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老田在加拿大的种子培育产业连连碰壁以后，终于在我离开多伦多的半个月后打开了米国中部的大门，从此驰骋在依阿华广阔的田野上，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玉米事业不停地攻关。我对科学家的尊重，估计是开始于老田那双看到植物就发亮的眼睛，还有那十来年如一日的不知结果但愣要瞎猫碰死耗子的精神。我曾经采访过国内著名的育种专家，他老人家说，育种啊，最少是八年一个周期，实验室，小样本，大田试验，一轮下来，大部分的结果都可能报废，你又开始下一个八年。我当时一听心都寒了，一个八年就把抗战都打完了，两个八年有人婚都离了三次，这不是你拿青春赌明天吗？
后来的后来，我对科学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态度。怀疑到现在我只承认数理化是科学，其他都是在此基础上添油加醋。比如说医学吧，以前谁不把它当科学啊，那个精确，人命关天嘛。最近的几年，我研究了不少的医疗事故，一个最近的例子加拿大东三省目前最大的一个集体诉讼案，就是把200多号本来没癌症的病人判了癌症，把本来有癌症的但可以预防治疗的病人判了没事儿。上个月魁北克开始一检查，好嘛，俺们这疙瘩也有30%的错！现在好了，很多行当都学乖了，把自己的东东说成“state of the art”，没有那么精确呐，但我们已经达到了高超的艺术状态，比科学还跟牛一个层次呐。
在渥太华大学图书馆五楼，我对经济学作了一些超常规的研究。所谓超常规，就是不想去研究那些烦人的数学公式，而是帮助老师琢磨怎样出题，把剩下的时间拿来看这个学科发展史上的奇人怪事。
我研究的结果，发现两个老头儿统治了过去的一个世纪，而且至今还左右着整个学科和各国经济政策的大辩论。这两个老头儿，一个叫凯恩斯，一个叫弗雷德曼。一个主张经济控制，一个推崇经济自由。所有的博士论文，多多少少要扯上他们垫底儿，然后就是一些微分积分，公式推得天花乱坠，按照我们当年的行话，这个就看你怎么ǒ喷ō了。还有一个老头，就是现在招摇在大陆的五常教授，我对他的佃农理论没有什么兴趣，却对他挖池子放养三文鱼苗，然后鱼苗漂洋过海自己长大，又乖乖回来任他宰割的低成本高效益经济模式很是佩服。当然，五常教授的又一个特点，就是能把看似深奥的道理，讲得很常规，读一下他的卖桔者言就知道了。
我还研究出有关 IST 结尾的词儿的翻译问题。比如这个economist，国内的人就喜欢往高了整 - 经济学家，后来有发展出美联储永久经济学家的动人故事。这个scientist, 我们又整成科学家。其实经济学本科毕业你就可以叫economist，数理化专科毕业你也可以叫scientist， 只要有人给你当老板。确切的意思，要我说，economist就是跟数据沾点边儿的人，scientist 就是跟瓶瓶罐灌望远镜什么的沾点儿边的。就像所谓的艺术家(artist)，基本就是托着脑袋瞎琢磨的； 发型家(stylist)就是拿剪刀喀嚓喀嚓的。但是因为喝过洋墨水，有些词儿就被整得很高级。我的一个哥们儿在哈佛那边的一个医学院工作，说拿着试管满楼道跑光作试验的中国科学家就有 1000多人，你说是不是各类家们泛滥成灾？
就在我对科学进行宏观把握的时候，窟窿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心。他说你这个论题写得好，亚洲经济与教育发展的趋同研究，是我关注的热点，你能不能直接念我的博士？我张口就问，多少钱？虽然10多年后重返校园才三个月，我以为基本看清了这些所谓学术研究的门门道道。那是一道仄门，除非你真有兴趣，基本的结果也就是混个饭碗。但我对混个饭碗又要循规蹈矩的生活已经很不习惯，除非没有别的出路。
价钱没谈好，法裔教授还想用我作廉价劳力给他整数据出思路，我说没门儿。您顺便给我导一把硕还行，博还是去导别人吧。
那个夏天的中午，我经常带着家里炒的回锅肉，坐在图书馆门前的长条凳上，看着成群的鸽子盘旋在我的头顶。头顶之上，是一片碧蓝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