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在渥大图书馆里潜心研究老师的出题技巧之时，亲爱的老莫从国内灰不拉几地回来了，而且发誓说：此地一为别，孤鹏万里征。当然最后一句是我给他翻译的，当时老莫的原话是：打死老子都不回去了。
如前所述，老莫就是那位要坚持走资本主义正道而拒绝给我代表国内教授签名的人。我当年的推荐信最后还是邮寄到国内的教授那里，签了个外国教授看不懂的中文名字。老莫被西门子勒掉以后，在多伦多的大街小巷徘徊了好几个夜晚，最后决定到北京去冒充海归。问题是，他赶上了1999年的国庆前夕，北京正在整理外地民工。更大的问题是，老莫老家在山西，没有北京身份证。还有个问题是，老莫一向走正道，把脑子和嘴皮锻炼得很不灵活。这几个情况加在一起，导致了1999年秋天一个催人泪下的局面的发生：老莫在跟北京警察叔叔几次不愉快的交锋以后，被当成盲流强行推上一辆卡车，运往北京郊县顺义去当翻砂工人，而且一干就是一个星期。
2000年的冬天来临之际，老莫心灰意冷的来到了渥太华，准备进军风华还有点儿茂的北方电讯。我们在里多中心吃广东味道的米饭炒菜，然后看着窗外刚刚开始飘扬的雪花。
我对诗人的成见，在于他们喜欢问一些明知故问的傻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看上去显得很哲学，很穿越时空。比如这个句子：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假如你生活在渥村，你的答案只能是：还很远。
渥村的冬天，像孙二娘的裹脚，从12月绵延到来年的5月。这期间，鸭子飞搁了，树木凋零了，鱼潜深底了，连真菌都给冻死了。这看似了无生趣的季节，却是本地居民盼望已久的圣典。冰球打得难解难分，运河上总有全家老小川流不息的身影，公园里山地上正是滑雪者的天空。就连上了年纪的老头儿，也会穿得严严实实，在某个湖边冰上扎一个洞，时不时拖出10来磅的鲤鱼或者什么鱼。
这年的12月下旬，我考完最后一门微观经济学，还拿了一个法语的A。法语老师把我叫去，语重又心长，她说：你的词汇语法都很好，就是这个发音，特累脖，真的特累勃，你还是放弃吧。顷刻之间，我由来已久的语言天赋遭遇沉重打击，我说了一声傻驴，扭头跨出了这个语言学院办公室，也从此断绝了英法白领狗的梦想。
这一年的书读得我有点儿累，于是决定假装热爱一下冬天，在找工大战之前贴近一把主流社会。然而，就像著名作家指出的那样，有些句子你怎么也写不出，不管是做梦还是醒着。我的感觉是，有些体育活动你永远不会去喜欢，不管真的还是假装。比如冰球，就芝麻大点儿的一个玩意儿，看也看不清楚，还被折腾得飞快，你看到的基本就是些头盔在移动冲撞；贼小一个门，一屁股坐下去还得拐着胳膊。要让当年的韩复渠主席碰到了，肯定让一人发一打，自个儿玩儿去。比起足球来，冰球既没有排兵布阵的出神入化，也没有绿色视野的心旷神怡。就那么白呼呼的一片，看久了既不养眼也不养神儿，弄不好还落下个白内障。
冰球的事儿黄了，我又决定去运河学滑冰。狠下心花了100多买了一双崭新的冰刀，意气风发的就上了运河。折腾了几个小时被摔得鼻青脸肿之后，我基本能像木偶一样移动个10来米。看见别人家的小孩伸缩自如飞奔而去，我仰天长啸得出结论：不是哪把骨头都能玩儿花的。
想去想来，只有去挖冰钓鱼了，横着滑不行，竖着挖总行吧，弄回个10来磅的鲤鱼做酸菜鱼有多爽。但有人告诉我，要65岁以上才能干这活儿。一算，还有30多年，又黄了。
乖乖的回到约克街的小公寓，从信箱里居然捞出一张250块的支票。看来看去看不懂，谁没事儿给我寄钱啊。这时一个邻居老太太经过，看了我一眼说，啊，你中奖了。我说你嘛意思，她解释说，这是政府给你的煤火费，说明你是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