站长说，你是美国的律师。我说是。他说，我在美国读过LLM，十年前，在加州圣地亚哥的西部法学院。

我说，不错的法学院。这么早在美国读LLM的中国律师不多吧？

      他说，真的很少。我只读了一年，花掉三十万，到现在还没赚回来。

      我当即认定他就是做夏老板律师的人选。说不上确切的原因，我喜欢他的风格。一听就是聪明人，但没有太把自己当回事。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看来，钟建章的确在认真帮忙。我感激地对钟建章微笑了一下，他或许不知道我微笑的用意，他回头张望了一下，想知道我对谁示意。

      杨律师说，我在贵阳办事，今天赶不回来，本来要请你喝茶。长话短说吧，夏老板的事情我听了钟站长的初步介绍。纯从法律层面讲，他的问题不大；从政治层面讲，他的事情就难说。我只能做分内的事情，法律外的事情你自己考量，可以跟我商量，也可以不商量。

      我说，你讲话像我们那边的律师。你在西部法学院化的钱，没有白花。

      他说，我是看人说话。对国内的客户就要换方式，要不没饭吃。

      我说，好吧。我现在就决定，委托你办夏老板的事情。你的条件是？

      他说，我们的委托费是全国标准。我会给你传一个委托书，上面会详细载明有关条款。不过，夏老板是外籍，有些具体问题，恐怕跟国内的处理不一样。

      我听懂他的意思。我说，我可以在标准之上付费。

      他说，好，就这么说。请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我收了手机，还给了钟建章。

他微笑着说，这么快就下聘书？我还想让你多谈几个呢。

      我说，这一行做久了，看人还行，而且，你强烈推荐的人，还能有错？

      他的手机又响了。他看了一眼显示，没有接。他说，这样吧，我的任务差不多完成了。你这么信任杨律师，你们以后直接联系。我先回社里，不陪你了。你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联络。噢，晚上你方便的话，我到酒店坐坐。可以吗？

      我说，请便。够麻烦你了。

      我搭钟建章的车，回到格兰云天酒店。上楼进了房间。房间里面还残留有禾苗苗的气味。我深吸几口，觉得有些猥琐。我开始后悔，买了几盒保险套，到底没有用光，现在成了莫大的遗憾。我拿起手机，想打给她，才要按键，又想，说什么呢？一夜风流，我已经付清了，或者说还清了，我还想要什么？真要包个小情人？钟建章一再说到红颜的危害，本身的道理没有错，算是忠告吧。

      我万难地收了手机。

我洗了个冷水脸，让自己清醒过来。

      我打开窗帘，搬了椅子，面对赣江而坐。

      我整理好思路，打开手机，仔细将谢京瑚的号码敲进去。手机响了五六声，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传过来，喂，哪一位？

我报了家门，说自己从洛杉矶过来，是夏老板的朋友。

她沉默了几秒钟。

她最后说，夏老板这个人我不认识，你打错号码了吧？

我说，夏老板被拘留，我们很担心，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她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开口说，我这个号码很少人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自顾自讲下去，我先去长沙，找到他的公司，他们告诉我夏老板在江西办事。我追过来，刚刚知道他出了事。给我号码的人在南昌很有身份，很可靠。他介绍说，你跟夏老板挺熟。我想，你有机会见到夏老板的话，请转告一下，他的家人很惦念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让他平安回去。

我开始听到哽咽声。

我握牢手机，不敢多言。

她最后说，你是头一次到南昌吧? 我说是。她说，你是客人，我请你喝茶。

我大喜过望，说，怎么可以让你破费，还是我来吧。

她不理会我的客套，直接问，你住哪里？

我说住格林云天。她说，一个小时后，我们在迪欧咖啡见面。告诉出租司机，是抚河大道上的那一家。

我很快梳理好，换了一件新衬衣。出了酒店，想不到出租不好打，足足等了一刻钟。我给司机报了饭店的名字，他说，过桥就是，在起步价之内。我看了他的上岗证，

发现他的名字很特别，叫罗丝定。我说，罗丝定，真的是你的名字?

他憨厚地一笑，说，男子汉大丈夫，名字还有假？是老外婆取的。

我问，有特别的意思吗？

他答道，有哇。我出生那年，正是毛主席号召全国学雷锋的时候。雷锋喜欢说，不求名，不求利，做好普通的螺丝钉。我外婆是个街办小学的老师，是我们家最有文化的人。我妈一生我，外婆给我定了这个名字，跟螺丝钉一个音。

我说，那个时代，很多名字就是这样取的。

师傅说，你说怪不怪，我的一生真的很普通，从小到大，一件风光的事都没有。我讲给你听听，从小学开始，我从来没有当过班干；到部队，一直是战士；退伍进工厂，在同一台机床上班，一直到下岗；娶的老婆，也是一路的货。她在公司上班，老板老是记不住她的名字。有一次公司联欢，她上台唱了一首南昌采茶戏，老板说，那个谁谁谁，唱得蛮好吗。名字又讲错了。我的女儿写作文，题目是：一个普通人。她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一直在等待这个作文，因为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最普通的人。

我感慨地说，普通有普通的好处，平安哪！

他呵呵一笑，说，真的没有错。别人碰到我这样的命，说不定天天发牢骚，还会改名字。我觉得没有什么，更不会改名字。男子汉大丈夫，名字不可以改嘛。人生在世，是什么命就是什么命。命好的人，也是活七八十岁，总不会活两次吧?

我问，你一天开多长时间的车？

他说，十六个小时。

我说，吃得消吗？

他说，现在马马虎虎，以后讲不定。

到了落车点，师傅说，这个咖啡店不错，服务很正规。

我手头的钱，最小的是五十元，我递给他，说，我要马上进去，不用找。他很大声地喊住我，等一等，我要找。我接过零钱说，多谢，下一次说不定还能碰上。他说，前头真的有客人又搭我的车，说我的名字好记。

我站在门前，拨了谢京瑚的手机。她告诉我，她在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