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出身佛罗里达州一个相当富裕的白人中产家庭，六岁时智商测试达到了139分，是个有天分的学生（gifted student），钢琴演奏也很有造诣（an accomplished pianist）。由于表现杰出，经常在当地教堂的活动中担任荣誉很高的圣坛侍童（altar boy）。十二岁时，成为美国年龄最小的获得童子军最高荣誉（Eagle Scout）的模范童子军。在高中，他是学校棒球队的投手。
另一个是个亚裔，在一个全美排名前五的私立高中上学，四年高中功课全A，很喜欢音乐，同时擅长钢琴和大提琴。虽然功课很重，他拒绝放弃其中任何一种乐器。2009年获得全美钢琴比赛 （American Fine Arts Festival）第一，并被邀请到卡内基大厅（Carnegie Hall）表演，也就是“虎妈”炫耀女儿钢琴成就所表演的地方。由于家庭的影响，这个孩子还喜欢科学，特别是生物学。2010年夏天在麻省理工学院 （MIT）系统生物学教授Alexander van Oudenaarden的实验室做实习生，在Whitehead研究中心参与研究项目。在朋友眼中，他的是一位既聪明多才，又真诚善良的人。虽然表面看上 去很安静，但非常幽默，有很多朋友，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去年他作为杰出学生毕业（Cum laude），如愿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上大学。
想知道这两个孩子中学毕业后的表现吗？
第一个孩子在25岁时制造了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个人屠杀事件，因此被叫做“德克萨斯塔楼狙击手”（Texas Tower Sni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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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6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心理医生斯图亚特（Stuart Brown）会永远记住这一年的8月1日，这是他在Baylor医学院作为助理教授第一天上班的日子。但让斯图亚特医生永远记住这一天的是当天发生的另一件事。
这是个南方典型的闷热日子，同一天上午在德州首府Austin，一个25岁的德州大学学生爬上了校园里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被称为德克萨斯塔楼的学校行政楼。这是校园中最高的建筑，在28层上有个观光台，可以尽情观赏校园中的景色。这个学生叫查尔斯（Charles Whitman），他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观赏风景，也不是来和什么人约会。他打算在这里制造一个轰动事件，来为自己长期以来越来越不能承受的压力寻求最终的解脱。为此，他做了精心的准备，携带了一个巨大的包裹。包裹如此之大，大楼的管理人员还专门为他打开电梯运送。包裹有食物、饮料、手纸和望远镜，还有大量的枪支弹药。头一天夜里，他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将他的妈妈和妻子在睡梦中杀死，并用打字机冷静地留下了记录，希望她们能够通过死亡获得解脱。几年以前，他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现在，在这个近百米高的地方，他使用带瞄准镜的猎枪对准楼下的行人开始射击，更准确地说是屠杀。在警察冲上塔楼将其击毙之前的近两个小时内，他杀害了17人、打伤了41人，大部分是游客、德州大学的学生和员工[注7]。
（图片来源于网络）
查尔斯的确制造了个巨大的轰动事件，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个人屠杀事件，因此被叫做“德克萨斯塔楼狙击手”（Texas Tower Sniper）。
在震惊之余，人们开始详细检视凶手的背景经历，思考、探查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制造了这个恐怖的屠杀事件。
查尔斯没有任何犯罪纪录，也从未表现过有任何暴力倾向。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稳定、自律、刻苦努力并积极向上，是个极为优秀的学生，有着辉煌的童年。
查尔斯出生于佛罗里达州一个相当富裕的中产家庭，六岁时智商测试达到了139分，是个有天分的学生（gifted student），钢琴演奏也很有造诣（an accomplished pianist）。由于表现杰出，经常在当地教堂的活动中担任荣誉很高的圣坛侍童（altar boy）。十二岁时，查尔斯成为美国年龄最小的获得童子军最高荣誉（Eagle Scout）的模范童子军。在高中，他是学校棒球队的投手。
对一个孩子来说，也是对孩子家长来说，这是非常辉煌的成就。
（图片来源于网络：查尔斯的全家照。左一，查尔斯的父亲；后排中间：查尔斯）
一个模范儿童成为历史上最大屠杀案的凶手，令人非常难以理解，也让当时的德州州长John Connally非常关注，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团队，囊括了毒理学、神经科学、神经病理学、笔迹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这个案例。斯图亚特医生就是这个团队聘请的心理专家之一。
从许多至今还没有公开的材料中，斯图亚特医生发现在极度辉煌的天才儿童背后，查尔斯生长于一个极为压制的、充满虐待的家庭。查尔斯的父亲是个实现美国梦的典型，从一个水管工靠自我顽强奋斗富裕起来。查尔斯的父亲缺乏对孩子教育的必要知识，将自己成功的经历不适当地总结、并放大应用到不适当的地方，他要求孩子在所有的地方必须完美无缺，不能容忍任何的缺点。为达到目的，他在家里建立了绝对的权威，使用各种惩罚手段特别是暴力来约束孩子行为，强迫他们遵守他制定的规矩、实现他规划的目标。作为补偿，他尽可能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如家庭使用最新型的汽车，住在最好的社区，提供各种他认为合适的礼物，包括枪支、摩托车等，带孩子们狩猎（指导性玩耍）等等。但所有这些奢侈的东西，不能解决因严酷的家庭管理带来的各种问题。
斯图亚特医生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虽然童年时代的查尔斯可以玩耍，但只能是“指导性玩耍”，他自由玩耍的权力被蛮横的父亲从小就系统地、极端地剥夺了，导致他不能建立乐观的人生态度、掌握社会交往的能力、和尝试使用不同方法解决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等等。德州州长的专家团队最终接受了斯图亚特医生的观点，认为缺乏自由玩耍是引起查尔斯实施大屠杀的主因之一。
从这个案例开始，斯图亚特医生进一步进行研究，调查了几十个在德州监狱里服刑的谋杀犯，发现绝大部分（90%）谋杀犯的童年时代没有自由玩耍或有变态性玩耍，如欺凌戏弄、虐待（动物）等。在另一项因酒醉驾驶引起死亡事故的研究中，他还发现75%的醉驾人童年时代有变态性玩耍。在以后的四十多年中，斯图亚特医生对六千多人完成了调查，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专著。
按现在网络流行的语言，查尔斯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推爸”。媒体上喧腾一时的“虎妈”、“狼爸”所使用的严苛的教育方式，没有什么太新鲜的，都是查尔斯的父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用过的、玩儿剩下的、搞儿砸了的。这些家长都是比较成功的人士，有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的经济实力。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他们都信奉“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初衷都希望将自己成功和观察到的别人成功的经验复制到孩子身上，都认为靠严厉的方法可以制造完美的孩子。但“虎妈”、“狼爸”的方式远没有达到查尔斯的父亲那么辉煌的“成就”。对“虎妈”、“狼爸”的孩子们来说，也许这正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教育中体罚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不打不成器”，“狼爸”最得意而公开炫耀的“成功教育”经验就是打孩子。半个多世纪前，查尔斯的父亲可以公开炫耀的教育方法也就是打孩子，使用的暴力手段包括拳头、板子和皮带等等。可见体罚也是被当时的美国社会所接受的，但现在没有家长敢再公开打孩子了，“虎妈”也只能用“语言暴力”或变相地惩罚（如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我们偶尔能够见到一些新闻报道，一些刚到美国的家长，由于不了解法律在公开场合用体罚的方对孩子进行教育，直接的后果是被告到法庭上，面临失去对亲生孩子监护的危险。美国教育文化中对虐待儿童的重视，或多或少源于对查尔斯案件以及其它类似案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及时应用，如进行相关的立法。
如果将目光聚焦于当年高中毕业的时候，而不是犯罪的时刻，即使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查尔斯也是个完美的学生，是个“不打不成器”的范例，是其他家庭羡慕推崇的偶像。面对查尔斯的成就，又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孩子有问题呢？ 对很多家长来说，小时候打两巴掌与成人后的暴力倾向甚至杀人联系在一起是很难理解的，这中间相隔的时间可不是一两年哪。以流行病学的观点，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由暴露（儿童虐待）导致结果（成人暴力）的因果关系概念，类似年轻时对石棉的暴露导致在几十年后产生矽肺，可以使用适当的流行病学方法进行研究。目前大量的流行病研究结果明确支持斯图亚特医生从查尔斯案得出的结论：剥夺自由玩耍可导致孩子发育出现行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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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孩子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上学，不到两个月自杀。他的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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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朋友的家庭聚会上听说了一件事，感触比较多，想想还是应该补充一段文字。
聚会中话题扯到了孩子教育的问题，很自然地又谈到了私立名校这个话题。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大孩子在一所全美排名第五的私立高中上学，学校的教学师资、条件非常好。大孩子今年要毕业了，小孩子正在申请这所学校。随后，他们谈到了这个学校的一个很著名的学生，是个男生，比他们的大孩子高一届，去年毕业上大学。
这个男孩极为优秀，四年高中功课全A，很喜欢音乐，同时擅长钢琴和大提琴。虽然功课很重，他拒绝放弃其中任何一种乐器。2009年获得全美钢琴比赛（American Fine Arts Festival）第一，并被邀请到卡内基大厅（Carnegie Hall）表演，也就是“虎妈”炫耀女儿钢琴成就所表演的地方。由于家庭的影响，这个孩子还喜欢科学，特别是生物学。2010年夏天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系统生物学教授Alexander van Oudenaarden的实验室做实习生，在Whitehead研究中心参与研究项目。在朋友眼中，他的是一位既聪明多才，又真诚善良的人。虽然表面看上去很安静，但非常幽默，有很多朋友，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
去年他作为杰出学生毕业（Cum laude），如愿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上大学。但不到两个月被发现死在他的宿舍房间内。可怕的是，在死后一周内没有跟任何人他联系过，也没有任何人问及他的情况。最后是根据他的宿舍房间发出异味才发现他死亡的，死因确定为自杀。
这个孩子叫萨多利根川（Satto Tonegawa），父亲是个日本人，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就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
搞生物医学的大概都知道他，或了解他的工作，利根川进教授发现了抗体多样性的遗传学机理，为此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让我更加震惊的是利根川进教授很早就将研究的重点转到神经科学领域，从事大脑记忆的分子和细胞学研究。我们前面了解的大脑神经网络的知识，相信有不少是他和他的研究团队的贡献。只不过，他没有能够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孩子身上，预防孩子的自杀。
这是MIT开学以来第二起学生自杀事件。之前一名来自南美国家哥伦比亚的大二学生卡斯蒂罗（Nicolas E. Del Castillo）自杀了。卡斯蒂罗在MIT攻读数学专业。他的高中平均成绩是4.97，并代表哥伦比亚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也酷爱音乐，喜欢弹钢琴。
萨多的成就是非常让人惊异的，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安排时间的。我了解另一个钢琴也弹的十分出色的孩子，也获得过钢琴比赛大奖。由于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他的家长很早就要他弃学，在家由父母进行中小学教育。萨多不仅钢琴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大提琴也没有放弃。另外，美国的高中课程也非常繁重，公立学校的学生也常常学习到深夜。萨多在刻苦练习钢琴、大提琴的同时，还保持高中课程的全优。怎么说呢，真行！他真不是一般人！
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没有多少时间自由玩耍，他不会自我减压。
进入大学前，他和卡斯蒂罗都有着完美的成就，却没有能够发育成完美的大脑，没有保证智力的均衡发展。他们都拥有杰出的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和音乐智力，但没有时间和机会开发其它类型的智力。有缺陷的大脑没有能够保证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多远。
我在第一部分提到的朋友，李总，前一段想让我就这个话题进行探讨。这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一直不愿意涉及。而且这也是个很难讨论的问题，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让来衡量家长的做法是过头了还是不足。
李总同时还给我介绍了刘墉的博客文章《优等生为什么自杀》链接出处。其中有些数据：
在博客文章中，刘墉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学习的快乐在哪里？”“ 快乐就是把别人打垮？”
他的理解是：
我赞同刘墉的观点，在安排孩子的教育时，如果同时能够考虑孩子的自由玩耍和多重类型智力的均衡发展，或许能够遏制一点家长的冲动、给孩子减一分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