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本只想写写自家的故事，没想到土匪竟然不允许！如今决定先致力剿匪，待自由民主之花在大陆盛开时，再来完成自家的故事好了。
二叔叫夏宗燮，比父亲小多少我不十分清楚，也许两、三岁吧。爷爷的四个儿子中，二叔是唯一具有商人头脑和能力的，所以解放前他就已经有自己的商场了。我有记忆以后就知道他一直住在贵州省普定县祖传的老三合院里，他的夫人，我的二娘(婶)跟妈妈一样姓王，是被叫做大地主的地主的女儿。
我对二叔的了解不多，只知道他的商场解放后被收为普定县公有，命名为“普定县公私合营百货商店”，也许二叔胆小维诺的态度，使得他没被共产党残害，他的商场被公私合营后，他被共产党政府冠以“私方代表”留用了……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开始户籍制并搞阶级成分划分。父亲被定为“自由职业”，二叔被定为“小商贩”，我一直认为“小商贩”很难听，不能当贫下中农，当个“自由职业”也好啊，“小商贩”？更何况二叔根本不象“小商贩”，他是位知书达理的商人！
我10岁时，父母离异，母亲被调到距普定两百多公里的普安县工作，二叔成了远在异乡关押劳教的父亲的全权代表，负责动员兄弟们和我留在普定，不跟母亲走。
二叔很快让兄弟们定心表示不去普安了，可他很难搞定我。记得母亲准备搬迁的那些日子里，二叔每天亲自带我上街，给我买好吃的、好看的东西，叫我留在普定与兄弟们在一起。可是二叔的努力没凑效，因在最后一刻我选择了要跟母亲到普安。也许二叔和父亲都为我的选择感到很失望......
二叔有5个儿子1个女儿，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余下的4个全是儿子。 
五十年代二叔的5个儿子一个女儿与我和我的三个兄弟们与四叔（坐着）合影
二叔一家本来全部是普定县的城镇居民，都有城镇居民户口册的，也就是说每个月都能买到9到21斤(年龄不同供应量不同)国家供应的口粮的，可是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善于经商的他居然也被胡悠了。那时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吃得红红火火，党号召人民把家里的铁锅捐献出去炼钢铁，吃饭不用煮，人民公社全包！二叔让自己的爱妻和唯一的爱女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加入了人民公社，也许他当时想的是让女人从灶头上解放出来？总之，是他亲自把家里的女士送进了农（龙）门，因为共产党中国政府突然决定搞户籍制，他的仅仅吃过几天大锅饭的爱妻、爱女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从此成了可怜的农民。因为是农民，二叔的爱女从此丧失了工作的机会。
因无知且贪小利而跳入农（龙）门的母女，一生丧失了就业的资格，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到了文革时期还增添了物质上的折磨，因为成了农民的母女什么票证都领不到，只能与家里的男士一起分享那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票证物质！因为是农民，二叔唯一的爱女好不容易才在自己的生产队当上了民办代课教师，做了几十年民办代课教师，直到退休年龄也没能成为正式教师。
二婶曾经提起过此事很多次，我的宝姐(二叔的爱女，她比我大哥年长两岁)也十分无奈地叹息过多次，二叔无力给她们安慰或解释，因为他已经尽力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找政府反应实情，希望能够纠正，可是被告知“她们吃过大锅饭了，哪怕才吃过一天也就是人民公社成员了”！、
此事让我想到的是：共产党中国的县城里有那么多农民，相信就是这样来的，就象为什么有那么多右派一样，共产党先是诚心诚意地叫大家提意见，等意见提完右派就跟着来了一样，共产党先是诚心诚意照顾人民，让他们炼钢铁做大事，不用只为吃饭担忧，差不多时机，来个运动改革什么的，谁做农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二叔以为党会象他那样好商量、易变通，所以曾经多次找党的领导，要求把两个儿子换成农民，让他的爱妻、爱女能拥有居民户口，可是没有用，他没有想到党在此问题上是那么地有原则，依法治理，不讲人情！我曾经为二叔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的好心最终成了他终身的悔恨！他虽然是商人，可一点儿也不会害人整人，他公公正正，唯唯诺诺，跟许多人一样，既不敢愤慨，也没敢说自己是受了欺骗......
我曾问过二叔，为什么他家8个人都住在一起，会有4个农民，四个居民。记得二叔长长地叹了口气后，说那时政府对他表示了关心，因他是普定县公司合营百货商店的私方管理人。政府的人告诉他参加人民公社就能吃大锅饭，什么都不用交，去登记一下就行。二叔曾无奈地告诉我，那时谁会想到登记吃大锅饭后会有这样的结果啊！
母亲曾告诉我，二叔家的农民是他贪便宜，去吃大锅饭的后果。可怜的有苦难言的二叔，包括众多跟他一样受骗的人们，到死也只会责备自己……
二叔很知书达理，好象特别通晓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和行为要求。文革时期，母亲送我回老家躲武斗，二叔不时會亲自到我和哥哥们住的厢房来叫我去他家吃飯。有时他一边品酒一边轻言细语地給我说餐桌規矩，包括飯前飯後碗筷應該怎樣放；有时会告訴過我做菜時調料搭配的忌讳，炒菜時掌握火候的重要性和窍门；有时会給我说解放前人们对妇女美德和美的要求与评价包括行不露腳、笑不露齒等。那时已是小半截兒的我能想象怎样做到笑不露齿，却不能想象怎样做到行不露脚，问二叔，他说解放前的女人穿长裙，走路步子迈得小就看不到脚…… 當時的我，對二叔充滿敬畏之情，他告訴過我的一切至今未忘……
二叔很会做菜，还会做很好吃的腌肉、腌菜等。也许因为女儿太少，二叔对我总是很特别，他叫我去吃饭时没有人陪，我的堂兄弟们甚至二婶都不沾边，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安静地调教我？我清楚地记得，二叔总是微笑着，一边吃一边非常慢地喝着酒一边温声细语地告诉我饭桌上的规矩，我常常会被弄得有些紧张，跟二叔一起吃饭时每个动作都很小心......
我脑子里的有关筷子和碗的正确位置、拿筷子放筷子的正确姿势、餐桌上的规范行为、女孩子言行笑貌的标准等知识都是从二叔那里学到的，这些知识对我个人行为观念的形成及判断个体是否有教养的标准有明显的影响。现在回头看，二叔告诉我的这一套老规矩，跟西方人宴会用餐的规矩很相似，其实这是很文明的，也许西方人学了中国的优良传统并保持了下来，而中国大陆却把这些都当“四旧”破了？
二叔与他的兄弟们有些不同，他不象父亲和三叔高兴时会很开怀地放声大笑，二叔从不大笑，只会微笑，但他有跟兄弟们一样的特质：谈正事时严肃认真、不苟言笑；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很亲和易交往......
成年后我就很少去看望二叔，大学毕业后，对二叔的情况了解不多。婚后对二叔的疏远让我至今都觉得遗憾，我甚至没有一张二叔的照片！1986年底调到昆明工作后，1991年，二叔的四儿子夏光建到昆明，他特意来我家来看我们，问起他父亲的情况，才知道二叔1988年就去世了。光建告诉我他父亲退休后常常借酒浇愁，几乎每天都喝酒醉，直到去世时都是醉的......
1988年一年中，我失去了二叔、三叔还有唯一的姑妈，上帝让他们兄妹三在同一年一起离开了我们，我相信他们会在天堂相会的……
我相信二叔的前半生一定很多彩，相信在国民党中国他一定过得很开心。在共产党中国他被夺走了自己一生辛劳建立的家业，他们亲历并目睹了地主们被夺走家业后还被枪杀的现实，为自己没被定为地主而庆幸。二叔被定为小商贩，还被允许继续在自己的商店工作，他直到临终对政府所有的人都唯唯诺诺，尽管爱女、爱妻和幼子被弄成农民，丧失了户口，二叔都只能哑巴吃黄连，不敢有任何责难更不敢有丝毫怨言......
我常常会怀念在天堂的亲人们，在此，我只想告诉二叔：
“你给我说过的话我都记得，我会努力让自己的行为让你满意的！”
希望二叔听到会稍感欣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