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家门前屋后总有只灰色的野兔在晃悠，你甚至可以走近在一米之内跟它聊聊，问问它最近有没有失恋什么的。直到村姑发现所有新栽的花草都没了心儿，才愤怒地决定下次再看见这狗兔的时候至少以石头击之。如果再犯，则不惜一切代价买一兔笼诱之抓之，像陶匠对付鸽子一样。
倒回去三十年，野兔的爹妈们就没这么幸运。我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一杆火药枪，而我爸曾经作为民兵积极分子真枪实弹练过靶子。那时候山上还有些微的草和灌木，但满山的野动物基本都被捉光了，连水蛇都给抓来吃掉了。那谁谁曾经壮怀激烈地抒过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别说鳖了，就是河里的虾兵蟹将早被捉完了。要是有个兔子出没，那就是钻到十米深的山洞里也有一堆人用烟把它熏出来。后来在北京有人请我吃烟熏兔，我老疑心那是山洞里熏出来的。
野东西没吃到多少，但我从小却养过不少动物。其中猪是很幸福的。因为我记事的时候猪已经不是公家财产，不像牛一样严格由集体喂养，而可以单独分到各家各户。但猪也有户口，养大以后不能自己吃，而是必须送到公社的屠宰中心，养猪的可能分到一点儿肉，但大部分送到城市给工人叔叔和他们的孩子吃。
父母从别人那里转手来一只母猪，瘦得皮包骨。我们精心喂养，给它吃细米糠，还有嫩叶子菜，红芍包谷，没几个月就长肥了。一个大队只有两头公猪，每天有计划按比例给全队的母猪配种。这事儿虽然听上去很爽，但那是政治任务，想干你得上，不想干你也得上。那时候又没有猪伟哥，所以全靠公猪同志的革命热情。养公猪的也特牛：要是关系好的，他让公猪早上起来睡好了就上；关系不好的他就让公猪下午出差，疲塌塌的基本凑合。
第一次猪仔就出来十多个。那是半夜，怀胎四个月的母猪一阵痛苦的低吼，我们连忙把早就垫了柔软稻草的几个箩筐排在猪圈边上，在摇晃的煤油灯下一个一个地把生出来的小猪擦洗干劲，放到箩筐里。整个生育过程大约一到两个小时。等所有的小猪连胎盘都出来了，母猪就要站起来走几圈，这时候我们往往给它吃最好的伙食，就是坐月子的奖赏。然后它就开始找它的小猪了，这时候赶紧把小猪放到圈里。母猪会一个一个添一下眼睛和头，然后躺下。我们就把每个小猪的嘴按到母猪的奶头上。小猪们闭着眼睛，享受生命的第一次伙食。
放养小猪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我的头上。就像任何一个团队一样，一群猪你也能发现不公平。有的生下来就壮些，如果又有幸吃到头奶，那就是好苗子；有的进攻性强，走路都要去拱一下别的，吃东西就抢；有的天生就是懦弱，见谁都眼皮耷拉着，吃奶被挤到最后一个奶水最少的；有的活泼可爱，跟它玩儿好了它好像能跟你对话，舔你的裤脚讨好卖乖；有的直愣愣，估计长大后想做一只独立特行的猪。
作为猪倌，我把对人类的美好理想寄托在猪群的试验上。那就是公平原则：不因个儿大而抢食，不因沉默而遭殃。抢食者以鞭击之，羸弱者小灶补之。猪们跟我打成一片，几乎成了兄弟一般。
今年春节，当国内的同胞们动辄金猪银猪祝贺新年的时候，我在地下室里悄悄写了一首小诗：《怀念猪》。
到现在为止，文库里最喜欢这篇
《怀念猪》最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