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多伦多北约克一家著名的家具公司来了一个叫吉姆的小伙子。小伙子小心翼翼地在半个足球场大小的车间里东张西望，想尽快地熟悉工厂的环境和工序。意大利工头儿在测试过个头娇小的戴眼镜的吉姆后，已经认定他不是一个立马可以上手的名牌床垫生产者。于是，吉姆有了他来到加拿大的第一个实际工作，满车间跑检查生产线。这时吉姆和他的亲爱的老婆来到多伦多才半个多月。
当然，检查生产线是吉姆的谦虚用语，事实上的工作是检查生产线上扔下来的各种塑料包装，收集在一起，运送到外边的垃圾堆去。说得准确一点，吉姆从当初申请的床垫生产者被提升为一个杂工，负责各种没人干的临时需要的粗活儿。比如，其中的一个就很考验吉姆几十年来体育锻炼的成果：把车床上刚完成的双人床垫单人扛下来，健步如飞地搬运到床垫仓库里。吉姆眼巴巴看着人高马大的黑人师兄托尼，琢磨着他为什么能一次扛两个，而他自己扛一个都像蚂蚁搬家。
后来的后来，凡是看到车床上的双人即将下炕，吉姆赶紧跟工头说：内急啊，去去就来！托尼师兄几天后终于忍无可忍，把即将开溜的眼镜当场叫住：No washroom, do you understand?!
钱钟书大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年文革中被改造的情景，讲了一个故事。说大院里堆了一堆煤，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们被强制体力搬运，把煤炭从这头运到院子的那一头。过几天，大喇叭里又宣布，煤炭还是堆到这头好。于是知识分子们又排队把煤炭搬运回来。钱大师不无讽刺地总结到：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倒煤。
我没有那样的讽刺心态。在刚刚登上新大陆的我看来，吉姆的工作比我想象的轻松多了。人生一世，什么东西都得体验一下为好。外边的阳光灿烂，地铁的姑娘漂亮，中午带去的炒饭是如此的香甜，甚至连喝水的感觉都很畅快。很多年了，我没有亲自扫过垃圾，捡过塑料袋子，喝过如此美味的自来水，体验过如此美妙的工间休息十分钟。夏天末尾的风轻轻吹过北约克，吹过我疲惫又兴奋的小脸，我发现，20多年没有干农活的我，如今照样能靠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
在加拿大，手工艺人其实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行当。在这个家具厂里大约有10来个不知什么时候偷渡来的福建师傅，好像是来自同一个村子，专打沙发椅子。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知道他们很挣钱。加工完成一个沙发25块，一天他们能做20个，我一算，嘿嘿，这帮福建农民一天毛收入500刀啊，乘以6吧，那就是3000人民刀。不错了，比四川农民不知强到哪里去了。有一天中午，我很认真地跟他们一起吃饭套磁，希望学点儿快速打沙发的技巧。福建师傅用眼角看了我一下，咕哝了一句，大约是：戴眼镜的就算了。
就在我热火朝天地为资本主义拣塑料制品的时候，一个汗流浃背的中午，工头儿突然在喇叭里叫了一声：吉姆吉姆，电话电话！我半天没有回过神儿来，以为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也是一种新移民病，取了个洋名儿，毕竟没经过多少练习，老觉得自己跟这个名儿没什么关系，别人一叫得反应一阵。我拿起电话，那边说：是某某先生吗？我是编辑部的谁谁谁。我一听这声音好像透着很尊重的意思，好久没有被尊重了，有点儿不适应。
想一阵想起来了，原来是世界日报新闻编辑部。前些天顺便发了个简历，这么快就把我捞出来了。我问了问钱数，又问了问工作的内容，觉得还不如学点儿打沙发的技巧。关键的是，这世界日报，台湾的吧，我一世清名，别糟蹋进这些广告报纸里去了，还说不定扯上什么政治的关联。直到今天，我都不原谅在首页打广告的报纸。再商业的东西，也不能把你的主业都埋没了吧。我从此把所谓的海外中文报纸都叫flyer。
后来我才知道，打沙发看来只是我的一个梦想而已。不单福建师傅不收我，意大利工头观察我的言行举止一周以后，决定让我去学缝纫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