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民主和中国

很多人误以为自由（liberalism）和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其实大谬不然。自由的极端就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而民主就是以人民的名义立法，限制强权，保护弱小，不容许村霸，县霸，省霸，国霸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如今西方的国政，大多是自由民主。民主的体现，就是一个由民选代表组成的国会行使立法和监督执法的职责。从辩证法的角度，自由民主就是自由和民主两者相互矛盾的对立统一。

数理化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概率论是先定义种群（population）然后推导样本，用的是演绎法。而统计学是先采样，然后通过样本来推导种群，用的是归纳法。数理统计把两者糅合在一起，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每个社会都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它的发展有没有自然规律？人的干预能否改变社会的发展方向？是英雄还是人民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能否一步跨入自由民主或共产主义？每个怀着“且行且珍惜”心态的男女，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生长在红旗下的人们，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过这些问题，都明白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倡导极端自由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产生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极端对立。列宁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数据，发现世界的财产逐渐集中在几个财团和由财团控制的银行里，于是预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产生，从一个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演变为帝国主义和受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这些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革命，而革命的胜者，必然是无产阶级，所以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制度，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激化成暴力革命。自由民主拯救了资产阶级，也拯救了无产阶级。两者的糅合，产生了捍卫自由民主的中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都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而达到了新的高度。

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有远见的政治家能及时调解阶级之间的矛盾，避免矛盾激化而产生暴力革命。罗斯福的新政（The New Deal），就是一个通过劫富济贫来缓解阶级矛盾的例子。1933年的美国，处于百年未遇的经济危机之中，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一方是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另一方是饥寒交迫的失业工人。是要暴力革命，还是双方妥协？罗斯福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应该直接把这个问题摆在资产阶级面前：你们是要接受前所未有的高税率，还是要面对暴力革命？资产积极抬头一望，四处都是愤怒的眼光，于是只得交出他们蔑称之为“Soak the rich”tax，让罗斯福的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的新政得以实施。试想如果罗斯福站在大资产阶级一边，动用国家机器维稳，必然会激化矛盾而一发不可收拾。

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能听到不同的阶级的呐喊声，所以能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如果一个社会压制穷人的声音，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千千万万的无产者，整个社会可能就会毁灭于一旦。在当今的美国，如果听不到 Bernie Sanders 的声音，如果听不到 AOC 的声音，这个社会就会有极大的隐患。

无产阶级专政和法西斯专政，都是矛盾向两个极端发展的产物。每个活着的人，都应该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尽量避免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可以发生在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学生和导师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阶级之间、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就是换位思考，就是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强调的“将心比心”。

但人们通常都只有在成为矛盾激化的牺牲品之后，才会痛定思痛，考虑这些问题。

邓小平在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开始思考中国社会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邓小平应该是个唯物主义者，所以很坦诚地说他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道路，只有走一步算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但是邓小平有三个最大的贡献。其一是认识到过去的路走不通。其二是要实事求是，没有实践过资本主义就不能说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可惜他没有说“没有实践过自由民主三权分立就不能说自由民主三权分立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其三是相信人民力量的伟大。

邓小平说，关于中国发展的方向，他不知道，咨询了很多人，好像也不知道，所以只有摸着石头过河。文革前，大家都看着毛主席，以为他老人家高瞻远瞩，知道中国发展的方向。文革之后，大家知道所谓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其实是死胡同。毛主席也是瞎折腾，把大家带到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如今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知道主席的瞎折腾的后果有多严重，所以也不理解胡锦涛一句朴素的“不折腾”有多重大的意义。

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不容易。如果只让最高领导人去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摸到猴年马月也摸不出一条过河的道路，所以只有给老百姓松绑，让他们都下河摸石头，说不定哪个人就摸出一条路来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千万人下河摸石头，肯定比最高领导人一个人摸石头更有可能成功。要相信人民力量的伟大。邓小平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人，经历过千万人获得自由后下河摸石头的感觉。在那之前，谁敢说共产主义道路，也许是一条死路？谁敢说我们没有道路，得自己到河里去摸出一条道路来？谁敢给千万人松绑，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毛主席说，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邓小平修正了这句话，只要人有自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但是自由太多，就必定会产生资产阶级。给了资产阶级太多的自由，就必定要产生垄断资产阶级。于是就要产生阶级斗争，就要激化矛盾。所以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要争取共同富裕。这个道理很明显，不能共同富裕，就会激化矛盾，就可能产生我们不想看到的暴力革命。

看看中国政府历年的维稳费，就知道共同富裕的目标远远没有达到，阶级斗争一直在激化。李克强说“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如果李克强完全不知道这6亿穷人的存在，这国家就会有极大的隐患。这6亿穷人，告诉我们中国正处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主义初级发展的年代。

我们都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年代，社会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资本主义社会，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另一种是半封建社会，如20世纪初的中国和俄罗斯，也包括18世纪末的法国。两种社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让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暴力革命的后果。他们的觉悟和努力，达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双方的妥协，产生了中产阶级，社会趋于稳定，国家再也不用支付大笔的维稳费。这一方向的实施形式有两种，即自由民主和君主立宪。有的封建帝王（如英国的皇族）曾经希望保持至高无上的特权，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之间的仲裁，但终于没有成功，被强大的资产阶级削权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旁观者。

反观半封建社会，其发展却是另一方向。统治阶级控制所有资产，剥夺人民的自由，依靠历年增加的维稳费，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最终矛盾激化，导致无产阶级联合新生的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可惜掌握政权后的无产阶级立马革了资产阶级的命，导致社会发生重大倒退。苏俄是如此，中国是如此，经历十年大革命的法国（1789-1799）也是如此。

如今的中国，思想上还处于半封建阶段，而经济上处于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月收入千元以下的仇富的无产阶级和数钱数到手软的恨贫的资产阶级已经有很大的矛盾。统治阶级似乎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交出垄断统治的特权，帮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而进入自由民主社会。其二是继续垄断统治，做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优秀仲裁，成就所谓的“Benevolent dictatorship "。其三就是像法国大革命中的路易十六一样在矛盾激化后被送上断头台。

中国社会向何处去？邓小平说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光让一个最高领导人在河里摸石头，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只怕一番瞎折腾之后，我们又都回到水深火热之中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