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 （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
此一言堂非彼一言堂也。此一言堂，乃是万言堂中之一分子。无此一堂之言，便无百家之争。故君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美国有民主，但是几乎没有高官问责制。
中国有高官问责制，但是几乎没有民主。
这两个国家现行的制度，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最好的当然是既有民主，又有高官问责制。最坏的是既没有民主，也没有高官问责制。
美国曾经是既有民主，又有高官问责制。华盛顿任期结束时写的《临别赠言》回顾了他治下的八年。战乱之后，百废待兴，新政府各级官员服务于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所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新政府经验不足，国际上敌友难辨，国内诸项发展计划孰先孰后的判断，都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八年中犯了很多错误，但这些错误绝不是因一人之私而有意为之、、、
这些自我检讨，这些经验的分享，给美国的政府官员开了一个好头。后来的十多位总统，大多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努力工作。
美国内战前夕，战云密布。总统林肯，副总统哈姆林和国务卿苏厄德都趴在地图上指指点点。但他们并不是谋划战事，而是要谋划一条贯穿美国东西的交通大动脉 - 北太平洋铁路。这条铁路，对于美国的国计民生，极为重要。因为内战，林肯没有看到北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内战结束后，林肯的内阁和两党的代表都决定延续林肯的大政方针，迅速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终于在1869年5月10日完成了北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其时国务卿苏厄德刚于1967年从俄罗斯买来的阿拉斯加孤悬天外，与美国本土隔着不列颠哥伦比亚。这条沿着加拿大的边界修建的北太平洋铁路，极有可能将不列颠哥伦比亚收入囊中，将美国的西海岸延伸至阿拉斯加。因此这条铁路对加拿大也有深远的影响，可参看我写的《老火车站》。
我不知道拜登总统花了多少时间趴在美国地图上。我只知道街上行人依然被枪杀，商店里依然零元购，道路依然坑坑洼洼，华人依然被歧视。
拜登高喊“捍卫民主”，但美国人早已忘记高管问责制。没有高官问责制，当官实在是太容易了。
有没有既没有民主，也没有高官问责制的例子呢？当然有。抗战后期的蒋介石政府就是。蒋军胡作非为，民怨鼎沸。日军于1944年发动豫湘桂会战时，第一战区的蔣鼎文和湯恩伯手下有46个师。但一听到日军进攻，瞬间土崩瓦解。第一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在撤退过程中被民团俘虏，后化妆侥幸骑毛驴逃脱。第一战区副总司令汤恩伯也被老百姓缴械 ，汤恩伯化装成伙夫逃脱。因为国军中有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所以这一切掩饰不了，于是蒋介石假装震怒，发了一通脾气，最后却没有问责。蒋鼎文虽然表面上辞职，但旋即委任为军事参议院参议。汤恩伯是蒋的嫡系，于是特意为了他创造了“撤职留任”这一行政处罚（美国军官用这个词来解释oxymoron的意思）。
香港曾经是没有民主，但有高官问责制。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任期末引进了“民主”。为了让英国代理人掌管人事权和宣传权，开始任人唯亲（英），而忽略了高官问责制。陈方安生等人能力有限，但凭着唯彭定康马首是瞻，都能窃居高位。因为这些人利用民调风波想把特首董建华赶下台，反而惊醒了董建华，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做冤大头，让港府的失策都算到自己头上。民调风波之后，董建华立即推行高官问责制，才让大众知道陈方安生等人执政能力低下。陈氏最终于2001年以私人理由提早退休。关于香港的民调风波，可参看我写的《帝国反击 1 – 忆十四年前港大的一次政变》。
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效法新加坡，实行高官问责制，但必须引进民主。高官问责制应该是建立在顺应民意的基础上。没有民主，高官问责制便未必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在意识形态和大政方针上不能极左，也不能极右。应该努力争取中庸，而民主是实现中庸的唯一途径。
简单地说，民主是达成中庸的手段，避免大起大落。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而独裁是假定有一位高瞻远瞩的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绝不需要监督，也不需群策群力。凭一己之力，就能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我是经历过饥饿的。后来知道这饥饿和独裁有关。
刚点了链接，不知为何显示已经删掉了。所以又重贴了一遍。加上了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英文校名。
谢谢讨论。问责有两种。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形式的问责。选民表示对官员的不信任，或国会表示对内阁首脑的不信任。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问责。譬如总统委任交通部长。如交通事故频发，大桥不断倒塌，民航飞机不断坠毁，总统就会免去交通部长的职务，并委托执法部门追究交通部长的失职。
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问责，各级官员就会讨好上司。如果只有民主形式的问责，则官员只会绞尽脑汁忽悠选民，很难静下心来筹谋远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