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上的胡思乱想

病榻上的胡思乱想

庞静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周一早八点预约去安那堡医院检查一年半以来胰腺微博（Whipple)手术后的情况。我已经忘记了检查前六个小时不能吃东西。早晨我像以往一样吃了一碗五谷杂粮的稀饭。做准备工作的护士问明情况之后担心无法做腸镜检查，她说只能等赛门医生做决定。赛门医生比一年前又多了几根白发，依然一脸无所谓地笑着。他说胃里有食物可能造成检查后的问题，但不影响检查结果，保险一点就再约一个时间。他说你自己决定吧。我冒险成性，没多加考虑就决定一切按计划进行。检查结果令人满意。阿瑟开车送我去汉汉的宿舍休息，他去忙。下午我已经从半睡眠状态中完全恢复了。我和阿瑟汉汉俩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就自己开车回家了。晚上躺在床上念书时，身体开始感觉非常不适。到楼下找出体温表一量一百零二度（华氏度）。家里有泰利诺，我当时吃了两片。周二早晨上班前我又吃了两片泰利诺。到公司做了一个小时的事情我开始觉得腹部疼痛体温升高。我打电话给家庭医生约定上午去看病。然后我请人帮我处理当天的会议和报告一类杂事，向老板请了假就开车直奔医生诊所。

 

当日我的医生不在，另一位医生很忙，超过预约时间半小时我还在等。情急难过我给赛门医生的护士打了电话。她让我马上去附近的医院看急诊。我让诊所柜台小姐取消了我的预约，又开车去了距家两英里的小医院。急诊处的护士量了我的体温，将近一百零三度。他们很快地把我放到病榻上开始抽血打针询问。八十六岁高龄的母亲一定要做一本家的影集，影集照片中穿插了大家写的家和陈年旧事的杂文。她三番四次地要求我写一篇北京，我一点灵感也找不到。今年春天回北京，自己竟然没办法凭记忆找到回家的路了。为此我心里一直藏着为了不能满足老母亲的愿望而生的愧疚。在急诊处我腹痛头晕，强打精神回答着各种问题，脑海里竟然飘忽着北京。

 

我们家在机关的后院，机关前门对着幸福大街，家里的院门开在幸福巷里。机关前门离八路汽车幸福大街车站只有几步路。出了机关的前门往南走有一个电影院。路上铺盖着碎鹅卵石。晚场电影散了之后，人群从电影院大门向不同方向分散着，那时候我的个子只及那些大人们的腿部。我很喜欢盯着那些被路灯拽得长长短短的人影，看他们被鹅卵石分割成的斑澜图案。当我的影子比身边的大人还要长时，我就会极其兴奋地追着自己的影子跑起来。

 

我在病榻上被推去照X光胸片又被推了回来。一种药随着生理盐水流进了我的血管，凉凉的使我昏昏欲睡。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走过来问别人已经问过了的问题。我请她打电话给赛门医生，电话号码已经交给了护士。一会儿我又被推去照腹部的X光片。小时候受到洗脑式的教育。北京是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巴黎是巴黎革命的地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地。莫斯科的红场是十月革命的中心，是国际歌嘹亮传播的地方。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小时候对此深信不疑，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原来我的理想竟然如同梦幻。周围的朋友们说静如果当年你在那里你现在就蹲在大狱里了。我相信我不会。我不缺乏勇气但却智慧不足。政治太复杂，我这种智商的人只能往深井的井台观望一下，绝对没有本事走近探头往下看。精英们要用成群无知却有热血人的躯体搭起他们政治前途的阶梯。当权的政治家们又如何能对权力挑衅隔岸观火。牺牲的是一群热血无知的人。如果我在，我最有可能是他们之一。

 

年轻的女医生走近告诉我腹部X光片显示小肠部分有信息，尤其是手术伤口接合处信息复杂。她已经与赛门医生谈过了。现在他们要推我去做腹部CT。为什么诊断检查过程这么啰嗦。是保险公司作茧自缚，还是医院经营者们取财有道？

 

我大姑姑家在平安里，小姑姑家在和平里。大姑姑家的院子很大，大姑姑家那幢房舍是长方形的，虽然是平房，但要上很多层台阶进入大门走廊。里面有五六扇门，每扇门内必是一户人家。院当中有几个公用的水龙头，春夏秋冬几十户人家洗漱用水都得到这里来。夏天泔水四溢，冬天四周地面又覆盖着褐黄色的厚冰。那里是社会科学院的宿舍。很多往北京聚集学问和文化的人住在那里。我曾看见一个高高瘦痩面色苍白的男孩子从大姑姑家对面那扇门走出来，表姐说他是混血儿，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叫他杂种。

 

小姑姑家住的是劳动部的宿舍，现代化的楼房。小姑姑家在五楼，每次都要上下楼梯。小姑姑有先天性心脏病，无法生育。她把我们带到她家，把大㶽热水烧在厨房煤气灶上，把我们脱得光光的给我们洗澡。然后她会烧一桌好吃的菜让我们打牙祭。晚上她让小姑夫睡在一个临时撑起的行军床上，让我们和她一起睡在松松软软的大床上。小姑姑过足了当妈妈的瘾，我和小平(我的双胞胎姐姐) 也做了一回乖巧女孩儿。我第一次经历女孩子的月事时奶奶从她的针线笸箩里找出一些旧布教我如何打里。小姑姑知道后领着我和小平去幸福大街的百货商店买卫生巾，教我们一套和奶奶教的不一样的方法。

 

年轻的女医生来告诉我CT结果显示我的小腸红肿发炎。抗生素已经随着生理盐水往我血管中流入。他们决定收留我住院。小腸存储经胃消化以后的食物养分。身体需要的能量和其它补给要从小腸汲取。一位腸胃专科医生来看我。他说我的手术缝合伤口看上去有些问题，他需要做腸镜检查。从现在起我不能喝水吃东西。检查定于明天中午。我用爱疯（iPhone ) 给老板发了短信，告诉他我近几天会被扣在医院。我手头的一些事情需要他代劳。我们短信来往数次，事情交待清楚了。

 

二叔家住北京三里河，那里是许多中央部委集中的地方。他家的楼房也是现代化的，好像只有三四层高。房间隔局与现代公寓很像。楼梯两边各一门户。进了门是起居室，厨房厕所各个房间的房门都在起居室。二叔小时候以淘气著称。他从小让爷爷奶奶操心不已。他的一篇大字作业写满了小王八。后来爸爸指引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战争后脱了军装在一机部当干部。文革中爸爸妈妈被关押批斗，我们全家按人头计算每人每月得十五元的生活费。爷爷奶奶公私合营之后的月份钱也断了。妈妈把我们家每月所得分出三十元给爷爷奶奶。二叔一家平平安安。姑姑们向二叔求援，他不但分文未助，文革数年竟断绝了与我们家和爷爷奶奶家的联系。文革之后姑姑们反对再与二叔一家牵上瓜葛。可谁也拦不住爷爷奶奶思念儿子，最后大家还是允许他来探母。从此以后二叔一家又接通了与大家庭的脉络。自始至终奶奶从来没有说过二叔的不是。常常从她嘴里听到的是二婶太过凶悍，二叔怕老婆。爸爸留世的最后那些日子想把家里人都再见一遍，其中也包括二叔家的表妹表弟。二叔怕爸爸肝病传染，不许他们来。其实爸爸是文革得急性肝炎，医院不敢为他治疗，拖成了肝硬变。探视是不可能被传染的。尽管无知也可多加防护。二叔护犊，可却让他大哥最后的心愿落空。我从密西根回去在病房里守护爸爸的时候，二叔来了。我对他视而不见。当时爸爸看我的目光非常软弱，我知道他想让我叫二叔。可我一心要让二叔知道我的不满，而忽略了爸爸从来都喜欢一家大团圆的感受。我令爸爸双重失望了。

 

我被推进了病房。同室的病友咳嗽了一夜，我也一夜无眠。我想着龙潭湖和什刹海的冰场。当年我们不知道从哪弄到了冰鞋，花样冰刀。小平一上冰很快就能学着别人的样子转圈，踢腿，做花样。我不行。我只学会了倒脚。我随着大群的人发疯地流动着穿插着。我后来换了跑刀冰鞋，凭着力气体验着飞飘带风的感觉，妙不可言。文革前爸爸妈妈都是北京城区的干部，官不大，但方园几里街道工厂学校都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我们毛孩子也因此享受着特殊的尊重。文革开始，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是狗崽子。以前那种远距离讨好的目光变成了近距离的幸灾乐祸和漠视。我十岁的年纪对那些大人们的变脸十分不解也十分愤怒。一天一群外面的孩子到院子里来偷石榴。我轰他们骂他们小瘪三。回到家里小姑姑告诉我小瘪三是以前资本家骂工人的话，以后不许再用了，免得给你爸爸妈妈找麻烦。文革后周围那些大人们的脸变得比文革之前更加殷勤，我也已经长到了对此不屑一顾的年纪。

 

为了明天的腸镜检查，我深夜里饥肠辘辘。我想到了北京街头小吃和早晨的豆浆油饼。北京的油饼掰碎了泡在豆浆里吃。掰成小块的油饼被豆浆的热气盖着。你把它们压下去，它们又不经意地浮起来。一边吃着一边和它们玩着。等豆浆少到了碗底，油饼也都进了肚子。我还想起了大栅栏的油炒面。那个地方永远混合喧闹忙碌和小家子气的繁华。油炒面是把干面粉用黄油干炒至焦黄。吃的时候用滚烫的白水冲拌成浆糊，加上芝麻红糖。那个香味润肺，那个滋味咂舌。从大栅栏出来到前门，再一直往北就是天安门、两边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东西长安街。那些建筑都透着庄重宏伟和煊昂。我小时候总在不停地啄磨古代人如何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劳把那些大块的青砖白玉送进京城。东长安街连着南北走向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去，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斜向相对。东安巿场也卖北京的各色小吃。四姑姑每次从乡下任教的学校回来总喜欢带我们去那里买各色糕点，非常精美。我记起了百货大楼卖的酒心巧克力。包糖纸上注明了西凤矛台五粮液。我当年最喜欢的是西凤酒心巧克力。那种酒和巧克力可以在舌头上产生魔力，心中遗憾着为什么没有更多。

 

一早一个学生实习护士来抽血，笨手笨脚，态度却是笑里含着歉意。抽完血之后我又被推到楼下照胸部x光片。我被推回病房时咳嗽不断的室友已被转移到四楼的康复中心。我听着工人进行的清扫工作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时他们正准备把我推到楼下做肠镜检查。抗生素已经连续注入一天了，我估计炎症应该有些减弱。果然我从检查睡眠状醒来后医生告诉我除了发炎他没看到其它的。我又被推回了六楼的病房。回来时新病友已经住进来了，她得了肺炎。我顾不上与她交谈，拿起电话请求食物部送麦片粥和蒸胡萝卜来。放下电话我又请护士阿士利送给我一杯热水。阿士利是细细高高的混血黑女孩。她的肤色是浅棕色的，柔软的棕色头发，黑人的大眼睛和欧洲人细挺的鼻子薄薄性感的双唇。这附近住着数位篮球协联的球星。那些有钱的球星常会娶漂亮的白人模特。我猜阿士利就是这种结合的结晶。

 

下午年轻的女医生又来了，还来了一位已经是第三年的住院医，不足五英尺的个头，中东女人的头纱包得严严实实，一丝头发都没露出来。但那张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脸直率的目光透露了她是美国教育出来的女孩子。她之后又来了一位控制发炎的专家女医生，中年东欧女人，口音很重。她们这仨位医生都告诉我没有找到发高烧的病因，还要继续检查。儿子阿瑟电话告诉我小肠发炎引起这个高烧不奇怪。我同意儿子的说法，因为症状太明显了，起因也一目了然。不知道这仨位医生是医术有限，还是想多为医院赚一份检查费用。下面她们要对我进行全面妇科检查。我觉得自己羊入虎口，只能任人宰割。

 

恪怡要来看我，她家距离医院有二十几英里。我把她止住了。星期天我曾在她组织的一个义诊活动中担任义工做翻译。她埋怨我逞强累病了。其实我的病是我自己犯错误造成的，和星期天的工作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打电话请志敏下班后去我家里取了iPad送来医院。路上塞车，她六点多才到。晚上还要去参加太极俱乐部的练习。她不肯马上离开，陪着我聊了一阵才走。我病友的父亲来看她，慈眉善目的小老头。他坐在那里笑咪咪地看着对面病榻上的女儿，一声不啍。女儿也不与他讲话。我的眼睛被他的慈祥吸住了。我问老人家有几多儿女。他说老大女儿，中间三个儿子，老五就是躺在这里的了。他顺口又说他们母亲去世早。我猜他想告诉我他也担当了母亲的职责，并为此而自豪。多可爱的老人哪。坐了一个多钟头后他披上了一件薄毛衣，女儿说你要走了？他笑咪咪地点点头，起身迈着很轻的步子出了门。

 

夜里又是无眠。还好我可以从iPad上看<<高梁红了>>电视剧。战争年代李秋英和林玉生相爱，中途出了一个李月。李月面相姣好，嘴甜爱笑，虽然总做着小鸟依人的姿态，却少了一些女人味。秋英也是绝顶漂亮，但却争强好胜，嘴不饶人。恰恰是她的争强好胜透着十足的女人味。难怪品位高的男人都爱慕她。林玉生是多愁善感的男人，但他的愁感中是男人的粗犷而不是女人的细腻。他知道李月对他的爱慕却尽情享受着被李月赞美的虚荣。我替秋英讨厌李月，可又找不出李月的讨厌之处。最后归咎于男人与生俱来的可恶。我猜不透这几个人物是男人写的还是女人的笔触。

 

早晨我又被推到楼下照X光胸片。自从进了这家医院天天被照X光胸片。回去又该大把地掉头发了。我不明白医院如何向保险公司解释，但我相信他们总是会把钱要到手里的。年轻女医生又来看我。我向她抱怨夜不成眠，现在又感染了咳嗽。我要求回家。她答应妇科检查之后放我回家。十点时阿士利捧来了四杯十六盎司的水，她让我半小时内喝完，不许上厕所。我问她要求我喝几盎司的水，她说三十二。我说你真是加倍照顾我。她疑惑。我把两杯水摆在一起告诉她这就是三十二盎司。她将信将疑地留下了三杯水。妇科检查非常痛苦。我希望将来医学工程的工程师们在设计这项检查的设备时更多地体谅妇女。我开始水肿，脸胖了，手指粗了。我猜这两天抗生素用得太多，肾负担过重。检查回来后下午一点我告诉阿士利我要回家。她开始帮助我进行出院的必要手续。傍晚七点一刻我才走出了病房。这次住院的经历和一年多前在安那堡住院的经历太不一样了。这个医院使我感觉我住下去会病得更重。安那堡医院帮我恢复了健康，重拾了自信。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是冲一个热水澡，然后为自己煮了一小碗疙瘩汤。吃完后把鱼喂了，把信件清理一遍就上床了。夜里梦见了爸爸带着我们去北海划船。他一个人摇着桨，我和小平船前船后跑着跳着，从来没问过他累不累。我们指到哪他就爽快地划到那。醒来泪水已湿了枕头。长大之后我生命中的男人从来没有替我摇过桨划过船。他们总要求我出更多的力，美其名曰能者多劳。我现在才明白真正爱过我的男人是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