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之下无新事
Life is short, play hard.
位于“慎思堂”东南的钟楼，也就是“同怀堂”可以说是之江校区的标志性建筑，但是它比“慎思堂”建造晚了25年。
（10）从“慎思堂”门口看到的钟楼，“同怀堂”
（11）钟楼面对“慎思堂”墙上的字，‘经济学馆‘
钟楼一楼有传达室、邮局等，楼上有医务室、工会、阅览室等。
（12）从不同角度看钟楼
从我最初的记忆中，妈妈就在钟楼二楼的医务室上班。后来我知道，妈妈是在生我那年开始在那里工作的。当时妈妈有个同事，瘦小的个子，非常和蔼可亲。在我们面前，她总是有着慈祥笑容。我们称她为C妈妈。我偶然去妈妈那里，C妈妈看到我时，总是会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弟弟，弟弟”地喊我。我当我慢慢懂事时，我就知道，C伯伯去了美国。在那个时代，美国是一个神秘而忌讳的名词。
在后来3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各种物品都是如此地缺乏。有一次，妈妈带回一些据说是侨汇商店买的好吃的给我们吃。她告诉我们，这是C妈妈一定要给你们这些孩子们吃，妈妈当时实在推脱不掉才收下的。C妈妈当年对那些校工的孩子也都有馈赠，其实很多校工的孩子都是她亲手接生。在文化革命时，造反派鼓动工友批斗殴打她，那些工友没有一个下得了手打她，C妈妈因此躲过一劫。
除了知道C伯伯从美国定期寄钱来接济家人，文化革命的时候，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我终于知道，他曾经担任之江大学的教务长。可是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各种各样的大字报看，也没有人说得出C伯伯怎么去的美国。而且学校的人们，对他一直接济国内的亲人，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年去美国的不少人，因为当时在国际政治的大环境里，中美之间联系中断而在短期里没有解冻的可能，当时去美国的人在美国重新娶妻生子的也很普遍。
直到1999年，我才有机会在美国亲自问C伯伯本人。那是我和妈妈去亚利桑那凤凰城看望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天。闲谈中，也问到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心中的疑惑。原来在兵荒马乱的当时，C伯伯正有事要回到浙江沿海的家乡，恰遇上败退的国民党兵，被当成共产党间谍抓了起来，他的命悬一线。情急之中C伯伯想起当年他在之江大学时当地国民党驻军军官时有请他去讲经济学方面的课，因此他知道有些军官的名字。经过核对无误，他侥幸保住性命，后来到美国念了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做教授直到退休。那时，中美之间的邮路已断，C伯伯一到美国，就开始委托香港的友人寄钱给杭州的家人。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始交流，他得知可以回中国了，就在当年稍后回杭见到分开十几年的家人，并立即着手办理家人移民美国的手续。一九八零年代后，中国逐渐开放，有海外关系的人家一下子从人见人躲的，变成人见人求的了。后来，尽管已经把全家移民到了美国、C伯伯帮助不少C妈妈朋友的孩子们做过到美国留学签证的经济担保，尽管C伯伯本身并不认识那些人。那些孩子们因此得到了一个机会。如今，这对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他们的故事却被那些受过他们帮助的人们铭记。
在改革开放之前，西方宗教在中国一直被当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就如Severance Hall的英文字曾经被水泥盖掉，现在终于恢复原来面目，整个校区又被立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13）“东斋”由美国俄亥俄州D.B.Gamble夫妇捐款建造的学生宿舍，如今刻在大石头上纪念。
（15）这是钟楼的朝向钱塘江的那一面。从几个角度的钟楼看，可知四口大钟如今已经停摆。
（待续）
欣赏了继集，特别被C妈妈和C伯伯感动！
西方宗教与浙江大学的关系不禁使我想起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与燕京大学的关系，他安眠在杭州市郊一个陵园的墓碑上只简单地写了“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当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建立也与西方传教士有关。他们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真高兴浙大的Severance Hall“恢复原来面目，整个校区又被立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谢谢分享。问好！
感慨钟楼前面那片绿，我上大学的原有很多树,现在都是楼了,很少见到绿，没有绿哪还有学府的深沉。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