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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戒严好久了。我们在上海的办公室里，每天大家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议论国事，关心着民运的动向，惦记着学生的安危。
我们当时有与北京合作的项目，到日子了北京却迟迟没有消息，就打电话去询问。北京那边说，你们还在干活啊？知道我们这里是怎样的吗？我们是天上飞机，地上坦克，街上喇叭哇啦哇啦叫！都戒严了，还上什么班啊？！
北京可以不上班，上海不行。朱镕基市长一再强调上海不能停。别的城市停了就停了。上海要是停，到时候苦果是要自己吃的。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逻辑，反正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必须出活的，是必须养活这个大家的。于是，我们继续工作，一边干一边关心着，担忧着。
周先生以他一贯的组长风度，口气笃定的告诉大家：“放心好了，开枪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段祺瑞才杀了几个人？成了历史的罪人，永世不得翻身。谁还敢步这个后尘？”他瘸着腿，绕着大大的制图台走过来，见我定定地看着他，边说边对我点头，挤单眼笑一笑，仿佛他与官方有默契。
小山东习惯性地边眨眼边说：“这个是肯定的。谁也不敢开枪的。”
屋里近20个人几乎都同意地或点头或说是。没有人 – 没有一个人 – 认为会开枪。直到那一夜！
那天早上，我恍恍惚惚地来到办公室，无力、无心作任何事情。办公室像炸了锅似的，群情激愤。可我感觉的是麻木，一种不相信事已成真的麻木。
我已经不会说话了，看着大家义愤填膺，仿佛在看一场戏，不知为什么，有一种置身境外的感觉。我看着，听着，总觉得同时有慢镜头在回放，回放的是大家一致认为政府绝对不会开枪！我欲哭无泪！
第二年的这个日子，我已到了美国。那天，我捉笔写了一文，没有给任何人看，只为对心有个交代。一年的距离沉淀，凝聚成一个问号：为什么事发前所有的人都说绝对不会开枪，事后却没有人忆起当初下的断言？我对自己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遮羞布已经彻底撕破了，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做梦了！
也许我的结论还是错了。如果说开枪令人难以置信，令多少人幻想破灭，那么下面的另一个预言同样遭遇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命运。
我们这个单位一般政治上不太紧跟，上下领导也都开明，以前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早就停了。但自那天之后，迫于上级压力又恢复了老规矩。首先是学习人民日报的文章，和以前一样，我负责读报。
我敢说我读的很好，非但发音标准，还声情并茂。凡是“义正词严”谴责学生及“黑手”的，我都念得阴阳怪气。凡是学生的语言，我读得正气凛然。但我掌握得更好的，是如何停顿。我们是读一段，讨论一段，而我们的讨论就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批判刚才读过的内容。我总是停得恰到好处，总是正好有人憋不住要骂了，从来不冷场的。
印象最深的是读袁木答记者问，当一位外国记者问到以前的无数次运动最终都平反了，这个是不是以后也要平反时，姓袁的说：“六/四是绝对不会平反的。”尽管就文章而言那里并不是个自然段落，我的直觉告诉我，停顿！有人要说话！果然，我话音刚落，周组长就首当其冲：“这个是一定会平反的！我敢说，不出十年，一定平反！”整个办公室几乎人人附和，一致说平反是铁板上钉钉的事，不容置疑！十年太久，只会提前，不会延后。
不会过十年！！！
今天行文至此，我直想哭！现在已经是多少年了？都快3个十年了！我们在六/四事件上可曾向正义迈出一步？别的不说，光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如果还在，也是风烛残年了。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多年前已经有一位父亲不堪无望的等待自己结束了生命！他们不仅要承受丧子之痛，还要承受人权上的屈辱，情何以堪！
每年一到这个敏感的日子，政府就会特别紧张，有各种动作，但就是闭口不提27年前发生了什么，也不许任何人在公开场合提。如果不是心中有鬼，何必遮遮掩掩呢？如果没有鬼，如果认为当年是做得在情在理，那就光明正大的说啊！如此行为，其心虚、无赖、无耻和无担当，一览无余！
这27年又发生了很多事。最近的雷洋事件告诉我们，今天，很少有人依然对政府抱有幻想了，只是这份觉悟的代价太大，太大。。。
好！再艰难的路我们一起走！
Mahatma Gandhi
与博主共勉
是的，我是彻底傻了！悲哀啊！
我想，六四结果这么惨原因很多，包括学生太没经验，不懂得合理进退。也不排除学生领袖中有人私心重于公德心，害怕秋后算账。（秋后算账是毫无疑义的！）但关键还是这个政府。对秋后算账的恐惧也是源于这个政府。
我有时也问，如果赵紫阳能在那个位置久一点，我们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我想是的，但不可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他们”不让的！在“他们”眼里，大权是不能落入“外人”之手的。虽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是“他们”的。一旦发现权利受到威胁，“他们”一定会采取什么手段的。
欧洲的一系列“圆桌会议”非常令人羡慕。不过在中国，那时没有，现在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势力，能起领导作用的反对势力。很难说东欧的变天会有正面的影响。我看更可能是让“他们”确信绝对不能放松。事实上从此以后就是走的这条路，现在国内的环境远不如80年代宽松。
那你是在暴风雨的中心了，一定见识了很多。那时全国人民都配合的，什么叫民心所向，那时的经历是我最深的体会了。在上海，连拥挤的公交车上必不可少的骂架都自动消失了。听说北京也是，虽然交通都没有了，到处是路障，看似混乱，但社会风气却是出奇的好，连小偷都罢偷了。
可是，民意对这个政府是没有意义的！
我是真心佩服那些在枪声响起之前就看清这个政府本来面目的人。这是胡适与留下的那些大师的区别啊！
我不是勇者，我真的是抱着逃离的心态出来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美国梦。我的美国梦在我踏上这片土地时就实现了，买房、买车都只是副产品。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过了海关那一刻的安全感，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抱有幻想的也包括我。是枪声把我们的觉醒逼迫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再看看雷洋之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罪恶会让我难以相信了。哀哉！
开枪的凶狠是否背后藏着老人的恐惧呢？红帮党内的残酷斗争只有你死我活，所以那帮老人说不可退一步。我是5月20号那天在广场，记得当晚就是李鹏那偏离主题的讲话，其实那时我周围的人说该撤了，因为那里不是个生活的地方。是否当权者给学生们一个不秋后算账的保证呢？可他们从来都是秋后算账、反攻倒算的。
在那之后，我才看到摒弃暴力的表达诉求和反抗，才留意到伊朗国王说他不可以向人民开枪，他只能出走流亡。
有时想，如果再晚几个月，赶上东欧变天，也许就一起改变体制了。据说许多东欧官员就是因为看到大陆所发生的反人类惨剧，才清醒地意识到绝不能向人民开枪，东欧得以和平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