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国报刊赞扬

许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国报刊赞扬许家屯是继林彪之后出走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一直受到中国官方和媒体抨击。但《中国改革》杂志最新一期却用了很大篇幅指名道姓地肯定他的贡献。该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尊重了历史事实，这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奉献心血的推动者，因最高层权争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现在向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迈出可喜的一步 .今天读到《中国改革》2011年3月号的一篇重头文章，用了大幅篇幅指名道姓地赞扬了建立海南特区的几位推手：王震、许家屯、梁湘。看到居然出现许家屯和梁湘的名字，而且是被这样热情肯定，我感到十分惊喜。（该文全文附后） 时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是在赵紫阳垮台之后，被骗到北京，然后就失去了自由，受到反覆审查，最后郁郁而终；而刚刚卸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的许家屯，得知梁湘的遭遇之后，感到自己可能也落到同样的对待，于是出走国外，远避美国。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是继林彪之后出走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许家屯今年95岁（1916年出生），仍然隐居在美国加州的Chino Hill——这个地名，在西班牙语中就是“中国”之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出版过两本回忆录。2002年开始，我对许家屯的经历发生了兴趣，承蒙老人不弃，多次对我长谈，最久的一次是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听他讲述近一个世纪的往事。 对于老人过去从参加革命到“文革”、到香港任职的经历，我尚在整理。但是对他出走之后的生活与思想，对他回忆在香港期间的几件大事，我几年来陆续发表过几篇深度报导。记得在多维博客刊出时，得到一些读者的鼓励，听到的更多的是抨击和谩骂。在这些读者看来，身为中共高官，竟然出走美国，就是“叛徒”、“卖国贼”；而他居然还要表达自己怀念故国的心情、还要坚持揭露当年港英当局，简直就“两面不是人”。看到《中国改革》这篇文章，我的感想正如转载这篇文章的明镜网编者按所说： 该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尊重了历史事实。许家屯和梁湘均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最得力的地方领袖人物，但两人均因为最高层一时的权争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同时，王震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也为民间所忽视。 编者按中关于王震的看法，我也十分同意——人是复杂的，不应神化，也不应妖魔化。记得我在《总书记审歌记：回忆胡耀邦一件小事》一文中曾经写过我对王震的直观印象： 此前我们听说王震是党内保守派大将，此后还听说他与胡耀邦关系抵牾，但是我那天的直观印象却相反，王震居然表现得开通风趣，与胡耀邦一唱一和，听到这儿他插言说：“生活不仅要‘充满阳光’，还要‘充满星光’──年轻人要谈恋爱嘛！”后来他居然又大谈起“凯恩斯理论”，谈起“文化界是第三产业”，观点且不论，他能吐出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词儿已经让我纳罕不已。 许家屯多次向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申请回国，落叶归根，却一直未能如愿。我祈望，这位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为香港顺利回归中国付出过大量精力心血的老人，能够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乡。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挂牌，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宣告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从中央决策层面来说，海南经济特区的筹建决策过程经过了多次反复，有近10年漫长的历程。很多人成为海南特区筹建的热心推动者。至今，海南人依然念念不忘王震、许家屯、梁湘等人所做的贡献。 王震受命考察海南1980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海南问题座谈会，就加速海南岛的建设集思广益。会后，国务院批转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研究海南岛的开放开发问题。这一年12月，受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委托，王震到海南考察，就海南的开发建设、对外开放提出意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震担任农垦部部长期间，就数次到过海南。1982年1月下旬，王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奉中央之命赴海南岛慰问各族人民，进行广泛交谈。 座谈中，王震指出：“有了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又有23年的红旗不倒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海南岛理应对国家的四化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何立波：《王震与经济特区改革》，《党史博采》2008年第4期）。” 王震从海南考察后回到广州后，召开了有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座谈会”。海南的领导人雷宇、罗天等参加了会议。雷宇后来回忆说： 我们从海南赶来，主要是罗天汇报的，罗天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等到我说的时候已经没时间了，要吃晚饭了。最后我就用五分钟的时间，把海南岛的改革开发讲了五条意见。王震听得很清楚，他说，就按照雷宇汇报的五条意见给国务院起草个报告。然后在我汇报的基础上，写了一个给国务院的关于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草稿。这个草稿先拿到国务院经济特区办，特区办主任何椿霖，副主任胡光宝，有一个组长叫张戈，最后张戈要我们一起去北京，去了北京，我就不再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了，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林述文和我们海南岛的谢汝希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主要是配合工作。后来形成了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十一号文件严格来讲就是我汇报的那五条（杨继绳采访雷宇记录）。 王震在会上做了专题讲话。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中发[1983]11号文件，确定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发展的方针，授予海南行政区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较多的自主权，并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态度，从人、财、物方面给海南岛以必要的直接支持。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的建议。10月，《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出台。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17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这使海南得以将国家控制的商品进口，再转卖到大陆腹地。当年，转卖汽车可以赚取厚利，海南岛成为全国炒卖汽车的“天堂”，酿成了举国震惊的“海南倒卖汽车事件”。 在中央处理“汽车事件”的过程中，一些紧急措施未免矫枉过正，使得海南的对外贸易全面停顿，《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也几近收回，使海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海南一时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汽车事件”两年后，1986年2月，赵紫阳同胡启立、田纪云到海南岛考察。10月，王震来到广东，召见梁湘，要他去海南做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王震说：“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过海南建省的设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设想均未实现。我看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委托你考虑一下，提出意见。” 当年在延安时，梁湘是王震359旅的部下。此前不久，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者的梁湘，被免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直处于赋闲状态。王震将考察海南的任务交给梁湘，包含着对梁湘在深圳的工作的首肯。梁湘欣然受命，前往海南，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资、土地出让或成片开发的新思路。洋浦以其港口条件优越、土地相对平整，原有居民较少和便于封闭隔离等综合比较优势，成为实施这一思路的首选之地。王震坚决支持这个新的思路。1988年12月1日，王震到海南考察，听取省领导关于洋浦开发问题的汇报，并题词：“洋浦开发，前景广阔”。 不料，海南这种举措在1989年3月的政协会上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卖国行为，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洋浦风波”。为平息风波，王震对许士杰、梁湘说： “一些同志反对外商承包洋浦开发，是因为一时不了解，你们也可以多做些正面宣传嘛！”在邓小平等人的关注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为了表示对洋浦开发的态度，7月14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开发商日本“熊谷组”企业在香港的负责人于元平，支持他搞洋浦开发。 许家屯上书邓小平，建议开发海南海南“汽车事件”前后，原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香港媒体和香港财团对海南的开发抱有极大热情，许家屯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来推动海南开放的脚步。 1986年，许家屯在与李嘉诚的一次单独约见中，谈到海南岛的建设时，李嘉诚主动提出有兴趣去海南岛投资，并承诺“一次可以投资一百亿港币”。许家屯认为，果真如此，不仅对开发内地有利，而且可以引发香港、海外大资本进入内地投资的新局面，对稳定香港也会有很大影响。为此，从未去过海南的许家屯，乘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开分组会的间隙，请假去海南考察。 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陪同许家屯考察。许家屯认为，海南确是中国南方另一颗明珠，地理、气候、资源俱佳（惟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只待开发。他向姚文绪讲了参观后的设想：拟向中央建议，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搞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要求中央给海南特区比其他特区更“特”的政策。区党委的同志们听后，都很高兴。姚文绪说，“汽车事件”后，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况很困难，干部们情绪也很低沉，希望许家屯的建议能得到中央的考虑。他并说：“在没有建设大特区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复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复，恢复一部分也行。” 回香港后，许家屯立即写信给邓小平并党中央，把他受李嘉诚要去海南投资的启发、去参观海南的感觉，以及区党委的意见做出反映，建议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实行货物、人员、资金进出口自由，成为第二关税区（深圳要拉铁丝网，搞“二线”地区，海南无须，因它是天然海岛），货物进出内地，可做进出口处理。许家屯特别提出：采用香港经验、资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一个自由港。 邓小平把信批给赵紫阳，要赵紫阳办理。赵立即批给谷牧，请他具体化。批示的大意为：赞成许的意见，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现在可以考虑设特区，建省。在大特区没有落实之前，可以把原来给海南岛的优惠政策先恢复。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许家屯被聘请为顾问，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开发。对洋浦开发计划，许家屯予以支持。“洋浦风波”发生后，梁湘和许士杰向许家屯求援，许直接向王震、赵紫阳反映情况，以求得支持。 1989年6月初，许家屯直接向李鹏建议，继续启动洋浦开发项目。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许家屯乘与江泽民见面的机会又把洋浦开发问题提出来，建议中央早一点批准洋浦开发（本节内容据相关知情人的回忆）。 梁湘赴海南勾画特区蓝图1986年10月，领受王震指派的任务后，11月15日至22日，梁湘到海南考察。考察结束后，梁湘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海南从广东分出去，单独建省，并像深圳那样办经济特区。 报告中，梁湘介绍了“三中全会以来海南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指出“海南的现状与它所处的地位仍然不相适应”的情况，提出“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几点建议”： 1、要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允许海南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如对进口生产用的物质和出口海南生产的产品免征关税，资金自由进出，外商来往方便。在步骤上，则可先恢复和落实中共中央[1983]11号文件所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然后逐步实行上述政策。 2、要扩大自主权，把海南升格为省一级的体制。海南本身在地理上是一个完整的岛屿，为利于实现对全岛的统一领导，建议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按省一级政权进行组建，并行使宪法规定的省级许可权，直属国务院领导。还要理顺海南内部的关系。海南省成为省一级体制后，可以考虑以地域经济联系密切程度为界限，切成东南西北中“五大块”，分成五个地级市，即加积市、三亚市、那大市、海口市和通什黎族苗族自治州，由海南直接管辖，各县由地级市管辖。 3、当前要突出抓好交通能源电信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交通方面，成立地方民航公司，大力发展民用航空事业，兴建国际机场，把现有5个军用机场改为军民两用；新建扩建深水港口；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能源方面，抓紧兴建天然气发电站、火力发电厂和水电站，迅速提高供电能力。 电信方面，大幅度地提高电话线路，尽快实现全岛各市镇自动电话，并能对全国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区以及一些外国自动拨号，使电讯网络内外沟通。交通、能源、电信建设的项目，海南早已上报，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批准，以便及早动工。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海南得天独厚、风景优美等自然优势，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海水养殖、捕捞和加工，积极建立橡胶、南药、咖啡、胡椒、茶叶、腰果、可可、凤梨、花卉盆景、早春瓜菜、对虾、石斑鱼等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要盯着本地丰富的资源，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积极发展冶金、矿业、建材、橡胶制品、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工业。还要把旅游业作为加快开发建设的一大产业来抓，先在三亚周围建立起一批具有海南特点的避寒、冬泳、度假、观光的旅游胜地。 海南的开发建设要做好规划，突出重点，逐步铺开。近期应该着重开发海口市、三亚市和通什市。 4、充实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可从广东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抽调一批优秀干部支援海南建设，也可到全国各地公开招聘一批干部，以调整充实海南各级领导班子。 最后，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加快海南开发领导小组，以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 梁湘这份没有公开披露过的报告，全文5000多字，是研究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文件。报告没有一句空话，既客观地分析了问题，又科学地提出了办法，勾画出海南特区发展的蓝图。 王震看到报告后很赞赏，立即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阅示。王震还把梁湘来信的副本转给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 荣毅仁很快回信：“海南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要是从体制上将海南升格为省一级建制，实施一些特殊政策，是会有利于加速海南经济发展速度的。” 1987年5月2日，正在新疆考察的梁湘被赵紫阳召到沈阳谈话。赵紫阳问：“你对开发海南有多大把握呢？”梁湘说：“只要国家能给海南以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我对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前景是乐观的，我满怀信心！”赵紫阳说：“你已名声在外，是急流勇退，还是去海南工作？”梁湘答：“我服从组织的分配，听从党中央意见，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得知中央要建立海南省和经济特区的消息后，主动上书赵紫阳，请求到海南工作。这样，许士杰和梁湘就成为海南建省筹备组的一二把手。 海南特区成立后，梁湘担任海南省省长，直到1989年被免职。他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出了令人感念的贡献。 （徐庆全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许家屯揭密：金尧如帮助我出走定居南加州奇諾岡的前中共高幹許家屯打破沉默，披露當年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協助他出走的內情。 香港回归前的中共驻港最高级官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即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许家屯出走海外、定居美国南加州倏已17年。其间一直深居简出，行事低调。日前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破沉默，会见媒体记者，畅谈他对香港回归十年的感受，同时对1993年出版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作一些必要的补充。 世界日报报道，当年已经失去权力、面临困境的许家屯如何能摆脱「组织」的耳目，顺利出走，向来是外界至感兴趣的话题。在上述回忆录中虽已提及离港来美的经过，但作者为保护有关人士的安全，行文中不得不多所保留，语焉不详。许家屯这次所作的「补充」，终于揭开了那层神秘的帷幕。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最后一章「去国前后」写道，1990年4月下旬，获悉北京高层决定对其整肃的许家屯下定了出走的决心，于是致电「相识多年的一位信得过的老朋友」，请他从香港到深圳来面谈。翌日一早，朋友如约前来，两人在新华社的深圳基地见面，许将打算避居美国的计划如实以告。这位「信得过得老朋友」，就是时任香港「文汇报」董事兼总编辑、2004年病逝于洛杉矶的金尧如。 比许家屯年轻七岁的金尧如既是资深报人，也是早年参加中共的老干部，40年代末曾奉派前往台湾，协助蔡孝干等组建中共地下党，准备接应解放军攻打台湾，后事败撤到香港，接掌重组的「文汇报」。金尧如在「六四」风波中同情民主运动，立场与许家屯相近。当时「文汇报」不理会北京的警告，以「开天窗」方式刊出只有「痛心疾首」四字的社论以示抗议，金尧如就是主事者之一。 许家屯说，金尧如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立即答应帮忙。金回到香港后，就到港岛花园道的美国总领事馆为许申请旅行签证，希望美方批准许4月28日赴美。因事出突然，美国总领事「不敢相信有这回事」，后经请示美国国务院，29日才答复同意，按特殊个案处理。 金尧如将情况用密语（「28日东西买不到，要30日才有」）电告许家屯，许遂于30日晚由小儿子陪同，经深圳罗湖海关出境。过关后如常搭上火车，但只坐一站，便在上水下车。金尧如依约在站外等候，亲自驾车将许家屯带回香港家中，歇息一夜。 当晚，许家屯在金家给中共领袖邓小平、杨尚昆及党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中央常委有人（指江泽民与李鹏）要置他于死地，不得已暂时避居国外，旅行休息。许家屯并在信中保证：赴美后不寻求政治庇护，不泄露中共机密，不会见媒体，不与民运人士接触。但同时声明，若江、李对他与他的眷属实行打击报复，他将无法信守这些诺言。 就这样，许家屯于1990年5月1日在香港启德机场登上前来美国的班机，直飞旧金山，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成功出走海外的最高级别干部。许家屯忆述，登机前发现港英当局保安部门作了各种特殊安排，这说明美英双方已提前协调，为这位中共高官来美开放绿灯。 金尧如在「六四」后不久即声明退出中共，与北京分道扬镳，后来也流亡美国。1993年，金得知许家屯即将出版香港回忆录，表示希望笔下不要出现他的姓名。许家屯说：「我当时郑重答应了他的要求，请他放心。现在他已不在世了，我公开这件事情，藉以感谢他的帮助。」 许家屯在回忆录中曾表示，如果大陆政治上一旦「清明」来临，将会披露帮助过他的朋友的大名。这位91岁老者的头脑里还深藏着许多机密，包括中共驻港机构内幕、情报网络、对台工作关系，以及经由何种管道得知江泽民、李鹏准备对他下手等等，许家屯表示，对这些事情「还必须保留」。 专访许家屯：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2011-03-28 许家屯的《香港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英国人为了将香港继续保留在他们手中而玩了多少名堂。在英国人认识到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不可动摇，他们不得不交还主权、治权之后，在许家屯还在任的那个年代，就为保留他们的利益而进行全面部署安排。 “全面”到什么程度？许家屯历数了英国人各方面所下的工夫。 英国人管治香港这么多年，从没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个司的主管、以及太古、汇丰、怡和几个大亨组成，他们说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经有总督想搞点民主，但英资企业反对，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税，香港税率低的优势就会丧失，于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谈判期间，英国人要搞“代议政制”，要在“九七”前对香港政制来个根本性改变。1984年闹出的“本子风波”，就是在“民主化”问题上的第一次交锋。 许家屯很激动：英国人哪里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会，以便在撤走之后保留影响，“外界往往只从‘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问题，其实焦点是由谁主导香港？每个人主观上或许并不如此，动机各异，但客观上是如此啊。” 讲起当时轰动一时的“本子风波”，许家屯愤愤然：我批评了英国方面不按“本子”（中英联合声明）办事，引起传媒哗然。“包玉刚、董建华、查济民等人支持我，嘉道理要包玉刚带话也支持我，但是姬鹏飞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态。后来还是邓小平在包玉刚宴请的筵席上明确地给我撑了腰：‘你没有错。’” 许家屯说：在组织、人事上，英国人对高级人才和公务员队伍早就布局谋篇；在财政预算上，英国人执意要修机场、大桥，上大项目，“我到香港时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亿港币，到移交时支出竟达一千多亿”；香港本来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禄超过美国总统，英国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务员待遇，最高达30％，一举三得：收买了人心，留下了难题，又趁机大捞一把；连香港社会基层细胞——有些屋村委员会，英国人都控制，甚至请英国退休人员来管…… 在许家屯眼里，香港目前的众多争执、矛盾，都或明或暗、依稀可见英国阴影，民生、福利政策等等只是被人借题发挥的具体因素。“你想，为什么这些人‘逢中必反’？” 他认为，“逢中必反”现象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有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国成立，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一是到台湾，二是到香港； ——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许多直接和间接受到伤害和影响的人移居香港，这些人多数对中共没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响，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对中共的专制很有看法； ——有些人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绪化反应； ——少数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香港收回后外国影响自然有变化，“英国影响降低，美国影响增强。这是英国很长时间来在世界上力量比重减弱的自然结果。香港没有回归前，英国直接管制香港，在香港还主要是英国影响；他们撤走了，自然就减退了。西方还想在香港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要影响中国大陆嘛。都在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他们既防止‘两制’变成中共的‘一制’，同时又促成大陆变为香港的‘一制’，一直在斗啊。” “如果我在香港，可能被反得好一点，但是也会被反——他们这些人就是‘逢中必反’嘛！” 话说回来，英国人搞布置，中国人能闲着吗？“我们也针锋相对地搞啊，我当时手上掌管上亿特费，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许家屯说起搞“统战”，给了老报人陆铿十万港币却被陆铿退回的事，我趁机问：那，你还给了哪些人呢？许家屯看我一眼：“这些事，我不能讲，一讲，就天下大乱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我劝他说：好吧，你不公开讲，不告诉我，但是你写出来收藏好，注明多少多少年之后再公开不行吗？就像肯尼迪被刺案的有关史料那样…… 许家屯连连使劲摇头：那也不行。 看来，中共党籍被开除了的许家屯，党性并没有褪去。 调任香港是人生一大飞跃我问：你现在留念香港吗？最留念什么？ 许家屯叹了一口气说：从日常生活方面讲，我对香港没有什么留念——关键是没有概念：我并不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好。你不明白吧，我在香港苦啊，苦得不得了！ 许家屯说，新华社是“老虎嘴”，专门“吃人”，天天要跟人吃饭——香港时兴在餐桌上、打高尔夫球时谈正经事。“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也没有时间学，而吃饭不用学，就得将吃饭当任务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内地开会、汇报，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时间，要跟人吃五六百顿饭，你算算吧！我像梅兰芳一样赶场，一天晚上赶两三场。我同李嘉诚等人，一个月总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习惯是每顿饭要吃三小时，实在受不了，后来是安子介提议救了我，改成了两小时。” 许家屯自己的饮食其实是很简单的，爱吃红烧狮子头，许多所谓山珍海味，并不合他的口味，“对吃，我没有多大兴趣。”他也不爱吃水果。他的家乡濒临东海，海产多，但他不吃石斑鱼，只吃最贱的黄鱼。我跟他一起吃了几天饭，炒得软软的青菜芯，就是他现在每顿饭的最爱。 许家屯在香港甚至没有坐过地铁，没有逛过街，对香港市容都没有多少印象，当时的行踪“只有点和线”。他曾经想体验一下生活，去看过两次电影，但是他一人想看，就得买十几张票，保卫人员组成“围墙”前前后后都坐满。这样兴师动众看电影，他也就不敢多尝试。 不过，许家屯说，说我对香港真没有什么留念吗？也不对。我有感情！我想念那些老朋友！我希望香港好！ 他一再说：香港没有亏待我。我被中央从江苏调到香港去，有幸接触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视野一下广阔了，这是我平生的两个飞跃之一，对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了质的变化。 “五一联欢会”救了我到香港是“两个飞跃之一”，那么另一个飞跃是什么？ 是脱离了中共体制，来到美国。 许家屯对我详细地解释了他当时为什么决定到美国“旅游休息”，讲述了那短短几天里惊心动魄的过程。 是一位后来位居中共最高层的人士向许家屯透露江泽民要整他的；而他看到了海南省长梁湘如何被李鹏以“研究开发海南洋浦港”为借口骗到北京，一下飞机立即被软禁的前车之鉴；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职务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专案组，显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总书记之令……这些迫使他决断：“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个成语，出自《孔子家语》。 不出他所料：就在许家屯1990年4月30日晚上离开深圳前往香港之后两小时，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就来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转达中央电令，通知他去北京。见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说起来也算我运气好：他接到中央电令时，必须要去出席‘五一联欢会’，只好出席完了再赶到我的住处。这个‘时间差’救了我！” 如果当时不出来会怎么样？“不出来，被江泽民、李鹏拘押审查，那么现在也就像赵紫阳一样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了——不，肯定还不如赵紫阳！” 许家屯对江泽民完全没有信任感，不仅认为江泽民的主义就是“没有主义”，左右摇摆，对他的人品也不以为然。“《他改变了中国》（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 库恩所写的江泽民传——高注）这本书写他与‘六四’毫无关系，还说他对受命如何犹豫……把他写得多么清白！哪是这么回事！” 许家屯回忆说： “那年‘五一九’邓下了决心要撤下赵紫阳，通知各省负责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5月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接我，转来转去地绕到了中南海住下。我问还有什么人来，他说江泽民已经到了。我问是不是也是来听打招呼的，他说不是，是调来中央工作。我问做什么呢？他说，还没定，但是已经明确了要他接替启立的工作——启立当时管书记处常务、管意识形态。江泽民当时已经接受了，哪里清白，哪里犹豫？” “有人问我：到美国来是否后悔？哈哈，不存在这个问题嘛！” 幸亏到美国来，亲身体验了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民主、法治制度最完善的国家的生活，许家屯坦承，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 正如何频等一些朋友对许家屯半开玩笑地说的：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变“左”了！许家屯并不讳言，美国确实还是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国家，但他对美国社会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对美国政治的走向日益担心。美国，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制度，但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 “美国的民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时黑人与妇女没有选举权，后来才有。”许家屯担心的是，“现在民主向大众化的扩展停止了。因为反恐防恐，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施加了很多限制，公民权利方面反而还倒退了。” 他放大嗓门说：“美国权钱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从政党化发展到两党化，发展到一党独大化！三权又独立又不独立，不独立的这一面，带来很大的隐患啊！” 为什么说美国的三权有“不独立的一面”？“三权越来越不能互相制约了：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五个是共和党总统提名当上的，观点上倾向于保守——小布什2000年上台，不就是他们裁决导致的么？三权的另一权，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呢，现在也是共和党把持。” 如果说，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的活力，那么到美国来，使他又看到了资本主义也绝非天堂。他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展望，有了进一步的思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共融——是共“容”，也是共“融”。列宁断言“资本主义垂死”是犯了错误，西方在“苏东波”之后认为“社会主义灭亡了”也犯了错误。两种制度可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融而有异。“这个共存共融会有很长时间，几百年？也许还不止！” 而中国，也应该找到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在来美国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许家屯反覆琢磨社会主义的失败“有马克思的错误，有列宁的错误，有苏共自身的错误。” 他对我说，私有与公有的矛盾，是从“人之初”开始的，“食色性也”，人第一要生存，二要繁衍，这就要取得资源，就要在一定的空间生存活动。人类的矛盾是由对资源和空间的占有和分配产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代表了解决私有与公有这一基本矛盾的两大思路。 过去讲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的好处是自由，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毛病是放任——市场是按照供求情况变化，供不应求就涨价，商品多了就过剩，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就由这种“无政府主义”而来。但是罗斯福新政把计划经济、国家调控加进来，现在格林斯潘用利率来调节，就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现在中国也在尝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许家屯说，不仅一国内调控，还有全球范围的调控：七国首脑会议，世贸，世界银行，等等；现在更主要是以经济区的形式来实施的地区宏观调控。过去将“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我要消灭你，你要消灭我。还是邓小平说得好，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现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许家屯一方面认为民主应该不断扩大、深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全球并没有理想的民主典范，二战后许多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有的发生倒退，有的陷入动乱。 许家屯再三强调要“和平演进”，放弃暴力，实行民主也好，社会转型也好，都要搞渐进式的改良，不搞激进式的革命。“李泽厚他们这么提出来了，但没有具体设计怎么做。而我在《二十世纪的经验》当中，有了具体的设计。” 尽管许家屯不肯说具体怎么设计，但是我听出了一点端倪，他设计的道路，似乎是从党内民主开始，通过党政分开，分割权力，直到最后改变一党专政结构。 他说，现在中共党内还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过没有全社会监督，也没有制度性的程序来保证将非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精英吸纳进入顶层。“这种民主是咨询性质的民主，对任何意见，我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不采纳，你也没有办法。”他认为，应该从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着手，首先要让党内精英进入顶层，全党能够监督顶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扩大到党外。这是从整个中国变化发展的进程来考虑的。中国应该避免陷入混乱无序，找到比较稳定的改良道路。 许家屯说，十三亿人的国家，不稳定，是世界的灾难！ 老人还是想回国 “中国山”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的山；“世外桃源”虽好，毕竟也不在故土。许家屯出国十五年，思乡之情时时冲击著他的心灵。 “去年（2004年）我的老伴顾逸萍过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组织上同意我回去。”顾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风住院。 2002年4月，我就听许家屯说过：“中国是我的祖国呀，我当然想回国看看，但不乞求。要论安享晚年，还是住在美国安静，我只是想能两边走走。就是要写回忆录，光凭记忆也不行，得回江苏去查查当年报刊资料。” 1916年出生的许家屯告诉我：“前年（那应该是2003年，许家屯87岁时——高注）有一天晚上在别人家玩的时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没有一点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我大该昏迷了半小时吧？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车上躺着，正赶往医院去。” 不过，这一次意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居然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许家屯隐居于此，来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电话、见见面。偶尔有客人从香港来，从中国大陆来，从美国各地来拜访。我探访他期间，正碰上老报人陆铿和崔蓉芝来访，从下午谈到晚上。凡是这样的日子，许家屯就特别高兴。 有消息人士曾向我透露： “许家屯离开中国后，江泽民派人去问董建华，是否他资助许走的。董建华回答：许家屯没有来找我，他如果来找我的话，我不能拒绝。江泽民又下令手下去询问了香港很多头面人物：董建华与许家屯到底是什么关系？实在查不出董建华与许到美国有何联系，只好作罢。但还是有人为此受到了牵累。现在董建华不能来找许家屯，因为江泽民已经这么问了他，董要避嫌。”我就此向许家屯求证，他不置可否，只是说：“对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苏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态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来找我，我不拒绝。” 他说，《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过，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来过，“麦克法夸尔掌握了很多关于‘文革’的史料，把他的专著送给我，我苦于眼睛不行了，不能看！”李锐、胡绩伟也来过，还有一些老上级、老战友，本人不方便来，要子女前来探望。 对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新班子，许家屯说：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们的一些做法，例如解决三农问题，开发西部以解决地区差别，等等，我是赞成的。包括这次对赵紫阳后事的处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许家屯还说，外界对曾庆红估计过低。我推测，将来首先摆脱江泽民的影响的，可能是他。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方针？许家屯希望是后者。如果是后者，就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的调整嘛。 “不过，要给他们时间。”许家屯告诫。 他也希望，老天给自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