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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青春祭 (11) 急转直下(一)

(2018-02-28 09:38:37)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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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急转直下(一)

当时我们的单身宿舍是两个人一间,我的室友叫洪刚。

洪刚和我曾同为北京101中学的初三学生,但不同班。他个子不高,身型也偏瘦弱。他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但父母不属高干。洪刚是厂里的一名卡车司机,人缘极好。我后来看到一些北京学生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曾经帮助过那么多的人。他为人温和,与世无争,骨子里不乏豪爽之气,却表现不出来。因为时常走南闯北,天冷的时候他总披着厂里发给司机的皮大衣,想表现出一副江湖气,但就是不太像那么回事,总觉得是欠着那么一点狠气。

一天突然听说洪刚被叫到厂保卫科去了,而且竟然到晚上还没回宿舍。我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有点匪夷所思。

第二天一早他讪讪地回到宿舍,我大喜,赶紧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是不说,情绪相当低落。我没多问,没事就好,急着上班去了,还顺便告诉了几个哥们,洪刚回来了。

第三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从厂保卫科打来,让我过去一下。我没多想就去了,一进门发现里面不是我们保卫科的人。来人自我介绍,他们(一共两个人)是县公安局的,主审姓陈。难怪,一副毫无表情的脸和一双居高临下审视人的眼。

通过公安的询问,我才明白这两天洪刚的种种怪异是怎么回事,现在轮到我了。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次纠缠的是我们几个厂里哥们在北京的一次聚会,时间应该是1976年9月毛泽东追悼会之后或10月初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地点是洪刚在北京的家,确切地说是他父母的家。

文革中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大消遣是“小道消息”,即不见于明面的各种有关政局的消息。北京,特别是干部子弟圈子,当然是小道消息的源泉。以往厂里每有北京学生,特别是干部子女,从北京探亲归来,连我们的厂领导在路上碰到有时也会凑前问问有什么小道消息。

我们几个哥们是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前后回北京探亲的,当时中国出了那么大的事,当然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更多的消息,同时也想一吐心中的感触。连钟君,这个在北京没家的人也跑到了北京,我们相约在洪刚家里见面。想想都激动。

高谈阔论,口无遮拦是我们这帮哥们聊天的特色。而乐都县公安在1977年一月底二月初开始对我们的审察是看看能不能以我们的聚会为突破口挖出我们,特别是钟君和孙君的不轨言行,再进一步看能否把我们这些人定为一个有组织的 “反革命” 集团,再看我们这个 “集团” 是否预谋了1976年底的 “破坏生产” ,从而尽快给钟、孙定性判刑。

我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而且不是一般的严重。

我相信我们那帮人里面没人会说那天的聚会是个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会议,但鬼才记得那天我们都“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正因为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会议,聚会中的谈话当然都是信口开河,七嘴八舌,只求一时痛快。没有人关注谁谁说了什么,更没有人去记录。又正因为当时是信口开河,所以更有可能被人误解,事后凭想象加油添醋。

陈公安开宗明义,点明调查的是我们在洪刚家的聚会。要我交代当时聚会的时间、地点以及都有什么人参加,每个人都说了什么。我勉强说出几个名字,就说不下去了。陈不急不躁,说有的是时间等我想,其间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张平面图,连当天参与人谁坐在哪里都知道。

此时距我们那天的聚会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我无辜地表示想不起来也合乎情理。我在陈公安对面干耗着,时间过得特别慢。陈公安抓住时机地跟我交代政策:完全坦白自己的言论又能揭发他人的,将会在最后的处理上从宽考虑;而顽固不化者后果会很严重。这种八股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多了,如今落到自己头上,还真是别样滋味在心头。

陈公安反复告诫我,即使你不说,有人会说。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例子:一个农村人曾偷听敌台[1]十五次,后被揭发。因拒不交代,最后被判十五年牢刑。他告诉我,我们这些人的性质要严重得多:有思想,有言论,还有行动,也少不了偷听敌台。

当时人都清楚,且不说已经被抓的钟君和孙君,就连我们这些被调查的人一旦被定性为“不满时局”,即身背“反”字,不管最后抓与不抓,不但自己永世不得翻身,还将连累家人、亲友及后人。从五十年代反右斗争开始,因一句话,一句断章取义,加油添醋,甚或穿凿附会的话而被定性的例子太多了。

僵持了不知多长时间,陈公安让我离开,随时听候传审。临走告诉我不得向其他人述说今天的审讯。其实我也根本不想去和其他人“串供”。在这种压力下,谁知道我今天说的话明天是否陈公安就知道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老老实实地把供串好了,到公安面前说得都八九不离十,等于帮公安把案给坐实了。不干。我不想让别人启发我“想起”什么。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拼命地想那天有没有,有什么“出格”的言论。

1976年10月初的话题,很容易集中在毛泽东、四人帮、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身上。而年底当钟、孙二人被抓的时候,中央还在 “继续批邓” 。到了我们开始被审查的1977年二月间,从上到下有一股越来越强的拥邓潮流,但邓小平仍在华国锋的推阻下没有复出。这种局面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当时所说的任何话都有可能掉进一个让我们不好解释的陷阱。

据说当时青海有一个老农在林彪还是“副统帅”的时候,看着林和毛的照片说,林彪是个奸臣。他理所当然地被抓了起来,当了“反革命”。后来林彪倒台了,他说我早就说林彪不是好人,但仍没人给他平反,因为他攻击的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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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中国在文革的大部分时间里除朝鲜外在国际间没有朋友,因此在地方官员的心目中凡属中国大陆以外的电台均属敌台,凡是收听到“敌台”的人都是偷听。我们后来的车间党支书在政治会议上历数敌台国家时不只一次提到朝鲜还得到下面听众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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