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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林】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接班问题
发表于：2013-06-13 08: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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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接班问题
——节选自谷成、伯强著《毛泽东的光辉晚年》
历史地看，刘少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是从长征胜利后主持北方局工作开始。抗战开始后我党能迅速在华北地区站住脚并建立根据地，与刘少奇大力恢复并发展北方党组织是分不开的。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开始注意培养刘少奇，并对刘少奇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的工作表现比较满意，加上他历史上与各种“左”、右倾宗派没有瓜葛，从而逐渐使其成长为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从延安时代开始，刘少奇曾多次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正式记载的，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举行后不久。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和谈，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当年在延安还有过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临行前，曾在党内交代，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毛泽东的这些话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现在也无从考证，但当年在延安的很多老革命都听到过这些话。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毛泽东在苏联逗留了近三个月。这期间，刘少奇集党政事务于一身，全面负起了领导责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毛泽东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曾经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刘少奇是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对于刘少奇进入最高领导层，高级干部特别是在军内的很多高级干部是不服气的。早在1945年七大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叛徒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证据不足。把他保下来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
1953年，在中央开始划分一线和二线时，高岗就认为刘少奇功劳不大，也不成熟，不能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彭德怀、林彪`、饶漱石等人都同意高岗的意见。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积极的也主要是军内的高级干部，他们是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等人，林彪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始终考虑的是多几道“防风林”比较好。所以，他并没有把接班人人选仅仅局限于刘少奇一个人身上，而是设计了一个接班人序列。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同时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人事变动与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林彪的这次升迁，意味着他与邓小平同时进入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一次宴席间，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扳动手指：“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下指头，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赫鲁晓夫点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他与邓小平打过交道）毛泽东继续扳动第三个指头：“第三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谈话中作了这样的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6年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加以培养。1956年，在七届七中全会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于毛泽东鼎力推荐，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设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把他作为接班人之一来培养和考察的意图已清晰可见。林彪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名，仅在六位常委之后，这同样也显示出了他在党内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也只是迟早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少了一票。这一票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票，毛泽东这一票投给谁了呢？他没有投给自己，也没有投给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而是投给了林彪。
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听说林彪也在上海疗养，就亲自登门看望，发现林彪红光满面，了无病态，认为林彪可用。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排在邓小平和彭德怀的前面。从此，林彪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的第二个“主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1960年5月，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在这次访问中，他先后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见了面，“听”他们谈了许多关于这个国家的情况。
1960年5月这次访华，蒙哥马利在中国只呆了5天。后来他感到在华时间太短，提出1961年9月5日由香港到广州，再次访问中国，9月26日，由广州经香港返英。
对于蒙哥马利这一要求，周恩来原则同意，并由外交部作了具体安排计画。
1961年9月5日，蒙哥马利与副官钱英少校从香港抵达广州，第二次进入了新中国，受到了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的热烈欢迎。6日，飞抵北京。
在中国期间，蒙哥马利除会见中国领导人外，还去了中国许多地方。所到之处，他注意到所有的人们一开口总会带出一句非常普遍的口头禅：“毛主席说……”
他在访问洛阳拖拉机厂时，一位负责人说：“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在访问一个医疗部门时，医生说：“我们是在照毛主席说的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走到哪裏，人们在向他介绍自己所取得的工作成就时，总会加上——句：“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指引下取得这些成就的。”
于是，蒙哥马利在一次访问中这样问道：“如果你是毛主席，你对你们公社有什么想法？你将采取怎样的变革和改进？”
听话的人一下子给震呆在那里，好一阵子回不过神来。
年轻的公社社长随即说：“元帅先生，我不能设想我是毛主席，所以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将，蒙哥马利深知领袖权威的重要性，他认为，领袖人物的言行必须产生有效的影响，至于他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他的个性——感情“白热”的能力，也就是说领袖人物的内心要燃烧着激情之焰，要有抓住人心的吸引力。毛泽东的吸引力他已略知一二，其他领导人的呢？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郑州的宾馆里，蒙哥马利向服务员提了许多日常生活的问题，诸如每月工资多少、休息几天之类，几个女服务员觉得这个洋老头很和气，也乐于回答他的问题。
忽然，他提了一个看来莫名其妙的问题：“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你最拥护谁？最听谁的指挥？”
“毛主席！”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答道。
蒙哥马利看得出，几个人的回答是由衷的，不是别人强迫，也不是因为什么压力。
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某步兵师参观，看完新兵打靶，他同战士进行了简单的交谈，问战士为什么来当兵，问战土的生活怎样。等到战士觉得这位英国元帅并不可怕之后，他又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领袖当中，你最听谁的命令？你最拥护谁？”
“毛主席！”异口同声，不容质疑。
“除了毛主席以外，你们还最拥护谁？还最听谁的指挥？”
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迟疑了好一阵子，有的说是朱德，有的说是刘少奇，有的说是周恩来。
问者有意，答者也不能说无心，蒙哥马利跑了许多小城镇、乡村，不厌其烦地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 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一个人——毛泽东。
9月20日傍晚，供蒙哥马利参观的专机从武汉飞抵北京。21日凌晨2时许，周恩来听取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汇报蒙哥马利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情况。汇报持续近两小时。最后，周恩来问：“你看，他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他还可能提出什么战略性的问题？”
熊向晖说：“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但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揣测出来的。”周恩来问：“有哪些迹象？”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很愿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向三个人(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都很快，而且都一样：“毛主席”。他好像是在作“抽样调查”。在延安，参观一所医院，他开玩笑似地说，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你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在西安和三门峡，他又在不同场合分别向三个普通群众作“抽样调查”，但改了题目，突然问：“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点犹豫，回答的也不一样。在洛阳，他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在郑州，他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熊向辉说完后，周恩来问，他同你讲这些话，你说了些什么。
熊向晖答：我什么也没说，也不好说，只是听，然后把话题岔开。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让熊向晖回家休息。
9月22日蒙哥马利被告知：毛泽东准备23日在武汉同他会见。
9月23日，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熊向珲说：“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中国进行战略观察。”然后，熊向晖讲了他向周总理汇报过的情况和迹象。
主席连续抽烟，有时插几句。
熊向晖讲完后，毛泽东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
熊向晖说：“successor”。
毛泽东叫熊向晖在一张纸上写出来。
毛泽东看了一会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
浦寿昌解释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接着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是讲英语的，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啊？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熊向晖谨慎地回答道：“也许是吧。”
毛泽东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准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作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了12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位元帅到底是外国人，他对我们的事情究竟有一些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45年召开的‘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个穷山沟，洋人们的鼻子闻不到。这也难怪，当时共产党还在被国民党四处追着打，谁能料到四五年后他们就打到北京稳稳当当地坐起了江山，对一个还在战场上被执政党的军队四处围剿的党派的接班人问题怎么会关心呢？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毛泽东又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毛泽东最后说：“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外上下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等陪同下，从北京坐专机抵达武汉，住在汉口胜利饭店。晚上6时半，蒙哥马利来到了风景秀丽的东湖，在东湖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手握在了一起。
这次会见，蒙哥马利着重谈了他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们还谈到共产主义问题。蒙哥马利非常敏感地提出：“主席先生，你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而很少提到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不是！”毛泽东回答之干脆，令蒙哥马利惊讶。毛泽东说：“在所有制、分配等问题上，人人按其所劳取所得，所以叫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达到了按其所需的分配，才能算共产主义。”
毛泽东的话令蒙哥马利想起他1947年访问苏联同斯大林的谈话，斯大林的解释同毛泽东的解释如出一辙。他把当时谈话的情景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说：“是吗？看来你已了解不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东西。”蒙哥马利还是很不理解，他又问毛泽东“既然你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那么，你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党叫做共产党呢？”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此的耐人寻味：“我们喜欢把名称同最终目标联系在一起。”
24日这一天，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天，毛泽东决定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1962年，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的《三大洲》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详细地记述了他1961年第2次访华时的见闻和观感，特别是在武汉与毛泽东进行的一次会谈中的内容。其中这样写道：
“涉及的问题之一是年龄。我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12年中，他排除了混乱，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他必须健康地活下去，保持精力，以便使这个国家坚定地沿着他所安排的道路前进。他的答复是有趣的，他说：‘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谁要连续闯过这两关，就能活到一百岁。’他本人不想活到一百岁，那就是还有4年。此后他希望去陪伴卡尔·马克思，这是他的英雄，几乎是他的上帝。我强烈地抗议说，中国人民需要他，他至少活到84岁这一关。他说，不，他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而在这里，再有4年就足够了!我说，如果我知道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我要就这一问题同他谈几句。这话把他逗得大笑!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我举出几个例子——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
应当说刘少奇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地位的取得是与毛泽东的支持所分不开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后来的变化呢？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合写了一本《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该书明白无误的承认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书中说：“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王光美 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22页）他母子认为毛、刘分歧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也许，王光美母子所述的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存在的刘邓路线，就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最好注释。
如前文所述，在刘少奇等人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之间，毛泽东选择了保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立场。毛泽东曾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过：“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可以说，毛泽东在1964年前并没有认为党内有一条刘、邓路线的存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思想上有点右倾，但是他是服从纪律和基本上听话的。有他自己的思想好，工作会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领导同志。”所以，他不断地宽容着刘少奇，宽容着他的许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言论，只是偶尔地批评他几句。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刘少奇自己在修正着自己的观点。
还在三年自然灾害尚未结束的1961年，刘少奇已经急不可耐要砍农村合作化，推行他的“三自一包”了。“三自一包”和人民公社的分歧本来就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二人最根本最长久的政见分歧之一，两者之间究竟孰高孰下阶级倾向如何？在今天农村大面积破败的今天，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当时，他只是想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精简机构，强化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并没有打算改变政权组织机构的形式和名称。此后，中央的一些决定，解决了中央和地方一些机关中存在的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有些地方还在解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深入地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毛泽东组织这个读书小组的目的，一是为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二是为了借鉴苏联的教训。在借鉴苏联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分析苏联所以变修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其变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权已经失去了人民性。
同时，毛泽东对于改革国家政权机关，又是十分慎重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要在保持国家政权机关基本性质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也就是要实行缓变的原则。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猴子变人后，人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比一代长得漂亮。这就是进步，是缓慢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改革中的进步。如果放弃这种进步，搞突变式的，那样大的变化，变成的就不是人了，就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
那么，怎样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呢？毛泽东曾在1958年有过一些初步的设想，人民公社就是其中一种改革形式。当时，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7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接着，他又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改革国家政权机关的构想：“把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之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构想，不只是指农村，而是包括全国，要改革全国的政权机关。因此，他实际上就是要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彻底的改革。
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的上述改革设想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到1964年，他对国家政权中存在问题的性质作了新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而被“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了，要通过“四清”来解决这些问题。
1966年，毛泽东有过这样的反思：“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会走到反面。”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全会的公报上有这样一大段话：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党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均表示完全赞成，积极回应，坚决贯彻。
但是关于会议的传达，刘少奇几次找毛泽东建议：“传达要有一个范围，不要对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问题都和所谓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分析，弄得许多同志的神经高度紧张；同时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样搞，对恢复经济形势和战胜三年的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建议，微微笑道：“那好，我看这次会议的精神，就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我们就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了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
1963年2月，毛泽东看了湖南省零陵地委关于“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的经验，对邓小平和陶铸等人说：“我看湖南零陵地委的经验很好，就是要把各地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让人们都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和单位里还有这么多的牛鬼蛇神，认识到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并不会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要进行垂死的挣扎和拼命的反扑的。这个经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们要让华国锋来北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这个经验。”
邓小平和陶铸在麻将桌上谈到这一点的时候，陶铸说：“我看不要让华国锋在大会上介绍什么经验了，只是在小会上谈谈算了。大会上一讲，就容易在全党造成大的影响。全国都来抓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我们进一步恢复经济秩序的整体工作。”邓小平点点头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尽量应付一下就行了，不要太认真。太认真了容易出问题。现在形势刚刚好了一些，就这么折腾，岂不是左上加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完全听他的。”
在毛泽东看来，他所采取和主张的这些东西，是他建国以来始终坚持的原则。“你们这些秀才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动摇。”毛泽东曾对陈伯达说，“每到关键的时候，我不站出来给你们敲警钟，你们就有可能摔下去。社会主义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前进中出现一些弯路算得了什么？别说我们在前进中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就是真有什么错误也是革命中的错误，前进中的错误。这和那些搞倒退的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的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的错误。认识不到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分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澳门大学的副教授程惕洁博士在谈到当年的亲身经历时说：“在文革之前就开始要建立自己话语权的人，都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都一个一个清除，一个一个开除。这是指的高校社教‘四清’，就是63年、64年。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只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贴大字报，我们早就被开除了。这个运动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宣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曾以毛泽东身体不适为由未通知毛泽东参加会议。毛泽东知道后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走进会场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四清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在会议上，刘少奇多次打断毛泽东的插话，两人发生了争执。毛泽东的担忧在加重……
至此，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65年夏天，戴高乐派特使马尔洛访华，毛泽东会见时，马尔洛又谈到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象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1965年秋，周恩来曾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次周总理和我谈话，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囉。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文革”发动以前相当一段时间，中央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仍在持续发展着，但是也出现一些不良苗头，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社会逐渐出现贫农与富农，城市与乡村地区间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医疗、教育和人员收入上（如果对当时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可以看看今天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今天比那段时间更具有说服力）。毛泽东对此是有很明确的意见的，建议刘少奇要多考虑农村，多考虑工人和农民，不要有老爷思想。
但是这样的社会发展歧变直到1965年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心怀天下穷苦人的毛泽东只能考虑使用向人民归还权力的方式来制约越来越严重的精英化思想，并在1966年号召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开展“文革”，毛泽东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都交换过意见，只有刘少奇等少数人反对人民权力过大，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政府的思想，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这场“文革”是把政府一定级别官员排除在外的“群众斗群众式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刘少奇这种思想深恶痛绝，特别重申这场文革就是要求人民起来指出政府以及政府官员错误的运动。刘少奇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同意人民群众对政府上层也推行“文革”。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标志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展开。
应当承认，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对文革的开展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也就是说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决定，而这个集体决定是刘少奇主持通过的。在《5·16通知》以后那段时间，毛泽东就在6、7、8三个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这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刘少奇在领导文革。
确实，刘少奇等人是同意搞文化大革命的，贯彻是积极的。他们和毛泽东所不同的是要搞的对象不同。毛泽东要整走资派，这在刘少奇主持通过的《5．16通知》里说得很清楚。刘少奇不是不知道，但他是要整群众，这是在文革初期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延续了“反右”和“四清”的经验。当时他批转的15个文件中间，有一个中南局的报告，这个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的中学生是好几千万，高中生大概就有两千万，大学生150万。按百分之一算，这个数字不得了。1966年的6月和7月刘少奇领导的“文革”期间，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万多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这个期间，还抛出了彭、罗、陆、杨问题。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杨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毛泽东也许可以容忍刘少奇在执政方面的失误，也可以容忍他在处理事务上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却决不能容忍刘少奇发动的群众斗群众行为，尤其是在文革中借群众之手斗群众只为保障自己的地位不受动摇，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对人民的背叛。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会议前一段林彪幷没有参加会议，仍然在大连休息。会议期间，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观察了他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麽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周恩来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天之后， 8月7日晚九时，周恩来电话指示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于8月8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待吴法宪：“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同时规定：飞机返回北京后在西郊机场降落的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亲自去接。从大连接回林彪后的当天晚上，也就是8月8日晚，由周恩来亲自电话通知召集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苏振华、吴法宪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2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周恩来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读之后，周恩来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中央决定，把林彪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暂时不要往下传。”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当时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可见，当时罢免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履行了某种组织程序的，周恩来不仅是决策者之一，而且是重要的监督执行者。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 至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划上了终结的句号。
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10月16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
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份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准，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准和领导水准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 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对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原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原始出处竟然是邓小平自己。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从未让邓小平游离出他的视线。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我看还是慎重一点。”要说失误，这可能是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失误。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事件。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2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标，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
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相信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和“保证”是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
1973年2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3月9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批示，充份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 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
3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后来又力主让他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副总理、总参谋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应该说是出于公心、非常宽容。
1975年，针对邓小平以“全面整顿”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泽东指出：“永不翻案靠不住”，并在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1976年初，在周恩来逝世后，随着“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发生，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的接班人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们的政治地位后来被相继划上了句号，其原因既有他们本人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局限性。面对接班人问题屡屡受挫的严酷现实，毛泽东清醒地认为，只有最广大的革命人民正确深刻地认识到正确路线的伟大和修正主义的极大危害时，他们才能自觉地维护革命路线。他曾经说过：接班人不能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
《毛泽东传》中公布了毛泽东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或许这是他面对党内的复杂情况与历史曲折而发出的辛酸感慨。
于是七、八年就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模式就成为他自己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主要方式了，也即是说，毛泽东此时已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眼光转向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非常丰富，有人将其概括为：
在培养接班人的意义上，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泽东认为，对于领导者来说，主要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呢，就是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时培养好能够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干部队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总是把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同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十分警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教育干部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思想上筑起防止和平演变的长城。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他特别提出干部队伍要做到老中青相结合，强调老干部对年轻干部的传帮带，使得党的事业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能够代代相传。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欣慰地说：“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在培养接班人的途径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由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培养接班人的政策，包括：任人唯贤，走群众路线，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关心、培养非党干部和知识份子干部，等等。毛泽东还指出，“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他教育党员干部要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这些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已明显带有由“精英选择”向“全民培养”的发展趋向，并且始终将社会主义政治要素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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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接班问题
——节选自谷成、伯强著《毛泽东的光辉晚年》
历史地看，刘少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是从长征胜利后主持北方局工作开始。抗战开始后我党能迅速在华北地区站住脚并建立根据地，与刘少奇大力恢复并发展北方党组织是分不开的。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开始注意培养刘少奇，并对刘少奇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的工作表现比较满意，加上他历史上与各种“左”、右倾宗派没有瓜葛，从而逐渐使其成长为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从延安时代开始，刘少奇曾多次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正式记载的，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举行后不久。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和谈，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当年在延安还有过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临行前，曾在党内交代，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毛泽东的这些话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现在也无从考证，但当年在延安的很多老革命都听到过这些话。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毛泽东在苏联逗留了近三个月。这期间，刘少奇集党政事务于一身，全面负起了领导责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毛泽东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曾经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刘少奇是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对于刘少奇进入最高领导层，高级干部特别是在军内的很多高级干部是不服气的。早在1945年七大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叛徒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证据不足。把他保下来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
1953年，在中央开始划分一线和二线时，高岗就认为刘少奇功劳不大，也不成熟，不能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彭德怀、林彪`、饶漱石等人都同意高岗的意见。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积极的也主要是军内的高级干部，他们是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等人，林彪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始终考虑的是多几道“防风林”比较好。所以，他并没有把接班人人选仅仅局限于刘少奇一个人身上，而是设计了一个接班人序列。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同时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人事变动与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林彪的这次升迁，意味着他与邓小平同时进入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一次宴席间，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扳动手指：“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下指头，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赫鲁晓夫点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他与邓小平打过交道）毛泽东继续扳动第三个指头：“第三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谈话中作了这样的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6年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加以培养。1956年，在七届七中全会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于毛泽东鼎力推荐，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设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把他作为接班人之一来培养和考察的意图已清晰可见。林彪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名，仅在六位常委之后，这同样也显示出了他在党内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也只是迟早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少了一票。这一票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票，毛泽东这一票投给谁了呢？他没有投给自己，也没有投给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而是投给了林彪。
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听说林彪也在上海疗养，就亲自登门看望，发现林彪红光满面，了无病态，认为林彪可用。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排在邓小平和彭德怀的前面。从此，林彪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的第二个“主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1960年5月，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在这次访问中，他先后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见了面，“听”他们谈了许多关于这个国家的情况。
1960年5月这次访华，蒙哥马利在中国只呆了5天。后来他感到在华时间太短，提出1961年9月5日由香港到广州，再次访问中国，9月26日，由广州经香港返英。
对于蒙哥马利这一要求，周恩来原则同意，并由外交部作了具体安排计画。
1961年9月5日，蒙哥马利与副官钱英少校从香港抵达广州，第二次进入了新中国，受到了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的热烈欢迎。6日，飞抵北京。
在中国期间，蒙哥马利除会见中国领导人外，还去了中国许多地方。所到之处，他注意到所有的人们一开口总会带出一句非常普遍的口头禅：“毛主席说……”
他在访问洛阳拖拉机厂时，一位负责人说：“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在访问一个医疗部门时，医生说：“我们是在照毛主席说的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走到哪裏，人们在向他介绍自己所取得的工作成就时，总会加上——句：“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指引下取得这些成就的。”
于是，蒙哥马利在一次访问中这样问道：“如果你是毛主席，你对你们公社有什么想法？你将采取怎样的变革和改进？”
听话的人一下子给震呆在那里，好一阵子回不过神来。
年轻的公社社长随即说：“元帅先生，我不能设想我是毛主席，所以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将，蒙哥马利深知领袖权威的重要性，他认为，领袖人物的言行必须产生有效的影响，至于他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他的个性——感情“白热”的能力，也就是说领袖人物的内心要燃烧着激情之焰，要有抓住人心的吸引力。毛泽东的吸引力他已略知一二，其他领导人的呢？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郑州的宾馆里，蒙哥马利向服务员提了许多日常生活的问题，诸如每月工资多少、休息几天之类，几个女服务员觉得这个洋老头很和气，也乐于回答他的问题。
忽然，他提了一个看来莫名其妙的问题：“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你最拥护谁？最听谁的指挥？”
“毛主席！”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答道。
蒙哥马利看得出，几个人的回答是由衷的，不是别人强迫，也不是因为什么压力。
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某步兵师参观，看完新兵打靶，他同战士进行了简单的交谈，问战士为什么来当兵，问战土的生活怎样。等到战士觉得这位英国元帅并不可怕之后，他又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领袖当中，你最听谁的命令？你最拥护谁？”
“毛主席！”异口同声，不容质疑。
“除了毛主席以外，你们还最拥护谁？还最听谁的指挥？”
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迟疑了好一阵子，有的说是朱德，有的说是刘少奇，有的说是周恩来。
问者有意，答者也不能说无心，蒙哥马利跑了许多小城镇、乡村，不厌其烦地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 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一个人——毛泽东。
9月20日傍晚，供蒙哥马利参观的专机从武汉飞抵北京。21日凌晨2时许，周恩来听取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汇报蒙哥马利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情况。汇报持续近两小时。最后，周恩来问：“你看，他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他还可能提出什么战略性的问题？”
熊向晖说：“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但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揣测出来的。”周恩来问：“有哪些迹象？”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很愿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向三个人(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都很快，而且都一样：“毛主席”。他好像是在作“抽样调查”。在延安，参观一所医院，他开玩笑似地说，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你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在西安和三门峡，他又在不同场合分别向三个普通群众作“抽样调查”，但改了题目，突然问：“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点犹豫，回答的也不一样。在洛阳，他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在郑州，他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熊向辉说完后，周恩来问，他同你讲这些话，你说了些什么。
熊向晖答：我什么也没说，也不好说，只是听，然后把话题岔开。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让熊向晖回家休息。
9月22日蒙哥马利被告知：毛泽东准备23日在武汉同他会见。
9月23日，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熊向珲说：“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中国进行战略观察。”然后，熊向晖讲了他向周总理汇报过的情况和迹象。
主席连续抽烟，有时插几句。
熊向晖讲完后，毛泽东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
熊向晖说：“successor”。
毛泽东叫熊向晖在一张纸上写出来。
毛泽东看了一会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
浦寿昌解释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接着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是讲英语的，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啊？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熊向晖谨慎地回答道：“也许是吧。”
毛泽东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准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作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了12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位元帅到底是外国人，他对我们的事情究竟有一些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45年召开的‘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个穷山沟，洋人们的鼻子闻不到。这也难怪，当时共产党还在被国民党四处追着打，谁能料到四五年后他们就打到北京稳稳当当地坐起了江山，对一个还在战场上被执政党的军队四处围剿的党派的接班人问题怎么会关心呢？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毛泽东又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毛泽东最后说：“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外上下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等陪同下，从北京坐专机抵达武汉，住在汉口胜利饭店。晚上6时半，蒙哥马利来到了风景秀丽的东湖，在东湖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手握在了一起。
这次会见，蒙哥马利着重谈了他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们还谈到共产主义问题。蒙哥马利非常敏感地提出：“主席先生，你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而很少提到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不是！”毛泽东回答之干脆，令蒙哥马利惊讶。毛泽东说：“在所有制、分配等问题上，人人按其所劳取所得，所以叫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达到了按其所需的分配，才能算共产主义。”
毛泽东的话令蒙哥马利想起他1947年访问苏联同斯大林的谈话，斯大林的解释同毛泽东的解释如出一辙。他把当时谈话的情景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说：“是吗？看来你已了解不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东西。”蒙哥马利还是很不理解，他又问毛泽东“既然你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那么，你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党叫做共产党呢？”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此的耐人寻味：“我们喜欢把名称同最终目标联系在一起。”
24日这一天，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天，毛泽东决定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1962年，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的《三大洲》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详细地记述了他1961年第2次访华时的见闻和观感，特别是在武汉与毛泽东进行的一次会谈中的内容。其中这样写道：
“涉及的问题之一是年龄。我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12年中，他排除了混乱，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他必须健康地活下去，保持精力，以便使这个国家坚定地沿着他所安排的道路前进。他的答复是有趣的，他说：‘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谁要连续闯过这两关，就能活到一百岁。’他本人不想活到一百岁，那就是还有4年。此后他希望去陪伴卡尔·马克思，这是他的英雄，几乎是他的上帝。我强烈地抗议说，中国人民需要他，他至少活到84岁这一关。他说，不，他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而在这里，再有4年就足够了!我说，如果我知道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我要就这一问题同他谈几句。这话把他逗得大笑!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我举出几个例子——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
应当说刘少奇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地位的取得是与毛泽东的支持所分不开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后来的变化呢？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合写了一本《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该书明白无误的承认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书中说：“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王光美 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22页）他母子认为毛、刘分歧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也许，王光美母子所述的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存在的刘邓路线，就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最好注释。
如前文所述，在刘少奇等人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之间，毛泽东选择了保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立场。毛泽东曾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过：“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可以说，毛泽东在1964年前并没有认为党内有一条刘、邓路线的存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思想上有点右倾，但是他是服从纪律和基本上听话的。有他自己的思想好，工作会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领导同志。”所以，他不断地宽容着刘少奇，宽容着他的许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言论，只是偶尔地批评他几句。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刘少奇自己在修正着自己的观点。
还在三年自然灾害尚未结束的1961年，刘少奇已经急不可耐要砍农村合作化，推行他的“三自一包”了。“三自一包”和人民公社的分歧本来就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二人最根本最长久的政见分歧之一，两者之间究竟孰高孰下阶级倾向如何？在今天农村大面积破败的今天，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当时，他只是想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精简机构，强化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并没有打算改变政权组织机构的形式和名称。此后，中央的一些决定，解决了中央和地方一些机关中存在的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有些地方还在解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深入地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毛泽东组织这个读书小组的目的，一是为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二是为了借鉴苏联的教训。在借鉴苏联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分析苏联所以变修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其变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权已经失去了人民性。
同时，毛泽东对于改革国家政权机关，又是十分慎重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要在保持国家政权机关基本性质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也就是要实行缓变的原则。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猴子变人后，人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比一代长得漂亮。这就是进步，是缓慢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改革中的进步。如果放弃这种进步，搞突变式的，那样大的变化，变成的就不是人了，就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
那么，怎样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呢？毛泽东曾在1958年有过一些初步的设想，人民公社就是其中一种改革形式。当时，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7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接着，他又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改革国家政权机关的构想：“把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之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构想，不只是指农村，而是包括全国，要改革全国的政权机关。因此，他实际上就是要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彻底的改革。
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的上述改革设想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到1964年，他对国家政权中存在问题的性质作了新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而被“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了，要通过“四清”来解决这些问题。
1966年，毛泽东有过这样的反思：“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会走到反面。”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全会的公报上有这样一大段话：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党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均表示完全赞成，积极回应，坚决贯彻。
但是关于会议的传达，刘少奇几次找毛泽东建议：“传达要有一个范围，不要对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问题都和所谓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分析，弄得许多同志的神经高度紧张；同时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样搞，对恢复经济形势和战胜三年的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建议，微微笑道：“那好，我看这次会议的精神，就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我们就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了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
1963年2月，毛泽东看了湖南省零陵地委关于“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的经验，对邓小平和陶铸等人说：“我看湖南零陵地委的经验很好，就是要把各地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让人们都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和单位里还有这么多的牛鬼蛇神，认识到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并不会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要进行垂死的挣扎和拼命的反扑的。这个经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们要让华国锋来北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这个经验。”
邓小平和陶铸在麻将桌上谈到这一点的时候，陶铸说：“我看不要让华国锋在大会上介绍什么经验了，只是在小会上谈谈算了。大会上一讲，就容易在全党造成大的影响。全国都来抓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我们进一步恢复经济秩序的整体工作。”邓小平点点头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尽量应付一下就行了，不要太认真。太认真了容易出问题。现在形势刚刚好了一些，就这么折腾，岂不是左上加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完全听他的。”
在毛泽东看来，他所采取和主张的这些东西，是他建国以来始终坚持的原则。“你们这些秀才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动摇。”毛泽东曾对陈伯达说，“每到关键的时候，我不站出来给你们敲警钟，你们就有可能摔下去。社会主义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前进中出现一些弯路算得了什么？别说我们在前进中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就是真有什么错误也是革命中的错误，前进中的错误。这和那些搞倒退的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的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的错误。认识不到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分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澳门大学的副教授程惕洁博士在谈到当年的亲身经历时说：“在文革之前就开始要建立自己话语权的人，都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都一个一个清除，一个一个开除。这是指的高校社教‘四清’，就是63年、64年。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只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贴大字报，我们早就被开除了。这个运动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宣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曾以毛泽东身体不适为由未通知毛泽东参加会议。毛泽东知道后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走进会场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四清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在会议上，刘少奇多次打断毛泽东的插话，两人发生了争执。毛泽东的担忧在加重……
至此，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65年夏天，戴高乐派特使马尔洛访华，毛泽东会见时，马尔洛又谈到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象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1965年秋，周恩来曾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次周总理和我谈话，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囉。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文革”发动以前相当一段时间，中央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仍在持续发展着，但是也出现一些不良苗头，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社会逐渐出现贫农与富农，城市与乡村地区间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医疗、教育和人员收入上（如果对当时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可以看看今天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今天比那段时间更具有说服力）。毛泽东对此是有很明确的意见的，建议刘少奇要多考虑农村，多考虑工人和农民，不要有老爷思想。
但是这样的社会发展歧变直到1965年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心怀天下穷苦人的毛泽东只能考虑使用向人民归还权力的方式来制约越来越严重的精英化思想，并在1966年号召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开展“文革”，毛泽东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都交换过意见，只有刘少奇等少数人反对人民权力过大，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政府的思想，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这场“文革”是把政府一定级别官员排除在外的“群众斗群众式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刘少奇这种思想深恶痛绝，特别重申这场文革就是要求人民起来指出政府以及政府官员错误的运动。刘少奇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同意人民群众对政府上层也推行“文革”。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标志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展开。
应当承认，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对文革的开展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也就是说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决定，而这个集体决定是刘少奇主持通过的。在《5·16通知》以后那段时间，毛泽东就在6、7、8三个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这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刘少奇在领导文革。
确实，刘少奇等人是同意搞文化大革命的，贯彻是积极的。他们和毛泽东所不同的是要搞的对象不同。毛泽东要整走资派，这在刘少奇主持通过的《5．16通知》里说得很清楚。刘少奇不是不知道，但他是要整群众，这是在文革初期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延续了“反右”和“四清”的经验。当时他批转的15个文件中间，有一个中南局的报告，这个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的中学生是好几千万，高中生大概就有两千万，大学生150万。按百分之一算，这个数字不得了。1966年的6月和7月刘少奇领导的“文革”期间，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万多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这个期间，还抛出了彭、罗、陆、杨问题。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杨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毛泽东也许可以容忍刘少奇在执政方面的失误，也可以容忍他在处理事务上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却决不能容忍刘少奇发动的群众斗群众行为，尤其是在文革中借群众之手斗群众只为保障自己的地位不受动摇，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对人民的背叛。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会议前一段林彪幷没有参加会议，仍然在大连休息。会议期间，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观察了他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麽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周恩来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天之后， 8月7日晚九时，周恩来电话指示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于8月8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待吴法宪：“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同时规定：飞机返回北京后在西郊机场降落的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亲自去接。从大连接回林彪后的当天晚上，也就是8月8日晚，由周恩来亲自电话通知召集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苏振华、吴法宪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2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周恩来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读之后，周恩来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中央决定，把林彪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暂时不要往下传。”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当时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可见，当时罢免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履行了某种组织程序的，周恩来不仅是决策者之一，而且是重要的监督执行者。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 至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划上了终结的句号。
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10月16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
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份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准，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准和领导水准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 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对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原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原始出处竟然是邓小平自己。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从未让邓小平游离出他的视线。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我看还是慎重一点。”要说失误，这可能是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失误。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事件。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2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标，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
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相信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和“保证”是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
1973年2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3月9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批示，充份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 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
3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后来又力主让他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副总理、总参谋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应该说是出于公心、非常宽容。
1975年，针对邓小平以“全面整顿”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泽东指出：“永不翻案靠不住”，并在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1976年初，在周恩来逝世后，随着“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发生，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的接班人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们的政治地位后来被相继划上了句号，其原因既有他们本人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局限性。面对接班人问题屡屡受挫的严酷现实，毛泽东清醒地认为，只有最广大的革命人民正确深刻地认识到正确路线的伟大和修正主义的极大危害时，他们才能自觉地维护革命路线。他曾经说过：接班人不能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
《毛泽东传》中公布了毛泽东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或许这是他面对党内的复杂情况与历史曲折而发出的辛酸感慨。
于是七、八年就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模式就成为他自己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主要方式了，也即是说，毛泽东此时已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眼光转向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非常丰富，有人将其概括为：
在培养接班人的意义上，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泽东认为，对于领导者来说，主要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呢，就是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时培养好能够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干部队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总是把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同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十分警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教育干部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思想上筑起防止和平演变的长城。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他特别提出干部队伍要做到老中青相结合，强调老干部对年轻干部的传帮带，使得党的事业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能够代代相传。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欣慰地说：“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在培养接班人的途径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由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培养接班人的政策，包括：任人唯贤，走群众路线，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关心、培养非党干部和知识份子干部，等等。毛泽东还指出，“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他教育党员干部要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这些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已明显带有由“精英选择”向“全民培养”的发展趋向，并且始终将社会主义政治要素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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