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爱国留学生

我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学生在旅居国外一年后，他对中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但总是向好的方面变化。通过比较和对照，他开始抛弃原先的傲慢与偏见，而更真实地观察中国。在痛苦绝望之际，他常常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在他较为持重的同胞面前毫无约束地对处于困境中的祖国贸然做出评判，还可能激烈地指责中国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对中国的爱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同胞，而经深思熟虑后他总能对中国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并因而激发他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积极地投身于服务祖国的事业中。

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使他有可能比他那些没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同胞对一个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出于自信，面对民众喝彩赞同的狂潮他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能被蛊惑民心的政客斥责为‘带有偏见的’或‘卖国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祖国的爱与他的同胞一样地真诚，只是更为审慎而不那么狂躁。

1911年，顾维钧致莫特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