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南洋
华人在海外最大，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印尼两亿人口，约一千万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约六百万华人；泰国六千五百万人，约九百万华人；新加坡三百万多人，华人占90%；菲律宾9千万人，华人大约一百万，不过1%，但有华人血统的要占大约20%。
东南亚华人，给全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比如，在马来西亚，70％的中小企业被华人拥有，其中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我一个好朋友的家族就占有全马摩托车市场的一半。中国改革开放78年开始，第一个5年到10年，事实上最大的投资者就是东南亚华人。
自从万隆会议，周恩来取消了中国的双重国籍政策，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地的华人开始积极融入本国社会，特别是泰国和菲律宾，传统意义上的华人已经很少，从姓名和语言上，中国人已经分辨不出谁是华人，不过，本地人对那个家族有华人血统，都一清二楚。人们都知道菲律宾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的他信是华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但这些华人，已经和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仅仅只是血统上是华人而已了。在东南亚，真正能以一个大族群的规模保持华人传统的，只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
有人曾把这三地的华人分为两种：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前者一般说中文，谈到中国很亲切，甚至自称中国人，以陈嘉庚为代表。后者一般说英文，看海峡时报(英文)，亲西方，甚至以自己的华人面孔为耻，以李光耀为代表。南洋华人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变迁，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两种华人的变迁史。
说到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的分别，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南洋大学。这所大学的兴衰史，也就是南洋传统华人的兴衰史。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这所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办人，还有这所大学的精神肃然起敬。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叫陈六使，1950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他是陈嘉庚的族侄，1916年在福建小学还没毕业就来到新加坡。1953年，陈六使捐助五百万元，倡办南洋大学。并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捐献了五百二十三英亩在新加坡的云南园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此后，连瀛洲宣布献捐廿五万元。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以他本人及故弟胡文豹名义捐建双连学生宿舍一座。马来西亚的李光前赞助1953-1957五年总捐助十份之一(此数超过一千万元)，鼓励社会人士参加献捐运动。槟城林连登捐出五十万元，建筑南洋大学图书馆(行政楼)。陆运涛献捐南大理学院全部建筑费(约卅万元) 。
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商界，学界，出租汽车司机，三轮车夫，小贩，吧女和理发师，都先后参加乐捐，义驶，义踏，义卖，义演等活动，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呼声。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自己没有机会读书，但都希望能进点微薄之力，让自己的后代有机会进一所华人自己的大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他们的心里，只有中国才是自己的国家。
很显然，这种想法和海峡华人以及殖民当局是格格不入的。所谓海峡华人，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关于中国的概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国，在当时是英国。这种区别的来源也是很简单的：传统华人，大都是靠自己奋斗，创业，或富甲一方，或安居乐业。而海峡华人，则是靠给西方人做买办，或者打工，靠西方人吃饭。所以英文比中文说的好，甚至不会说中文，比李光耀。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和他们没有关系。一个英国议员曾经说，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他见过的最英国的人。而李光耀本人，几年前被英国政府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他很感慨地说那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他说在他的年代，是以做英国人为荣，虽然到他儿子的年代要开始接受美国教育，以美国为荣。
所以，1956年南洋大学开课后，新加坡当局一直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也不承认南洋大学，认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学环境不能被认可。1963年，李光耀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一直到1968年，新加坡政府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但一直对南洋大学的中国化教育如鲠在喉，到了1980年，南洋大学被政府宣布停办，从此，南洋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南洋大学建校25年，培养了一万多名毕业生。这些人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精英，他们和中国人在一起，可能没有人能看出差别。如今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原南洋大学校址上建立了一个技术学校，叫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更名为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几年前，该校的新校长想借用南洋大学的名望和现在在世界各地已经身居高位的南洋校友的资源，提出恢复南洋大学的名字。结果遭到了绝大多数南洋校友的反对，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南洋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和南洋理工大学现在的英文环境风马流不相及。的确，现在的所谓南洋理工大学只是一所普通的政府办的英文大学，和当年纯粹由民间华人从亿万富翁到小贩舞女们齐心合办的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南洋大学是根本不能比的。
南洋大学的停办，也意味着在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失败。李光耀上台后，很多有影响力的传统华人被赶出了新加坡，他们大多到了马来西亚，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到了美国。从1980年开始，海峡华人的思想开始在新加坡占了上风，到了今天，传统华人的思想在新加坡基本灭绝了。1980年前，新加坡80%以上的家庭平时的家庭语言是中文，而现在，70%以上的家庭使用英文。80年以后，新加坡的学校就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中文，只是被当作一门外语来学。很显然，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加坡人，很多国人试图想和他们找到中华文化的相通之处的话，结果显然就是自讨没趣。在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心目中，Chinese只是他们提到自己的肤色或种族的一个名词而已，和中国，汉族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迁，这和新加坡政府推行的英文教育有直接关系。80年以后，新加坡就没有用华文授课的学校，这样过了一代人，李光耀终于成功了。如今在新加坡，能流利说中文，喜欢中国的，大都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这些人，大都因为英文不好，无法找到很好的工作，只有开出租或自己做小生意，现在已经是快被遗忘的角色了。
李光耀推行英文教育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去中国化，二是推行英文环境，吸引西方投资。这两点他做的非常成功。在南洋大学的年代，南洋的学生给了李光耀很大的麻烦，他们基本上以北京为自己的方向，对政府跟着西方走的行为很不耻，并且南洋大学有非常独立的学术精神（当然是以自己是中国人为出发点），加上他们在新马华人中的号召力，所以，被以铁腕著称的李光耀关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李光耀成功吸引到的西方投资，也客观上形成了英文的强势环境，那些华校生由于中文没有英校生好，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也进一步加速了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势衰。
但是，英文环境的强势，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英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华校生有人情味，讲团结，和自信。因为，英文授课的老师，对学生只能限于语言的交流而已，而没有任何文化的传承，甚至连语言中那种很微妙意思的表达也很难学会。要知道，各种语言的精华，除了词语里的历史文化含量，还在于各种言外之意的表达。而这些，是新加坡的学校里现在无法学到的。而在华校里，老师用中文讲述的同时，也传承下来五千年的历史，而这些，才是世界各地传统华人的自信根源。虽然英文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缺乏李光耀希望的那种自信和团结精神，但目前这似乎还没有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毕业后工作的环境，不是西方公司，就是新加坡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公司，在这些地方，不需要他们有多少创造力，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只要李光耀在，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新加坡人要走的路，他都安排好了。但问题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客观的说，李光耀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尼克松曾说李光耀是他见过的最有能力的领袖之一。这句话绝非虚言。他不单一手创立了新加坡，还创立了东南亚华人，也许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点，也许国人没有几个能了解。
二战以后，日本虽然在广场协定后为了排除巨大的经济泡沫，在东南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日本除了和新加坡得到了一点类似经济盟友的关系之外，并没有在东南亚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用亨廷顿的话讲，东南亚国家大都对日本是经济上有钱就拿，政治上并没有当回事。影响东南亚和东南亚华人的，始终只有两个巨人的影子，那就是美国和中国。
1949年以前，海峡华人在东南亚的华人中基本没什么影响，绝大多数华人都追随陈嘉庚。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还妄想征服世界。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我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一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献。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干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而很多南洋华人也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们中最有名的，是共和国上将叶飞，菲律宾华侨。
抗日战争后到1949年，南洋的传统华人们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因为他们大多数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只要认中国就行了，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懂得最多的，除了中华民族大义，就是经商，他们普遍对政治一窍不通。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一个是李光耀的对手。
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洋的传统华人们还很惶惑，但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让他们非常振奋：短短的五年，中国就从一个被小日本随便欺负的弱国，变成了能打败头号强国美国的东方大国。GCD的号召力在东南亚华人中也越来越大。1957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和新加坡GCD结盟，1959年，PAP-GCD联盟在立法会选举中则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51席中的43席，李光耀就任（马来亚联邦属）新加坡首任总理。1961年联盟分裂，PAP一度在议会中只比GCD多出一席。李光耀及时取得马来西亚执政的马来首相东姑的支持，加上新加坡GCD错误地盲目发动街头游.行和暴.动，让李光耀以反对暴力为借口，将GCD三个主要领袖投入监狱，从而赢得了1963年大选。1965年，新加坡GCD响应中GCD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GCD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了一些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1965年，印尼将军苏.哈.托在CIA支持下发动政变，并且发动排华运动。
从此东南亚GCD走向衰亡，马共总书记陈平只能呆在湖南当电台主持人。
1965年8月，新加坡建国。李光耀虽然取得了对新加坡GCD的绝对胜利，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他的执政在1980年以前，一直要面对一个人的巨大身影，这就是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的鼓舞是无比巨大的。鸦片战争以来，海外的华人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深受鼓舞的陈嘉庚也回到了厦门，拿出了全部家产一千万元（有人估算过按当时的金价到现在价值一亿美元），从此呆在国内专心办学，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所集美学校（现全部合并为厦门集美大学，取集美这个名字是纪念他的家乡福建集美乡，陈六使也是集美人）。1953年陈六使在中华总商会会议上提出创办南洋大学，从此南洋大学成为南洋华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认同新中国的重要纽带。1959年PAP-GCD联盟取得新加坡自治领首届大选胜利，当时讨论国旗方案，有人提出国旗上一定要和中国一样，有五颗星和红色，这个提案得到了传统华人的一致同意。于是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新加坡国旗。
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李光耀于是下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该禁令下达后，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
1976年5月，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并受到老毛短暂的接见。在去之前，所有人对见到老毛时的描述都是“敬畏”，基辛格甚至有和他女儿见到偶像一样被电击的眩晕。而李光耀的心情更为复杂，因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对手，GCD和南洋大学所代表的南洋传统华人们，都是这个巨人的追随者，他实际上只是在和这个巨人的影子在战斗。而在这个巨人眼里，他显然是很微不足道的。
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多次详细描写了那次会见时从车到中南海一直到十五分钟会面结束的每一个细节。这充分说明了他当时心情的紧张。不过，那次会见的结果，让李光耀是有些解脱的。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那个让基辛格们触电的神像，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接近老年痴呆的垂暮老人。而且他见到的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看上去也不怎么样，这样，在他从政治之初头上一直压着的中国神像，也开始被打破了。
另一个让李光耀开始有心理优势的原因是他在南洋传统华人的圣地北京，看到的是死气沉沉的经济。而新加坡建国伊始，就赶上越战，和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中由于美军的订单得到复苏一样，新加坡也得到了美军订单的大力支持。对此，他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中都特别提到，虽然越战对美国国民来说是不愉快地回忆，但对新加坡这样的美国反共前哨来说，意味着经济的腾飞。
从北京回来后，开始在心理上有自信的李光耀下令取消了71年的禁令。
1978年11月，急于打破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压力而决定和美国结盟教训越南的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在与邓小平会面后李光耀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因为他发现自己提出的结束东南亚GCD活动的提议被邓小平无条件接受，并且，在对东南亚问题上，邓小平很意外的向李光耀询问中国该怎么办。他很惊讶地突然发现，自己一直与其影子搏斗的那个巨人，东南亚那些传统华人的精神支柱，居然有一天能很谦逊的低头向他请教。
1980年，马共总书记陈平奉命在湖南停止了对南洋的广播。完全摆脱了中国阴影的李光耀下令结束南洋大学，这一年也是传统华人势力在新加坡消亡的标志，从此，在新加坡的传统华人，在政治上敢组反对党和政府对抗的，都被从经济上压制（比如公司无法营业），直到自动离开新加坡。剩下的，也只能远离政治，专心经商，或打工养家糊口。
而李光耀推行英校，取消华校教育的政策也从此畅通无阻。1980年后开始接受教育的所有新加坡人，也从此彻底和中国文化绝缘，加上80年后急于在经济上寻找任何良药的中国领导人对李光耀的谦逊态度，使得以前对中国无形巨大的压力突然转变为俯视，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李光耀及其教育下的海峡华人们开始习惯在中国面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很自然的变成了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以中国文化为尊的传统华人的俯视。
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地被中国南海分开，东马分为沙巴和沙捞越州，和文莱（在两州之间）以及印尼部分领土位于加利曼丹岛，东马的华人不多，主要集中在沙捞越，西马的华人占大多数，五十年前均匀分布在西马（马来半岛）从北部槟城到南部新山的西海岸沿线。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关系，类似广东和香港，半岛南端的新山市和新加坡有一条长堤相连，可以类比深圳和香港。
四十年前，新马还没分家的时候，在马来亚华人不是少数民族，华人和马来人都占人口的大约37%，当时马来亚总共约一千万人。当时很多马来人也支持李光耀，如果新马不分家，李光耀很可能就是马来亚的总理，而不是现在执政的巫统。分家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就变成了25%多一点，经过四十多年来马来人的生育，马来人口已经超过半数，可以在每个州都能占有绝对的选举优势。除了槟城，那是个和新加坡差不多大的岛，岛上90%都是华人，所以一直都是华人执政。其他地方的华人，和新加坡的传统华人一样，也都是政治盲，根本不是巫统以马哈蒂尔为首的马来政客的对手。华人虽然在全国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基本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政党，最大的华人政党叫马华公会，但其领导人普遍被认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在巫统和马来反对党伊斯兰党之间寻求平衡。
在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传统华人一样，吃苦耐劳的经商能力令人尊敬。我有个好朋友的爷爷从一个鞋匠开始，最后成了全马最大的汽车配件供应商。我曾经应一个好朋友的邀请到他的位于一个北部州的家里做客，那里只有一两万华人，而且长期由信奉极端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党执政。在那里，全州只有一所华人中学，全州华人的两千子弟都在那个学校。当我们走在州府的大街上，街上很少华人面孔，但是他指着那些街道告诉我：这里的所有生意，老板都是华人。
在五十年前，马来西亚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马六甲，大片的庄园，整条的街道，大多是属于一些华人的。但是这些景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马来人掌权后，规定马来西亚的所有土地都属于马来人，华人不可以拥有土地。并开始强制低价收购华人当时的地产。而对于马来人，政府又规定，凡是家庭收入低于标准的，无偿划分一块土地，让其利用来谋生。文化上，巫统政府又规定国立学校从小学开始，都必须用马来文或者英文授课。而华人的对策是自己出资，建立华小，坚持中文授课。
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压制，华小办的非常成功，甚至有比较富裕的马来人家庭也送自己的孩子上华小，接受正统的中文教育。所以一个中国人遇到马来华人的时候，其感觉和山东人在海外遇到山西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一些马来华人朋友，他们的妻子就曾很自然的指着我教育他们十几岁的孩子：你们和他一样，都是中国人，知道吗？
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大约有三千多万，其中一千多万在印尼。印尼号称千岛之国，不过，主要人口聚居在几个大岛上，其中三个苏门答腊，爪哇，和加利曼丹成倒品字形包围着马来半岛。印尼华人聚居最多的首都雅加达，位于南部的爪哇岛。加利曼丹岛有一个中国熟悉的名字，婆罗州。从郑和下西洋的之前一千年的南北朝开始就和中国来往。鸦片战争之前，那里的华人就有约15万，以金矿为生。可能很少有国人知道，两百年前，潮州人罗方伯，在婆罗州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华人共和国。而从明万历年开始，婆罗州和爪哇岛一直都有广东人和福建人在那里建国当国王。谈到印尼，国人首先想到的是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排华运动，那一年，印尼GCD被镇压，数十万华人党员和华人左派分子被杀害。还有就是98年在雅加达等六个城市的排华事件。不过，印尼由于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基本是只有一艘军舰的印尼政府管不到的。在这些地方，华人由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叫瓦希德。很多那里的华人就说，他们走遍全世界，发现还只有印尼最适合居住。但是，那些在大岛上的大城市里居住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每当一些本地政客需要转嫁矛盾时，他们就成为牺牲品。
98年排华事件后，很多华人将资本外移，据估计98年后半年移出的资金就有约800亿美元。资金虽然移走，但是很多人的事业还在印尼，于是很多人选择安家在新加坡，个人还是每周飞回印尼打点生意。不过，李光耀虽然在98年后很大度的宣称希望新加坡成为印尼华人的避风港。但对于来新安家的印尼华人，李的开价是现金一百万新元（约70万美元）一张绿卡，年龄不论。注意，这笔钱不是投资，而是门票。其实，印尼华人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国籍问题。印尼羽毛球皇后王莲香在1992年夺取奥运会女子单打金牌，但当时的颁奖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时她根本没有印尼国籍。按照54年周恩来取消的双重国籍而中华民国一直保留双重国籍来看，当时的王莲香，严格论起来，也许应该算中国人，那枚金牌应该算在中华台北名下。2002年30岁的叶城万也有这个问题。1954年之前，刚刚独立的印尼政府实施较为宽松的政策，外侨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内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明保留原籍，则自动转为印尼国民。1954年中国颁布单一国籍法之后，一直视自己为中国人的印尼华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没有祖国的弃儿。1958年，印尼政府根据第62号总统令制定了印尼国籍法，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执有“印度尼西亚公民证”（即国籍证）。
而在随后印尼的“排华”高潮中，印尼政府将该法演变成了专门针对华裔的“紧箍咒”，特别将华裔公民列为“非原住民”，要求华人必须拥有国籍证，且在办理各种证件或手续甚至子女入学时都必须出示国籍证，并支付相当数量的费用，而其他外裔公民则不需要。数十年来，此规定不仅使印尼华裔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胜其扰，许多印尼政府部门在办理公务时都以此规定对华裔进行刁难，大肆敲诈钱财。2004年5月，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纪念1998年5月暴乱的祈祷会上首次就华裔是否仍需要拥有印尼国籍证问题公开表态，重申印尼华裔公民无须拥有印尼国籍证。但直到2006年7月，才出台了一个所谓的新《国籍法》。该法摒除了对“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区别对待。东南亚媒体评论说，这标志着包括华族在内的印尼少数族群不会在国籍问题上受到种族歧视，“今后他们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样，都被当成印尼人”。可以看到，在如今海外最大的传统华人聚居地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们除了享有五十年代短暂的幸福发展时期外，一直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就是传统上的远离政治，使得自己一直成为所谓民主政治的牺牲品。记得有个军坛网友晓提出过一个看法，民主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工具，而共和是用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在没有共和的民主下，像台湾的外省人，南洋的传统华人，他们的命运就很容易受人摆布。
1969年5月10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当时马来西亚约一千万人，马来人占约55%，华人占约37%。但唯一参选的华人党马华公会只得到了国会103席中的13席（比上届减少14席）。当时反对党伊斯兰党实际的票率是51%，但由于选区划分的因素，他们只得到37席。和马华公会联盟的巫统得到53席，因此可以和马华公会联合执政。但滑稽的是次日，马华公会宣布退出国会，因为他们在华人中的低得票率显示华人不支持他们执政。5月13日，心怀不满的反对党在华人占55%的吉隆坡挑起暴乱。约130名华人，30名马来人丧命。执政的巫统当即宣布戒严，并出台三大政策：1，马来西亚所有土地，归原住民，即马来人所有。2，巫统执政的目标，是马来人在民间经济要达到占30%。3，华人和印度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时至今日，他们这三点都做到了。而很多原本占有大块地产的华人，被政府强制以低价收购地皮，并无偿赠送给收入低的马来人。很多华人因此破产，一贫如洗。南洋传统华人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加上李光耀1980年以来对中国获得的心理优势，使得他和他教育出来的海峡华人，或者说，新加坡人，开始轻视马印的传统华人们。而马印的传统华人，以自己的中国文化自豪感，对在文化上已经很苍白的新加坡人，也是持鄙视的态度。
五十年前，南洋各地华人们不分地域互相帮助，团结奋斗的热情，是一去不复返了。1954年中国单一国籍制实施以后，由于在台湾的老蒋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双国籍制，加上朝鲜战争后老毛在东南亚的巨大号召力，东南亚的传统华人们对身份问题似乎没有多少困扰。1976年黎笋成为统一后的越共总书记，开始实施他的“大印支联邦”计划，并在越南大规模排华。邓小平在决定教训越南的同时，于1978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国的对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凡是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应该全部享受和履行所在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中国侨务政策的转变，1980年南洋大学的关闭，马共和泰共在中国电台的停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开始全面退出。没有了心理依靠的南洋的传统华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除少量移居他国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加入所在国国籍。
80年代，东南亚华人文学中，很多都描写了他们当时在宣誓归化前后的心理失落感。与此同时，很多华人企业，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成为投资大陆的先行者。当时最有名的有泰国谢国民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兄弟集团，80年代，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衰退，美国的影响自越战后卷土重来。早在196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时，基辛格和尼克松就试图和新加坡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李光耀担心会刺激民间反美力量强大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于是提出新加坡应该和澳洲新西兰结盟，然后借美国和澳洲新西兰的盟友关系来建立私下的美新同盟。同年，在英联邦峰会上，李光耀和澳洲新西兰达成军事同盟共识，决定由澳洲负责培训新加坡陆军。80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李光耀政治生涯的黄金年代。和台湾一样，作为对遏制中国的需要，里根和老布什每次到亚洲，都会亲自或派特使到新加坡向李光耀询问如何应对中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联合公报约束，李光耀成了美国与台湾联系的重要通道，比如军购武器，和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等。1989年，刚接班的李登辉访问新加坡，这是中国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这次访问分别极大提高了两李在各自国内的声望。1993年，在李光耀牵线下，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李光耀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关闭南洋大学时，李光耀承认，他推行的英校教育出来的学生都的确很冷漠，但他又指出，如果英校教育能方便新加坡人养家糊口，那么没有文化也没什么了不起。冷漠，其最明显的特点应该就是指不能了解他人的想法。李光耀似乎不了解李登辉，或者说，虽然他当时作为两岸的牵线人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似乎并不真正了解两岸的领导人在想什么，也许的确是英校教育不能让人理解文化上的东西。1994年5月，李登辉访问新加坡，提出让李光耀传话北京，希望加上新加坡成立一个三方平股的船运公司，由新加坡管理两岸的运输船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建议，因为就在同年3月，李登辉在和司马辽太郎的访谈中提到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和“出埃及”，但李光耀显然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很重视这个提议，然后下令吴作栋提出具体方案。同年8月，他在北京向老江提出了李登辉的提议。
反应显然是很冷淡的。按照惯例，两个人谈话时没有用翻译，李用英文，江用中文，因为这样两个人都能听懂。但按李光耀的会议，他只听懂了第一句话，就是“两岸的合作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来遮掩”，以后江的话，他基本上听不懂。他的中文似乎和想象中颇有差距。但回新后，他看到了李登辉三天前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暗示江泽民不是北京能做主的人，然后他觉得找到了原因。但从那以后，他在两岸间的说话，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了，但他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个事件对于正迅猛发展的东南亚国家是个迎头痛击。在马来西亚，人均GDP下降了一半，退回了七十年代的水平。但对于南洋华人来说，意味着中国影响力重新进入东南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南亚的极端回教势力开始抬头，911之后，极端运动一度达到高潮。马来西亚极端的伊斯兰党一度夺取北方几个州的控制权。泰国南部的极端回教势力也开始武装分裂。1998年，印尼六个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排华暴乱，但中国政府反应很迟钝，一个理由是很多华侨持中华民国护照。暴乱后，印尼华人纷纷抽出资金转移到国外，华人社区也开始有了自我保护意识，自发组织起华人聚居区的武装巡逻。
911之后，美国人的重点转向反恐，新加坡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作用，逐渐减弱，并且，和学识渊博的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老布什比，小布什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听人指手画脚的人，时势易也。但长期的心理惯性，是很难改变的。像李光耀，虽然他承认如果马来半岛还是英国人在殖民，这里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但同时，他却自认是“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1965年，新加坡刚建国，正赶上美国的越战，美军的源源不断地订单让新加坡完成了第一次经济腾飞，美国从此也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2000年，马来西亚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2006年10月，中国-东盟峰会在南宁举行，经过15年努力，中国的影响力又重新回到了东南亚。但是，这对于南洋的华人们的感受，和五十年前是截然不同的。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同化，80年以前那样的传统华人已经不多了，多数传统的华人已经习惯于自己是本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以前以中国泱泱大国国民而自豪的感觉，在现实中是很少见了。尤其在印尼，那里的华人们被勒令不允许拥有中文姓名，必须改姓本地姓名，不许学中文。但大多数华人都暗自保留了中文姓名，华文教育，都以家庭方式进行。直到1999年华裔的瓦希德上台，才取消了这个法律，从此印尼华人才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文化。在瓦希德的大力推动下，华文教育开始在印尼复苏，按印尼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中国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中文教师到印尼帮助教学。而在马来西亚，这二十多年来，传统华人们则顽强的以坚持华文教育的方式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火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为一枝独秀，是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具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专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提到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1993年起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席郭全强先生。郭全强是第三代华裔，于1930年出生于马六申昔加末武吉士一个橡胶园里，幼年先后在马六甲培风小学、英华小学就读。抗日战争后，他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直至毕业。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1949年，郭全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转学到湖南大学企业管理系，直到毕业。1956年，父亲郭开基因病在马来西亚逝世。郭全强遵从父亲遗愿，与妻子梁丽明一起申请到马来西亚继承和管理家业，获得马国政府的批准。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先在香港住了一年后，这才返回马来西亚，并永久定居了下来。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于1954年成立，一直致力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1980年以后，马来半岛的华文教育陷入低潮，巫统当局采用种种措施阻挠华校的教育。最有名的事件是1987年政府委派不谙华文者担任华小高职触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较后爆发了“茅草行动”，当权者大举逮捕了百名人士。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学英文的马来华人越来越多，直到93年郭全强任马华董总主席，才扭转了这个势头。他不顾政府的各种刁难和压制，坚持华校的单一华文教育，认为双语教育（数理用英文）不叫华校。如今，马来华人年轻人接受华文教育的已经超过90%。迄今为止，目前，全国有华小1280多所，在校学生60多万人；华文独立中学60所，在校生６万多人；华文大专院校３所(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学生１万多人。仅在只有35万华人的沙巴州，就拥有华校80多间，在校学生近50000人。有条件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开始送孩子到华校读书。在马六甲郊区的一所华小，学生来自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土著等近10个种族。今年该校录取的55名一年级新生中，友族学生占43名，华族学生仅12名。这种友族学生超过华族学生的华小在部分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马华文报纸把这种现象称为“华小异调”。据报道，在全国各地华校就读的外族学生达7万多人。
同时，在新加坡，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李光耀在九十年代末也开始略微改变对中文的态度，在各种场合呼吁新加坡人要学好华语，当时的总理吴作栋也轰轰烈烈搞了一阵“推广华语运动”。 效果不是很明显，正如郭全强指出的，在新加坡的所谓“双语教育”下，英文仍是唯一教学语言，华文，只是一门课而已。换句话说，在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和大陆的英文四六级没有本质的区别，新加坡学生厌恶中文学习的心态，和大陆很多学生对四六级的痛苦是一样的。 2003年，有个在新加坡开公司的美国人曾在电视上抱怨这种双语制度，说他雇用了个成绩很好，精通双语的新加坡女孩做秘书，但上班第一天，这个女孩接到一个美国电话后就向他求助，表示听不懂电话里的美国口音。后来，女孩又拿着一份中国来的电报来找他，表示无法看懂中文该中文电报。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美国白人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真正流利的中文。可以看到，南洋的华人们这五十年来变迁，和中国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强大和在南洋的影响力，无不改变着他们的生活。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南洋华人们的生活日渐自信，2006年印尼新国籍法颁布后，很多华人社团已表示要开始组党，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马华公会的领导人，也开始改变他们以前类似海峡华人的心态，开始真正感受马来传统华人的想法。而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们，也开始大力推行华文运动，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马来西亚，常可以看到马来人和印度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新加坡，大部分华文老师都是马来华人。
与传统华人思想在南洋的重新兴起不同，作为海峡华人聚居地的新加坡，似乎还保持着二十多年来良好的优越心理。年轻一代的纯英文生活环境，让李光耀当年担心的英校教育的弱点越来越显著。95年和2000年，李光耀两次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分别记录了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他出书的本意，是希望新加坡的年轻人能仔细阅读，从中学习他的奋斗心得，但是，这两册回忆录，在新加坡看得多是本地的中老年人，而他的年轻读者，大多是马来华人或者来新短暂读书或工作的中国人。而他寄予主要期望的新加坡年轻人，大部分根本没有兴趣看。当被问到如果真有李光耀所说的危机来临该怎么办，他们大多会耸耸肩，很不在乎的回答：移民吧。
以廉洁著称的新加坡政府，是按照李光耀心目中的精英治国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大力吸收历届学生中的佼佼者来做公务员，以此来保证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内，以李光耀构想的管理巨型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新加坡。但是，这也很容易带来一贯的由于精英们生活的优越安逸而造成的“何不食肉糜”观念。
由于地处赤道，新加坡最大的病人群体是肾炎病人，每年有上万人需要洗肾，为此新加坡成立了一个民间机构叫新加坡民间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简称NKF，专为援助那些家庭收入低下、却不得不支付高额洗肾费用的肾脏病患者。虽然是民间机构，但其总裁杜莱，吴夫人的密友，是由政府任命。每年NKF都会发动民间募捐活动，每年的电视筹款都大约在五百万新币，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左右。1997年和98年，有人揭发杜莱以公费做头等舱，被他以诽谤罪告上法庭。2004年，有记者到NKF采访，发现他的办公室内有私人浴室，里面有高档马桶和镀金水龙头。在随后的调查发现，杜莱的年薪大约六十万新币，约四十万美元，和美国总统相当，也是该年电视募捐款项的十分之一。这个时候，吴夫人出来发话，觉得这么点工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舆论大哗，四十多万人在网上发言，要抵制以后的NKF募捐活动，杜莱和管理层被迫全体辞职。
2005年，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个也许是建国以来唯一不是李光耀的决定，在岛内修建赌场。并由美国金沙集团得标，赌场将于2009年开始营业。值得一提的是，金沙集团CEO，拉斯维加斯博彩业大亨谢尔登埃德森在澳门开业的两年内，资产由70亿美元猛升到约270亿美元。对于政府开赌场的决定，很有意味的是，英校教育的人似乎对此没有太大反应，而华校毕业的人们大多对此颇有忧虑。
新加坡要往何处去？李光耀之后该怎么办？
在每年一届的位于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市长班”里，一些中国未来的市长们向课堂上的新加坡老师问到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李光耀说过，如果以后有人想改变他定下来的东西，他会从坟墓里跳出来的。”目前，这句话也许是每一个被84岁的李光耀的海峡华人思想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的心理依靠。海峡华人们目前的路似乎还是很平坦，但世界真的能一成不变吗？坟墓里，人真的可以跳出来吗？
不久前的一个新闻，大约可以为南洋海峡华人目前的心理作出一个清晰的注解：2007年4月17日，预计于5月份赴美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由于美国过于专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导致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正逐渐丧失给对手中国。他还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衰退，将会使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受到影响。李显龙表示，根据印度尼西亚官员透露，中国企业三月以低于其他公司的标价，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价值28亿美元的建造燃煤发电厂合约，这显示中国加深与东南亚关系的策略已经奏效。李显龙说，作为亚洲国家，新加坡希望和中国加强区域合作，但这不能是新加坡仅有的关系，新加坡也希望和美国继续维持关系。“我们很多课题上和美国看法一致，我们想做的是确保东南亚继续在美国的雷达萤幕上。”但他认为，理智上布什政府知道东南亚是个有用的伙伴，“但我觉得它（美国政府）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积极”。
后记：
由于时间有限，本人假期也接近尾声，所以只能匆匆结束此文。很多话题也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展开，希望大家见谅。本文的初衷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对于南洋华人这个群体的历史变迁，现状以及未来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展望，因为现在看来，很多国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们，对南洋某些国家的认识是颇有偏差的，因此，对这里的某些行为，由于不切实际的期望，产生了某些不必要的反应。
感谢大家对本文的如此关注，其实很久以来都想写点关于南洋华人的东西，因为他们，特别是这里的传统华人们以他们的方式为着中国复兴做着自己的贡献。如今中国在海外的移民越来越多，如何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随着东南亚日益成为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他们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强调了南洋两种主要华人不同的历史变迁，很显然，他们生活的变化，一是和中国实力的变化息息相关，另一个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坚持与否而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个人觉得艇长的评论最为独到，为此特别摘录如下：
“关于南洋华人的争论，让我想到明清之争。其实两场争论，都涉及一个误区，就是人的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其实是可以分裂的。认同自己是华人/汉族的，也可以忠于某个外国。不仅新加坡人如此，大马赵的公民忠诚应该也是属于马来西亚的。感觉有些把新加坡当作华人之光所以说不得碰不得的朋友，在国家认同上也是更倾向于新加坡。
不认为自己是汉族的，也可以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大马赵念念不忘的大明，也是多民族共同体。太祖成祖手下连蒙古官员和军队都有。今后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没有大量华人以外的效忠者，中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可能达到强权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