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

何清涟 | “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

中 共总书记习近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之后，还不辞劳苦地亲自担任各种小组长，至3月15日出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为止，他已经出任 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此外还有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钓鱼岛应变小组” 组长。

三权集于一身，加之现在是多事之秋，这种“小组长”只增加习近平的工作劳烦，并不给他的权势再添荣耀，他为何还要亲任各种小组组长？要了解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小组”在中共政治中的功能，才能解释习为何热衷于成立这种小组。

“小组”：重组内部事权的政治手段

“小 组”政治在中共内部有悠久传统，各种名目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党史上最著名的小组就是长征时期的三 个“三人团”， 依次为“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后两个“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为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此后，毛 为了便宜行事，经常成立各种政治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延安整风”是小组政治的巅峰时期，从1941年7月开始，陆续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清算过去历 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他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夺权闹革命。只是 其时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组长。

2013年5月，搜狐网搜集旧文，编了一辑《“小组”如何治大国？》，该辑介绍，“小组”是中共党 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该文并不避 讳这些小组的“神秘性”：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众多“小组”没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 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十个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组政治，倒也传神。

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其特点：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

习近平为何偏好“小组”政治？

习近平成立各种“小组”并亲任组长，并非完全对小组情有独钟，实乃时也势也，不得不如此为之。

邓 小平确定的集体领导体制，自从薄熙来向上借助常委支持、向下借助草根舆论，想迫使中共高层改变内定接班人的规则以来，就受到了严重挑战。中共高层政治的裂 痕不可避免地展示于世人面前。所谓“集体领导体制”虽然可以避免一人专断，但却成了“多龙治水”的权力分散之局。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共最高层“各吹各的 喇叭各唱各的调”，多个高层家族利用分管部门、行业的事权贪污腐败，形成了一条条粗大的利益链条，导致特赦腐败论公然行之于世。鉴于这种事权分散，最高领 导人权威弱化之局，习近平希望重树领导人个人权威，为中共政治的朽坏之局注入生气。

可以说，小组的密集成立并亲任小组长，只是出自危机感与不放心，与外界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关系，我曾总结过，他的两个30年之说，很好地诠释了他是要用毛式政治铁腕，维护邓小平确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利益格局。

中 共执政逾60年，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层化的官僚行政体制，虽然富有中国特色，比如以党管政，但这种管理组织结构已经形成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 确的权威登记，权责自上而下传递。江、胡两人都是中共内部法定的权威，只是胡的权威由于其治绩与能力而受到挑战与损害，形成了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 权力坐大，尤其是国安、军队与警界过去由周永康管理，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习近平履任以来，虽然已往各省区“空降”一些官员，但整个架构与官僚构成并未经过 大的调整，深感（或者说担忧）指挥不灵，因此，习采用毛当年习惯用的“小组”形式，既达到了重新整合事权的目的，也便于其直接插手各领域的工作。

习 近平能顺利地将各种权力集于一身，有几个其特有的因素。第一，他出身“红二代”，中共政治承认这种非体制化资源，加上京城政治中“红二代”特别活跃，认为 红色江山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是他们的家天下，对习近平采取支持态度。第二，习性格强势，比较善于利用“一把手”的地位优势，更兼胡锦涛在卸任时，将军委 主席一职移交给习，习再无元老掣肘之虞；三是新的七位常委大多出身平民，并无习的“红二代”优势，俞正声虽然也是红二代，但其家族早年失势，王歧山只算半 个红色家族成员。有此三点，本届常委已经不可能维持“多龙治水”格局，只能成“众星拱月”之势。

习的个人专断于中共政治之影响

中 国（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崇拜强人政治。主弱则臣欺之。胡锦涛时期即如此，每年两会，一些委员公然炫富，将会场变成了时装、名表、名包的展览场地； 亿元级贪官的层出不穷，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都是外界可以感到的主弱则臣欺的表现，再加上温家宝自行一套的政改说辞、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令很多党内人 士及担忧动乱的知识精英曾为中共的前途忧心忡忡，因此，习近平的强硬作风，以及他对腐败的打击，对干部考核指标的改变（如不以GDP增速为考量标准，将环 保纳入考核体系等），让体制内人士看到了政权稳定的希望。这种个人专断的弱点是：领导者个人能力与见识决定了其施政高度。

习近平的政治选 择，出自中共统治集团对局势的判断。王歧山数年前向党内官员及知识分子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实有双重用意。对统治集团意在警告：托克维尔定 律的真义是，别以为“改革”那么好玩，“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所谓“改革”就是找死。对那些要求民主化的知识 界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 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

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习近平对维权者以及西藏、 新疆、香港的政治反对者的强硬打压是全方位的，动辄抓捕反对人士、加强互联网管控、收缩言论空间等等。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看似加强了中共的统治，但从长远 看，却扼杀了一个社会的政治进步因素，导致中国长期徘徊于黑暗专制中而不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