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之谜

 康生之谜 

 康生的仕途，起家于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但他在党内迅速的攀升，是因为他背叛王明而甘愿做毛泽东的主要助手。1937年11月，初到延安的王明，受到毛泽东的亲迎，并一时赢得延安知识界的拥戴，那时的康生还在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然而，当他敏锐地嗅到毛泽东要与王明翻脸时，就迅速背叛王明而投入毛泽东的怀抱。因为，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竭力撮和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苏联‘契卡’的经验，而得到毛泽东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的，继而成为毛泽东手中的一把利剑。

    康生为了讨好毛泽东，从1938年就变成了批王明的急先锋，他在表面上仍然与王明十分亲近，经常到王明住处去，以亲信的姿态与王明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的住处，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他还把过去和王明在上海临时中央时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的身上。康生还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对王明的“义愤”，和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发起拥毛倒王的运动，由此获得了毛泽东完全的信任，他的仕途也随之腾达。1939年2月，毛泽东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头目，自称中共的“捷尔任斯基”,为他在整风时期滥用权力奠定了基础。到了整风时期，他几乎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前台打手，一跃而成为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二号人物，身上又有了更高的职位：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那个时候的康生，可谓威风八面、霸气十足。闲暇之余，他很喜欢穿俄式皮夹克、脚登长皮靴、手牵狼狗散步，身后还跟着多名保镖；整风中，他变成了毛泽东手中的狼狗，毛让咬谁就咬谁！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刘少奇、康生等人的支持下，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右倾投降路线，周恩来因为认错态度好而得以留在核心层内。到1944年后半年，毛泽东认为“整风”的目的已经完满达到：他的对手一个个的身败名裂，而他本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却不容挑战的领袖。于是，他又开始为达到下一个目的而抛出替罪羊---康生。

毛泽东把罪责推给康生，

    整风使恐惧和压抑笼罩着延安，导致了党内外人士的普遍不满，甚至造成了党内分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刘伯承、叶剑英、博古、王稼祥等受到整肃的党内大老，与毛泽东的整风打手刘少奇、彭真、贺龙、陈毅、特别是康生等人之间，已经积下了很深很深的恩怨：这两部分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他们互不信任，充满猜疑，在有些情况下则是公开敌对。虽然在表面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当毛泽东通过整风取得党内独尊地位后，他必须出面收拾残局，消解党内的普遍不满和怨愤，扫除恐怖和压抑的气氛，以便全党能够真心团结在他的周围，为抗日胜利后与蒋介石内战作最后的准备。在毛泽东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中共高官还将为他所用。所以，毛泽东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缓和矛盾、化解恩怨、加强党内的团结，他必须找出收拾整风残局的办法与前台打手，把整风全部的罪过都推到康生的头上。
    为什么毛泽东要抛出对整风居功至伟的康生？因为，毛泽东的前台打手康生运用秘密警察、刑讯逼供和公开批斗等手段，制造出“除了恐惧，还是恐惧”的气氛。翻看能够找到关于延安整风回忆，无论是拥毛者还是批毛者，无人不表示出对康生的厌恶和愤怒，即便是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俄文翻译师哲，在忆及延安整风时，也把全部罪过推到了康生头上。师哲在口述回忆录中提到王明和康生俩人时说：“反正王明和康生的‘宝座’是中国人的尸骨垫起来的。”谈到整风时期的“抢救运动”，他专门列出两个小结，题目分别是“康生专政’”和“康生‘才能’”。他说：“康生‘抢救运动’搞得‘特务’遍地，人人自危，各级干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以杨家岭为例：中央机关也在‘抢救’，柯庆施的老婆已经被逼自杀了，柯庆施还在没完没了地挨批斗。”他还列出康生发明整人的手段：１，精神折磨，刑讯逼供；２，挑拨离间，互相揭发；３，审查档案，无限上纲；４，布置人员，引蛇出洞；５，坦白光荣，备受优待。

    当时，身在延安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对康生也极为反感，不仅是因为康生监视着弗氏一举一动，更因为康生作为情报局的头子残忍无情。据弗氏说：“康生局里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中央医院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 “在许多机构中，揭露出来的日蒋‘特务’占干部总数百分之百，在其余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说了就算。”所以，弗氏在日记中甚至用“刑官”的称谓代替“康生”之名。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鉴于整风可能造成中共内部的分裂，斯大林决定出面干涉，毛泽东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绝密电报，时间是1943年12月22日。密电要求：1，坚持国共统一战线；2，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3，担忧中共某些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4，特别提到对康生的疑虑。电报说：“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毛泽东接到季米特洛夫的来电后，立刻开始三个层次的运作，1，向苏联表示忠诚，强调整风并非整肃“亲苏派”；表白整风的光明正大，让任弼时、周恩来等人向苏联澄清关于毛泽东整人的“传言”。2，通过利诱和恐吓王明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王明不得不违心的认错，以此来堵住莫斯科的批评。3，让康生作整风扩大化的替罪羊。毛泽东本人太知道康生的邪恶和残忍已经招致太多的怨愤和党内的分裂，也知道那些遭受野蛮迫害的人与康生和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抛出康生不足于平复党心民意所遭受的巨大伤害。毛泽东这种先利用再抛弃的办法，无非是其老一套的权谋：我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和制定整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达到了整顿党风、统一思想和加强团结的目地的，而整风中出现的过火现象则是由于康生等人的错误执行所造成的，与我毛泽东无关。
    如此权谋成功的实施，需要几大步骤：１，毛泽东本人出面批康生；２，动员毛泽东的追随者、也是康生的同党起而批康；３，最重要的第三步，找到一个在整风中受整肃的党内元老出面，让他不计前嫌地通过批判康生来为毛泽东开脱。４，尽管已经有了替罪羊，毛泽东还是要做出承担责任的高姿态，但康生承担的是实实在在的责任，而毛泽东承担的是抽象虚幻的责任。也就是说，当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共两党内战即将登场之时，毛泽东最需要的不再是党内整肃而是全党的团结。所以，尽快让全党摆脱整风的阴影，不仅需要毛泽东本人出面指责康生，更需要一位有分量的前台打手，正如整风时期需要康生充当前台打手一样。
    虽然，人们对整风运动怨愤非常普遍，但只要毛泽东不公开表态，就无人敢于公开表达不满和批判康生，只能在私下里发泄怨愤。所以，要舒缓人们积淤在内心深处的怨愤，只有让他们把对康生等人的私下指责转变为公开的批判，这也只有毛泽东本人亲自开头才有可能。一旦毛泽东决定抛出康生作替罪羊，他本人便开始公开的指责康生，毛泽东反反复复的强调：在整风运动中，康生走的太远了，使正确的整风出现了偏差。他指责康生滥用权力，煽动起整人运动、滥用各种整人的手法，搞乱了很重要的工作，严重的破坏了干部的政策。以前支持康生的人和参与整人的其他人，也学着毛泽东的样子，纷纷起来把罪责推到康生的头上，在整风总结会上对康生群起而攻之。彭真也是整风运动中的主要打手之一，直接听命于康生。但当毛泽东开始批康生之后，彭真和下级工作人员公开抛弃他们的上司。他们害怕被谴责和孤立，尽量与被他们‘鞭挞’过的人、特别是与中共中央主席新同事们建立关系。这些人青云直上，权力和影响不断增大。”“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生有任何私交，而且在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生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

让周恩来充当批康生先锋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为中共元老，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而且，在延安的整风前党史上，周、毛两人先后在军事、肃反、土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有过不小的分歧，直到经过了延安的整风，两人的地位才彻底变为毛为君而周为臣。
    在整风中，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重要整肃对象之一，周不得不作检讨。自此以后，周便完全匍匐在毛的脚下，充当毛的得力奴仆。毛与周之间发生的冲突，大都不是因为周真有意冒犯毛，而是由于毛的不讲理和猜忌。周得以屹立不倒且享受身后哀荣的秘密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在毛面前进行自我作贱的表演。在张国焘、王明等中共前要人的回忆中，在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中，在高文谦对晚年周恩来研究和高华对延安整风研究中……尽管他们对周恩来本人的评价有所分歧，但在如下这点上则是惊人地一致：在霸主毛泽东的面前，周恩来可谓最肯于放下身段、抛开自尊的典型，也是最善于作自我检讨的典型。
    1942年后，在经过整风洗礼的延安，毛泽东在党内权力和声望已经达到“如日中天”，中共高层各色人等怀着各自的目的，开始了一场向毛泽东献媚的争宠效忠竞赛，被毛泽东重点整肃的留苏派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被毛泽东批判为“经验派”的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在残酷的斗争和无情地打击压力下，一个个都企图借吹捧毛泽东来度过整风的难关；“拥毛派”刘少奇等人更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层楼。也就是说，延安整风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清算政治对手——王明、博古代表教条主义和周恩来、彭德怀代表经验主义；另一方面是发动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造神运动，由刘少奇领衔。在中共历史上，此前从来没有过颂扬领袖的传统，对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毛泽东的同僚们率先对自己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并迅速把毛捧为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
    当时，这种捧毛颂毛的行列几乎囊括当时的中共高层，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陆定一、康生、王明、张闻天、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等，周恩来当然不会例外。而且，周捧毛意义远比其他人重要。因为：作为党几个历史时期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他老干部将有着重要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头呢？在毛泽东被捧为党内独尊后，由刘少奇鼓吹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全党的“圣经”。毛泽东在日常事务中与党内其他同僚拉开了距离，他的演讲已经变成了“主教兼先知的布道”，坐在下面听讲的党内高官们则是信徒。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泽东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的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泽东的面前的第一排，有意的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
    毛泽东不愧为玩弄政治的老手，他为平息众怒和收拾残局，选择已经完全臣服的周恩来收拾整风的残局，让他充当整肃康生的前台打手，再次显示出毛泽东权术的老辣阴毒：首先，周恩来在党内的老资格和在整风中被整肃的遭遇，对于整风中那些倍受冤屈的老干部极具劝诱力，可以利用周恩来的威望收买众多被整肃者的人心。其次，毛很了解周的人格弱点，已经完全屈从了的周恩来，自然最愿意找机会在毛面前表演忠诚，毛就恰逢其时地给周提供向毛献媚的机会。所以，在纠正整风偏差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其他与会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周恩来突然站起来发言，讲话的矛头直接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并公开指责整风运动。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泽东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生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首先，他竭力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的负责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局头子的威信。这样做，不仅周恩来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的在康生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失势的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因为周恩来太清楚了：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
    就这样，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控下，通过对整风纠偏和批判康生，毛泽东的目的果然完满地达到了。因为：事情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展。现在，中共中央主席想把整风发生‘偏差’的过错全都推到康生头上，自己落个一身清白。很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中共中央主席把情报局头子写的所有文章都交给博古修改。博古是康生的死对头，他始终没有跟康生讲和，而且总叫康生感觉到，自己是个不足取的人。毛泽东越来越有权威了（这种权威在中共党内事实上是有争议的）。他把犯了罪说成是立了功！事实上正是这样。现在，他享有‘先知’和‘青天’的名字。人们感激他，让他们重新工作，感激他尊重他们，以及公正地对待他们。党员都高兴了。他们认为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年的镇压是一种偏差，而应负全部责任的只是康生及其一伙。对这种看法，毛泽东听任其发展。这是一种策略。他还是一身清白、英明、完美无缺。他是没有过错的。中央需要开展整风运动，但遗憾的是，这个运动被‘具体执行者’搞偏了。中共中央主席对整风的看法，只能这样来解释。

    同时，毛泽东开始启用那些在整风中遭到整肃的“亲密战友们”，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而冷淡康生等人。本来，康生充当毛泽东的打手阴险和残暴，已经使他在大多数党员干部中丧失了威信，人们“尊敬”他仅仅是因为他背后有毛泽东，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恐惧。而毛泽东一旦抛弃他，他也就失去了在整风中所拥有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前两年还有权有势、威风八面的康生，现在变成了人人喊打、人人鄙视的替罪羊。正如弗氏所言：“中共领导的内部政治上均势已大为改观，对于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孤立了，这样说并不错。”面对毛泽东的突然发难，康生不知所措了。他没有料到他所崇拜的恩主会来这一手。
    康生也因毛泽东的态度而故意低调了一段时间。虽然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但他却几乎推掉所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即便不得不参加的中央会议，他也很少讲话。时间一长，他深重罪孽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抛出康生来收拾整风残局，安排周恩来作为批判康生的打手，而一手发动并全盘操控整风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却显得大度而谦逊，知耻而后勇，以四处道歉来收买人心。据师哲记述：“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向被审查的同志们承认错误，他明确的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同志们受委屈了，有些怨气是不是？抢救运动是把敌人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力量估计过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事情不是我直接干的，但是我要负总责任。这场运动好比是夜间演习，没有用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分不清敌我，打在了自己人的身上，留下了石灰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把石灰印拍掉，向你行个礼，赔个不是。现在我就向大家行个‘脱帽礼’，请大家原谅！大家要是不原谅，我就不戴帽子。’说着，摘下帽子，深深鞠躬。在场的人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向毛泽东报以热烈的掌声！
    然而，这些被毛泽东脱帽鞠躬所感动的老革命们，在体验过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的喜悦之后，接下来就是更残酷的“延安整风”的不断重演，从捧毛泽东最卖力的刘少奇、林彪到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陈伯达、罗瑞卿，一个个的全都死无葬身之地。而这时，毛泽东也在奴才们的万岁声中进入了“无法无天”的化境，无论斗死整死多少人，也无论那些被整肃的人多么“劳苦功高”，毛泽东再不会、也不用脱帽鞠躬道歉了。
善终的康生也被鞭尸
    其实，毛泽东对康生这样的得力打手，是不会置于死地的，没准以后哪一天还用得着。所以，毛泽东在康生完成了替罪羊的任务之后，又暗中保护康生过关。虽然，中共七大没有安排康生发言，但也没有让反思整风运动和批判康生变成七大主题之一。更有甚者，在七大上，他还被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9年后，康生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继而在毛、刘之争最激烈的七千人大会上力挺毛泽东及其大跃进。于是，1962年，毛泽东再次重用康生，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苏论战时期，毛泽东钦定康生负责“九评”撰写，派康生率中共代表团赴国外参加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毛泽东对“九评”很满意。在文革中，康生再次成为毛泽东的前台打手，在打倒刘邓路线上格外卖力，成为“准政治局”中央文革一员。在1969年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在毛、林冲突中，康生再次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进一步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在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在毛泽东还活的着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送了花圈，也算是政治上的“善终”。但随着毛死亡和文革结束，在邓小平领导否定文革和平反昭雪运动中，康生与再次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