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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故事(十)初次经历创业

(2012-04-25 11:35:10) 下一个

第十章  初次经历创业

             六十年代的涉外谈判

    61年我被分配到太原毛织厂工作。63年末,厂里通知我和一个老工程师去京津地区考察毛纺进口设备情况,说省里有些外汇,要给太毛进口设备。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已过,经济正在恢复。山西通过出口些地方特色的农产品赚了一点外汇,想到可以办点事,先想到应该搞点毛料。我和老工程师一起去了北京,天津,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京津地区毛纺企业情况,并首次接触国外最新设备,大开眼界,收获不少,回来后向厂里做了汇报。64年初,厂里通知我和老工程师一起跟随省计委和纺织厅各一名处长去北京,参加引进毛纺设备的谈判,这样我们四人住进了省驻京办事处。省计委的处长我认识,因为太原刚解放时,他参与接管晋生纺织厂分管财务,住一个院,还是邻居,那时我还小,他和父亲很熟,这次他是管钱的角色。另一位也是老干部,是纺织厅分管劳资的处长。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派一个管劳资的老干部参与引进设备谈判,可能他是管人的角色,不管怎样,我们四个人搭了一个班子就开张了。

其实,主要工作由国家机械进出口公司管,我们只提供些意见,比如设备性能,种类,国别等,供他们参考,而这些意见,也只是我们先前京津考察的一点收获。公司按我们的意见向外商询价,也收到不少新的资料,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全部是英文的。

我只懂点俄语不会英语,幸好老工程师英语不错。他选了一些有用的翻出一些,我帮助整理成文件。但渐渐我感到不行,必须突击速成英语才能应付工作。在学俄语时,我用循环记忆法突击过单词,因此,在京的半年中,每天早上记单词,每天96个。当时学英语的书很少,是用一本俄语翻译的英语书学些语法和读音。可能是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有压力,另外有好的方法,加上刻苦下功夫,英语水平提高很快,逐渐能看懂文件,到半年结束谈判时,已经能依靠字典的帮助,翻译一些资料。

因为主要工作在进出口公司,我们的工作亦不多,隔一段有点事,也大多是看些资料,说点意见,并不直接接触外商,而两位老处长更是无事可干。计委处长还比较忙,主要是为他们计委的事,而纺织厅的老处长,就清闲的很多。他爱下棋,而且棋艺较高,一般人下不过他。有个年轻的采购员也长住省办事处,闲来无事,常常来挑战老头,但总是输多赢少,但他又不服,还常来挑战,老头说他不是对手,不屑一顾。年轻人于是采用激将法,说前一次对垒你输给我了,你是臭棋。老头恼怒,决定重来,以证明自己的强大。于是重新开张。当然年轻人还是输,而到第二天,还是不认账。口说无凭,于是老头写了记录还让他签字,然后压在枕头下面。但当第二天又来激将,老头要拿出凭证辩解时,发现纸条已无踪影,生气之后,又重来过。我看到老少二人的相处,很有所感悟。他们在矛盾中和谐,在和谐中快乐,真让人羡慕,而我和老工程师两个确有点活得累,什么也不会玩,也不开玩笑,严肃认真地工作。

我在四人中年级最小,他们亲切的叫小柳,但更多的是想让我跑腿。我分管他们的饮食,谁想吃什么就得去买,于是钱和粮票就要分别记账,定时结算。到进出口公司很远,就给我买三元钱的月票,由我联系,而我也用这三元钱月票在半年时间跑遍北京,到想去的地方玩,也很快乐。

不久,厂里新派来一位工程师,他曾去苏联学习,是厂级干部,党员,我们平常叫他满工,他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此来替换了老工程师。后来,据说是上级领导考虑到老工程师有历史问题,不能接触外国人,不得不调回,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四人组合。

到谈判后期,进行实质性讨论,首先是多少钱办多少事。我这才从计委处长那里知道总数是90万美元,除了毛纺外,还要进口点化纤设备,建一个化纤厂,两家分配资金,具体由谈判结果决定,实际由这位处长决定。因此,这时他每天精打细算,忙碌起来,并和我们讨价还价,当然希望能省点钱。同时我们的任务也已变化,已不是给太毛进口设备,而是要建一个新毛纺厂,规模是4800锭。因为这个规模按当时规定属小型企业,省里有权批,这样我们必须重新平衡计算,不断变动方案,最终选择性能和价格都比较合适的日本设备。

到这时,我们才正式参加谈判,见到了外商。进出口公司的人主持翻译,他不懂纺织,日本外商也不懂中文和英语,这样外商说日语,由他们的翻译翻成英语,我们的翻译再把英语翻成汉语。翻译们不懂专业,在经过这样几次捣腾,到我们听时,已不知所云。我们再提出回问时,又要经几次捣腾,已经答非所问,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很难沟通,效果和效率不好。好在我们对资料已比较熟悉,项目细则也已确定,价格的谈判和外商的接待全由进出口公司负责,我们不参加宴会,不与外商直接接触,倒也省心。当谈判大体谈定时,外商送我们的礼品是每人两双棉袜。于是我们带着资料和几双棉袜打道回府,引进设备谈判,才算大功告成。

由此想到现在的对外谈判,已风气大变。场面宏大,出国考察,宴会礼品,甚至巨额回扣成风,再加上一些假洋鬼子从中斡旋,公私交易同行。我们那时突出政治,小心翼翼,收了几双棉袜都心有余悸。幸亏日本人小气,如果当时送点再贵重的东西,如何处置对我们将是个难题。对于半路召回的老工程师,经过和外商鸡同鸭讲的对话,感觉当时领导有点多虑。就算你想透漏点什么,翻译也说不清楚,况且老工程师也不知道什么机密。但现在分析,领导们当时更多的考虑也许是政治正确,这涉及他们的前途。

             省长的黑厂

进口设备签约后我和满工并没有回厂,他需要参加各种会议,主要是汇报和研究建厂事宜。由于建这个厂是省长拍的板,所以各部门非常重视。我没有参加这些研究,只听说了一些情况,比如选厂址,选在山西针织厂西面的空地;设计单位由山西省建筑设计院,这是山西最好的设计院。当然还有投资规模,以及各部门分工等。总之满工天天开会,有时和我讲些情况,但主要是上面的工作。我轻松了几天,但很快就紧张起来。当规模一定下来,首先就需要设备清单,工艺排列,而这些任务就落实给我。

最早确定的企业规模是4800锭。这就需要前后各工序都按这个能力平衡计算,还要保证相应的动力等辅助设施的能力等。而最主要的是,必须先画一个工艺平面布置,在厂房内划分车间并排列设备和各辅助房间。幸运的是在前一段已经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但还必须重新计算重新布局,选择更好的方案,并画出机器排列图。

由于第二天就又要开会讨论,必须当天晚上画出,第二天上班前交出草图,于是我一夜不睡加班,赶工完成,然后交满工,他去开会讨论。会上不同人物会提出不同要求,统一意见后,满工再会后交代,我就又晚上加班,早上交卷,这样反复。为了能节约时间,加快进度,我就把各类设备按比例剪成方块,需要修改成什么先用手工编排,一切合适后再绘画,这样工作量就减少许多。也许是上级抓的太紧,天天开会,天天有变化,有时还有几个方案进行比较,必须全部在当天晚上完成,而工作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满工上白班,我上夜班,两人连轴转。满工关怀我上夜班的辛苦,常常买电影票,让我散散心,放松一下。我也就有张有弛的工作。由于工作越来越熟练,做一个方案也越来越快,工作并不紧张。

但在4800锭不断修改完善,大体上确定时,上面突然改变了规模,其要求是,第一期先排列4800锭,而厂房按一万锭建,待第二期扩充成万锭时使用,而且还要求,第一期就要把厂房基本布满,参观时不能看到大的预留空间,而在上第二期能力时,又不能大动原有的设备和厂房。提出这样的一系列要求,本身就矛盾,而且不合理,简直在难为人,但是下级还得服从上级,于是我接到任务后重新做方案。我为解决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绞尽脑汁,虽然难度很大,由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方案搞得很顺利,而且一稿成功,未作大的修改就通过了。后来在第一期工程完成时,确实参观工厂看不到不合理的空间,当二期扩建时,只推到几堵墙,原有设备一个也不需移动,新机器排上去还非常整齐合理。一万锭排列得天衣无缝,成为我的一个杰作。

我想提出这个要求的人,肯定是一个有权势的领导,因为他能推翻多次修改已经成熟的方案,而且能决定工厂规模扩大一倍,更重要的是要蒙骗中央,因为省里能够审批的权限是小于5000锭。超过就需要报中央部门批。他的想法是,省里先按自己的权限4800锭上马,然后建成后再以扩建的名义报中央,最终完成一个万锭的大型企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只知道官一定很大。后来文革中批斗省长时,他其中有一个罪状,就是欺骗中央搞了一个山毛黑厂。但我的感觉确实这人有魄力有能力。当文革后他重新复出,专门来山毛视察,还单独问了我几个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他对山毛有特殊的感情。我对他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对并不相识的情况下,当了他一个黑帮手而感到荣幸,因此对他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最终方案确定后,进入省设计院开始工厂设计。我负责全厂的工艺设计,这是整个工厂设计的核心,只有工艺设计确定后,其他专业的设计才能进行。当时我手头已有些资料,也很熟练。由于这是省的重点项目,院里放的力量也很强,全部设计很快就完成了。就在设计工作还在进行时,工厂土建已经开工,而且速度非常快,选的都是全省最好的工程队伍,不仅工程进度快而且质量也很高。山毛的土建工程质量在当年是很出色的,被评为优秀工程。当然,这也和省长有关。

             崇洋媚外与自立更

从工厂设计到土建完工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高速高效。而下一步就是设备安装。进口设备全部到厂,开箱清点,取出专业工具和资料图纸。相关资料全部英文,厂里也没有翻译人才,幸好在引进设备期间我突击学英语,已能看懂这些资料,并拿着字典翻译一些关键的内容,供安装人员参考,并给他们讲课。师傅们有经验,学得也很快,这样安装工作的第一步还比较顺利。

但是在要不要日本人来厂的问题上出现了波折。据说,在签合同时,日方就提出可以免费让中方人员到日本考察学习,当时就被中方拒绝。设备到厂后,日方又多次联系,可派人安装或指导,也是免费的,又被拒绝。他们又退了一步,要求自费来中国看一看生产使用情况,而且说得有点感人,说他们生产的这些机器,就好像他们的孩子,他们有感情,所以很关心他们在中国的使用情况。虽然他们恳求如此感人,最后还是被拒绝了。他们甚至连机器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孩子”从此下落不明,失去联系。到底是谁决定拒绝也不知道。本来考察,安装,试车,按惯例和通常做法,均应由供应方负责而且免费,实际对方早已把费用打入总价格里,用不用此服务,钱已付出。但那时是一个头脑还比较热的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大庆精神成为主调。如果在对外交往中态度不坚决,就会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所以在处理涉外事宜时,往往宁左勿右,并不关心经济效益。我当时想,我们崇拜马列主义,那可是比日本的东洋更正宗的洋,是不是也崇洋媚外,但只是想想而已,并不敢说出来,因为已经因言论而吃过大亏。

没有日本人的帮助当然还要干,我也并不心虚,因为自信能在没有日本人参与下把安装调试搞好。这倒不是头脑发热,盲目乐观,而是感到安装队伍素质很高。如果能把机器的结构性能搞清楚,安装和调试就问题不大,而我对搞清楚机器的结构性能已有了入门工具——英语。于是我一个人到库房,坐在开箱的机器旁,边看资料,边分析机器。日本机器自动化程度很好,但结构相对复杂,有些必须拆开分析计算,然后画出图,写出一些说明。就这样我把全部设备过了一遍。当大面积安装调试时,非常顺利,都是一次完成,没有出现失误,一直到生产使用都很好。这样看来似乎自力更生是正确的,崇洋媚外不对,但对既引进洋人设备,又拒绝洋人来安装调试的心态,我还是不够理解,到底这是崇洋媚外呢, 还是自力更生呢?好像前后都有矛盾。

80年代初,山毛又要引进日本设备,这时改革开放已成大势,与二十年前第一次引进相比,政治挂帅已经由经济因素所取代。合同谈判,签约,技术服务,出国考察等事宜都可按惯例进行,不再审查谈判人员的政治身份,不再拒绝技术服务和出国考察,于是我有机会第一次出国。日方知道我们曾经引进过日本设备,所以非常重视,安排周到。我们详细考察了制造厂,使用厂,讨论技术和售后服务,收获不小。后来日方在设备安装使用中积极配合,工作进展顺利。而这次出国也让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资本主义,从而对崇洋媚外有了新的认识。它不应该只是个反面词,它是对长期闭关锁国思想僵化的矫枉过正。有点崇洋媚外可以让人谦虚务实,如果再加自立更生,自强不息,可能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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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man 回复 悄悄话 由奢入简难,翻天覆地历尽艰辛。
由简入奢易。歌舞升平纸醉金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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