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外销瓷的外观变化特点及其成因zt

From 王瑶   中国文物报

 

众所周知英文“China”中译原意为瓷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的外销瓷器对世界各国的深远影响。从明代万历时期开始，中国的“克拉克瓷”就远销欧洲市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粉彩和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水平达到历史上的顶峰。仅在18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瓷器输入欧洲的数量在6000万件以上。清代外销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又吸取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在瓷器外观上与同时期销于国内的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它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外观变化特征及其成因从另一方面揭示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社会渐变的痕迹，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一、外销瓷器的外观变化

1、题材变化

由于国外定烧客户的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审美取向等诸多因素皆不同于国内民众，故外销瓷器与内销瓷器的题材往往有所不同。这些差异有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1）国外人文习俗的主题元素反映。

清代大量的内销瓷器都沿用了明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人物、山水、花卉、禽鸟等题材，销往别国的瓷器，却弥散着浓郁的异国风情。例如十七世纪在欧洲广受欢迎的珐琅彩瓷上，出现了西洋珍禽鹦鹉的图案。相类的舶来题材内容也大量出现在同时代的青花外销瓷盘上：如荷兰在爪哇的殖民据点，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英国的乡村风景，欧洲的生活场景……

 

（2）宗教与神话的传播。

十六世纪中叶，教会在中国订烧的许多宗教用途的瓷器，开创了外销瓷上出现宗教题材的先河，这些瓷器的主题多取材于圣经的插图、版画或欧洲本土瓷器描绘的宗教场景（图1为耶稣降生的场景）。

十八世纪中后期，神话场景在销往欧洲的外销瓷上大行其道，特洛伊木马、手持雷电的朱庇特等欧洲脍炙人口的神话情节纷纷登上外销瓷的舞台（图2）。

 

（3）凸显家族荣耀的纹章瓷。

1720～1830年，欧洲对饰有家族徽章的纹章瓷的需求达到顶峰。这时的纹章瓷多运用彩瓷描金的手法，精美别致、富丽堂皇。例如1733年的英格兰赛洛普郡科顿李氏家族纹章瓷盘，瓷盘中心的家族徽章周围绘有精致的广州和伦敦两个城市的港口，两者都是十八世纪最重要的对华贸易港（图3）。

 

2、使用中的二次装饰。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中叶，销往世界各地的外销瓷，其中不少运往目的地后都进行了二次装饰。加以装饰后的中国外销瓷与中国本土瓷器的风格有着颇多不同，但这些累以珠玉或补缀金银的二次装饰也不失为外销瓷的一大亮点。以其装饰目的分类可归结为两点：丰富用途或贴近购买者的审美，

 

（1）用途丰富的实用型。

在外销瓷二次装饰风靡的欧洲，一些外销瓷为了增加实用性被镶嵌上贵金属。例如这只十七世纪末的中式伊万里茶壶，在壶盖与持柄之间，镶上长长的银链，以弥补斟茶时壶盖易脱落摔碎的缺点，在茶壶最易裂的壶口和壶把也镶嵌上精美的银花环。在这种欧式的二次装饰的作用下，瓷的冰肌玉骨与贵金属的硬韧华丽巧妙结合起来，形成了东方与欧洲之韵俱在，实用与美观并存的独特风格（图4）。

 

（2）贴近外族审美的润色型。

与重实用价值的贵金属镶嵌不同，部分二次装饰的目的，全然为了增进瓷器的美观性。欧洲画工曾尝试自制东方的瓷漆，以为从中国进口来的素瓷增色。在素瓷上描金或绘上时兴图案均为常用手法，一些欧洲贵族狩猎图与异国花朵由此登上了中国德化白瓷的素胎。在遥远的伊斯坦布尔，中国瓷器（尤其是青瓷）可谓一器值千金，当地德高望重的官宦便以黄金为载体，在外销青瓷上镶嵌贵重宝石，以此赠送给苏丹王。异域润色过的中国瓷器产生出了浓郁的异族风情，以至于骤然一看已经难以发觉中国瓷器的典型特征。

 

3、器型的变化

为顺应国外定制者的喜好与有别于本国的生活习惯，一部分外销瓷在器型上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可分为纯舶来器和改制器两类。

（1）纯舶来器型。这部分器型只在定制者所在国特有而我国从未出现过。例如造型独特的军持。军持，源于印度，原是僧人游历时用来储水、净面的饮器，后由古代印度传播至东南亚，逐渐成为马来人的日常用容器。其造型是长颈、大腹、旁加大型注口。我国自明代起大量烧制军持销往东南亚（图5）。

再以国内外最常见生活用瓷——餐具为例，中国瓷商根据欧洲定制者提供的式样，烧制出咖啡壶、啤酒杯、奶罐等多种日用饮食器，这显然是国内用瓷中不可能出现的器型（图6为欧洲特有的盛糖器具——糖罂）。

 

（2）改制器型。是指在我国已有器型的基础上，以变换用途或增进美感为目的重新制造出的新器型。例如变换用途的改制器——刮胡盆，它在中国传统的椭圆形瓷盆上开一个半圆形缺口，让欧洲理发师用以安放刮胡者的下巴，以避免顾客弄脏衬衫（图7）。

与变换用途的改制器不同，另一部分外销瓷改造器型的目的是为了增进美感。如此件费茨休式绿色网纹水果篮，整个果篮在白瓷胎上以错落有致的长方形镂刻成，匹配以淡墨绿色的饰边和金色贝壳把手，显得典雅高贵。玲珑剔透的镂空尤其显现出工匠精湛的技艺（图8）。

4、纹饰的变化。

 

古往今来，瓷器的纹饰一直是衡量其艺术价值最重要的一根标尺。于外销瓷而言，研究其纹饰变化，也是区分它与内销瓷不可或缺的指征标准。

鉴于外销瓷纹饰变化丰富，难以一一罗列，我们选取在清代演变而成的两个较为典型的纹饰类别加以说明。

 

（1）克拉克瓷是指中国明清两代典型的观赏型外销瓷。由于其重观赏而轻实用的原则，故这种类型的外销瓷比起同时代中国本土内销的实用器皿其纹饰更为讲究。克拉克瓷外表多为开光分格样式，少则四幅开光，多则二十幅开光，开光形式有扇形、菱花形、椭圆形等多种，开光内填充纹饰多为折枝花、扁菊纹、石榴纹等中国传统纹饰，到后来也发展出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例如这件大型克拉克瓷碟（图9），直径51.5厘米，边饰为十六个开光，绘制了精美的中国传统花卉图案。瓷盘的中心绘有凤穿牡丹的图案。这种开光分格样式有悖于我国的民族绘画传统，属于典型的欧州风格，很容易与国内内销瓷加以区分。

 

（2）费茨休饰边是一种流行于美国和多个欧洲市场的装饰于外销瓷上的图案。

1700年末，费茨休饰边首次出现在欧洲的外销瓷市场上，这种饰边中心是一个大型纹章，周围是四个放射形分格，其中有中国常见的花卉图案，饰边由菱形、花卉、蝴蝶和方格混合组成。费茨休的颜色颇为多样，有蓝、红、绿、棕、黄等多种。

 

二、中国外销瓷特点形成的原因

 

1、受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

十六世纪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与意大利王室通婚时，由异国引入进食时注重精美餐具的时尚，从此每每法国宫廷与当地贵族举行的宴会上，少不了这些精美的青花瓷器具。为此法国各界权贵不惜在瓷器交易会上一掷千金。当时，法国强大的国力为权贵们批量购进外销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而中国外销瓷的精美奢靡又使喜好排场与炫耀的法国贵族爱不释手。当时的法国贵族对家族荣誉非常看重，故其订烧的瓷器相当一部分为徽章瓷，以使其家族荣耀得以绵延流世。这时，法国对中国青花瓷的青睐引得不少欧洲国家纷纷效仿。

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盛行，法国路易十五时代，中国与欧洲文化碰撞产生的洛可可风格确立并很快风靡欧洲。洛可可风格崇尚小巧玲珑的理念，主张细致别具一格的设计，其东方文化色彩浓厚，上述特征均一一映像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外销瓷上。例如这对康熙时代外销欧洲的青花瓷盘，外沿用钴青细线勾勒出精致的菱花口，盘旋的折枝花卉纹饰并不充满整个瓷盘，而是留出一道玉璧般的环形留白，煞是别致，这便是典型的洛可可风格代表作（图10）。

明末清初，中国正处于两个王朝的更迭中，战乱使制瓷业萧条萎缩，此时日本生产的伊万里瓷只是暂时占据了瓷器贸易的先机。而已经被中外瓷器贸易打开了视野的中国制瓷业，在清初平定“三藩”后使官府和民间的制瓷业迅速复兴和发展，民窑烧制的外销瓷又重新打开了欧洲市场。清代康熙时期国内改良出用樟脑油调制欧洲颜料给瓷器上釉的办法，命名“珐琅”，也称“瓷胎洋彩”，它和随之产生的粉彩使瓷器的色彩得到极大丰富，并突破性的产生了过渡色。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西方的透视画法在彩瓷外销瓷上才得以体现，至此中国外销瓷在欧洲占据了主导市场。

 

2、受西方宗教的影响。

清代的外销瓷很大比例通过海运销往欧洲，而欧洲人多信奉天主教、基督教，故外销瓷作为西方传播宗教的媒介之一，常常带有西方宗教的痕迹。圣经中的人物、故事常现于外销瓷上。

这种宗教题材的出现，大约可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方面清朝的中外贸易带来了大批西方传教士，这些神职人员上至皇宫，下隐市井，将西方宗教带入中国，使宗教题材不再陌生；另一方面，得益于外国信众的大量订烧。

 

3，外销瓷用途的演变与创新，

中外文化的碰撞，至使外销瓷的用途发生了演变或创新，

 

（1）同器异用

如果仔细浏览清代外销瓷的图片，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中国瓷器外销至国外，其用途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如这件融合了多时代元素的现存于伊斯坦布尔的熏炉（图11），它的底部是一个十六世纪下半叶的青花碟，而炉身是由两个十八世纪初的白瓷碗合扣而成。巧手的工匠用金属与宝石把这三件餐具组合成了熏香用具，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西亚国家，同器异用的现象时有出现，大致是因为在当地中国外销瓷的价格高的令人咋舌，所以当地贵族在需要某件瓷器时，并不常常在中国订烧，而是节俭的把手头的中国外销瓷改制成其他用途，

 

（2）创新

到了清代中晚期，中西文化的融合创生出一种用途独特的外销瓷。例如、清中期出现的一种猫状瓷器，猫头中点上蜡烛，光从猫眼中映出，据说可吓退老鼠。又如清晚期出现的牛头汤盆，倾入热汤，汤的水汽就会从牛鼻孔冒出，十分逼真（图12）。同样及富有想象力的创新还有栩栩如生的猫形夜壶，能冰镇酒杯的凹口碗等，不失为外销瓷辉煌的一笔。

 

通观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发现中西贸易交流与文化碰撞孕育了外销瓷，它让西洋了解瑰丽的东方，也让东方了解西方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载体与交流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