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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去世一周年,美国社会变好了吗?

(2021-05-25 11:16:19) 下一个

今天是弗洛伊德被跪死一周年纪念日。民权运动专家说,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所发生的抗议活动的广泛和深入程度与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潮相当。我也多次说,我们有理由期待弗洛伊德之死所产生的抗议活动能够带来类似《民权法案》的效果。

那么,一年之后,我们是不是看到了期待的转变?答案可能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是”或“否”,而是灰色的代表一些试探性脚步的东西。更让人担心的是,人们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支持热情似乎在消失。

 

一,弗洛伊德之死带来了对BLM运动支持的高涨,但没有显著的持续效果

根据Civiqs的民调,民众对BLM的支持净值增长,以2018年头为参照,从2018年开始增长,并在弗洛伊德事件之后达到最高潮。但是,这个高潮没有持续太久,半年后就回到了弗洛伊德之前的水平。

上图反映的是民意对BLM支持的净值变化,以2018年头为基准。(数据来源:Civiqs。)
上图是从党派角度看对BLM支持率的变化,以2020年头为基准。(数据来源:Civiqs。)
上图是从族裔角度看对BLM支持率的变化,以2020年头为基准。(数据来源:Civiqs。)

这就是说,那些黑人被无辜杀死的事件的确让人产生了片刻的思考,但不是所有人都因此而改变了观念。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跪死弗洛伊德的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被定罪后,警察改革依然阻碍重重。

 

二,每一个民权运动的里程碑都是至少一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

我一直认为弗洛伊德之死是一个与爱默特·提尔(Emmett Till)被私刑(lynching)等同的历史事件,也是造成历史转折的契机。但几天前威廉·巴伯(William Barber)博士作为特邀嘉宾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启发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所谓历史的转折。

巴伯博士提出,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相当于第二个“重建”(Reconstruction。在废除了奴隶制之后,美国历史上有一个正式命名的重建时期。这里指非正式命名的第二个重建)。而近年的BLM运动则是第三次重建。同时,巴伯博士特别强调了他是如何分别从一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事件的。

1955年,14岁的黑人男孩提尔无辜被白人极其残酷地毒打并私刑,尸体惨不忍睹。提尔妈妈决定举行开馆葬礼,让全世界看看她的儿子被打成什么样子。在芝加哥南侧的一座教堂里,5万芝加哥人亲眼目睹了提尔残缺不全的尸体。几天后,又是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提尔的葬礼。提尔面目全非的“面容”不仅在黑人社区造成极大反响,也获得了白人的广泛同情。

但是,巴伯博士认为,提尔之死最重要的是激励了他的同代人为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抗争。虽然他们的努力经历了无数挫折,但在这代人成为大学生和年轻成年人时,他们成为了“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和芝加哥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的主力军,成就了第二次重建——《平权法案》。

在巴伯博士看来,2013年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枪杀17岁男孩特雷冯·马丁(Trayvon Martin)而不被定罪事件是BLM运动的导火索。与马丁同龄的一代人也是一个又一个黑人无辜被杀而杀人者都被免罪案件的见证人。现在,他们已经成人,并正在推动美国走向第三次重建。

如果巴伯博士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是在走近第三次重建的收获期。虽然从民调来说,BLM获得的支持在弗洛伊德之死几个月后有所下降,但是,马丁同代人的改革热情还在,他们将继续推动民权运动。只要这批人还在坚持,只要有领袖人物带领,我们就会看见第三次重建的成果。

 

三,第三次重建的目标是争取深层的,持久的,系统性的变革

巴伯博士是“对违约的修复”(Repairers of the Breach)组织的主席,“穷人的运动”(Poor People’s Campaign)组织的联席主席,也是《价值革命:为了公共利益重建公共信仰》(Revolution of Values: Reclaiming Public Faith for the Common Good)一书的作者。他对第三次重建做出了清晰的定义:

第三次重建的意义远不止于只是让黑人在与执法部门的冲突中幸存下来,而是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步骤体现黑人公民的同等价值,要确保黑人在大流行中死亡的可能性不再是白人的两倍。这是关于重建一个系统的事宜,现在的系统使他们背负学生债务,然后拿的是贫困水准的工资。

第三次重建将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为他们的家庭获得体面的住房,为他们的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清洁和无铅的水,并且在面对广泛的选民压制的努力时,保证他们对美国民主的参与得到扩大和保护。

第三次重建是为了对抗那些产生死亡的政策和做法,无论是警察杀人、贫困、缺乏医疗保健、生态破坏还是不必要的战争。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宣言,即不必要的死亡是不可容忍的,民主仍然是可能的。

第三次重建的意义将远超过任何单一的法案或一个政党的议程。它是关于建立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根本上重新想象我们社会的可能性。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重建都是因为道德运动使得弱势群体重新获得了民主的承诺,成为新生、扩大的选民,而这股新生力量坚持必须制定新的优先事项。如果马丁这一代能够唤醒美国的良知并引发道德运动,那么我们相信,历史上声音一直被压制的贫穷和低收入的选民所组成的联盟有可能改变政治格局。我们必须围绕一个从底层提升的议程开展工作,以便每个人都能被提升。

在这个以白人至上为基础的制度统治了400年之后,不可能指望任何一项判决或选举就能够带来美国所需要的彻底变革。但是,马丁这一代人从马丁身上懂得了,无论他们的肤色如何,他们的生命在这个社会中是不重要的,除非黑人的生命在我们的公共政策中获得尊重。

 

四,我们离重建的最终目标还相差很远,警察改革步履艰难

巴伯博士定义的第三次重建的目标,其实也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重建的目标。只是,历史从来就是进两步退一步,要到达目标必然经历很多曲折。所以就有了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重新制定目标。

跪死弗洛伊德的肖文所有三项指控全部有罪是一个具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但这些只是起点,不是终点。几天前纽约市总检察长莱蒂蒂亚·詹姆斯(Letitia James)宣布一个大陪审团拒绝起诉造成黑人丹尼尔·普鲁德(Daniel Prude)死亡的一名警官,也许就是一个退步的例子。

事发时,该警官将普鲁德的脸朝下钉在人行道上,直到他失去知觉。上个月一个法官批准了詹姆斯公开大陪审团审判记录的要求,而这份记录透露的信息让人迷惑。记录表明,检察官似乎同时在做检察官和被告辩护律师,因为提供的证据和证人中很多可以说是被告律师才会选择的。这样的做法有违常规。一般来说,大陪审团就是只听取检察官单方面的证据和证词。这里检察官的作为真的很奇怪。

这个案子是不是可以归类于我们所说的司法改革进两步退一步,见仁见智。但这的确让很多人质疑检察官的动机。

其实今年4月3日几乎没被人注意的一个判决很有意义:阿拉巴马州Huntsville市的警官威廉·达比(William Darby)被判谋杀罪,他将面临20年至终身监禁。达比枪杀了一名拨打911电话的男子。该男子报告说自己有自杀倾向,并且在警察到达时用枪顶着自己的头。

在法庭审判之前,一个城市审查委员会清除了达比所有的错误,Huntsville市议会还投票决定拨出12.5万美元的公共资金用于达比的刑事辩护。整个阿拉巴马州的警察都在关注这个案件,因为他们经常需要对付精神健康事件。

该案的判决说明现在陪审团越来越愿意接受警察不能胡作非为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警察也的确面临很多复杂的情况,需要做出困难的决定。上面两个案子就是证明。

 

五,警察合格豁免权的问题正在蛙步前行

去年夏天美国持续很久的抗议警察暴力运动,让警察合格豁免权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合格豁免权是警察在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权。当警察是被告时,原告必须证明被告“违反了已经明确确立的,合理人会知道的法定或宪法权利”,被告才不被合格豁免权保护。

长期以来,这个合格豁免权一直被滥用,似乎无论什么情况警察都有资格享受豁免权。所以,拜登上任后,民主党人一直在试图去除警察的这个豁免权。虽然因为共和党的阻止,至今在联邦立法方面还没有进展,但已经有个别州在州法范围内去除了警察的合格豁免权。

另外,去年高院一反常态,接受了两个有关警察豁免权的案子。两个案子都来自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分别由两个三人法官的小组判决,都是由共和党任命的法官主导,上诉法院判决结果也都是被告可以享受警察豁免权。但是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这两个判决,说案件的事实令人震惊,任何理智的人都知道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宪法。

这两个案子,一个是将囚犯关押在被粪便覆盖,寒冷如冰的牢房达六天之久。另一个是毫无缘由地向囚犯的脸上喷了化学药品。就是这样的案子,居然会允许警察享受合格豁免权,可见此权利被滥用到何种地步了。

高院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是不是代表一种转向?没有人敢下结论。律师,学者和政治分析家中,谨慎乐观的有,完全持怀疑态度的也有。希望这也是司法系统改革所迈出的一个蛙步吧。只要坚持前行,坚持不懈地推,就会到达目的地。

 

六,黑人社区的问题必须从根子上去解决

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明,产业迁移造成的黑人男人大量失业和随后不合理的大量监禁黑人男人,毁了黑人社区。(详见“乖乖听从警察指示很难吗?黑人为什么如此不明智?”)一个社区一旦被毁了再要重建,非常难。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做额外的投资,付出特别的努力。

比如,现在特别强调不要过分监禁。但是,只是把人放出来却不提供生存的手段和机会,很多时候只是把那些人重新逼上犯罪的道路。还有,如果不给瘾君子提供医疗干预手段,很难保证瘾君子自己能够走出那个深坑。

黑人社区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就是,太多人有精神疾病。事实上很多对亚裔仇恨犯罪的黑人中是有精神问题的。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几个案例,这类人的存在给警察的工作也带来巨大的挑战。这些都是巴伯博士提出的第三次重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必须正视黑人在就业,教育,住房,医保,银行,购物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没有得到同等对待和服务,必须进行深层的,持久的,系统性的变革。希望第三次重建是最后一次重建,希望最终目的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21/opinion/george-floyd-death-william-barber.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22/opinion/blm-movement-protests-suppor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07/us/huntsville-police-convicted-murder-suicidal-ma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22/nyregion/daniel-prude-death-letitia-james.html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加拿大和美国必读”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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