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生死别经年------一封无法寄出的信 （二）

（二）大学毕业到反右运动

您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1956年大学毕业时，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并被保送天津一个研究院攻读副博士研究生；还有一个留校教职可以选择。可是基于自己的家庭出身，过往的经历，以及早熟的敏锐的政治预感，您出人意料地放弃了那两个旁人眼里绝好的位置，而是远赴天寒地冻的北方一所高校任教。

论文的60元稿费，您除了买了一支自来水笔外，剩下的全部寄给了奶奶。那只黑色的钢笔您一直用了多年。我小时候您还在用。

刚工作时，您比不少学生的年纪还小，是系里最年轻的助教。当时有了工资，分了宿舍，城市优美，周末学校还经常放映电影，那段时间的日子也还不错。

一次您去看电影，回来发现兜里刚发的工资不见了。仔细回想，别的地方不可能丢，只有看电影时，掏过手帕擦手，估计是那时掉了。急忙返回学校礼堂，清洁工正在扫地，还没有收拾到您坐的座位。急忙赶过去一看，一卷纸币果然躺在地下，您大喜过望，连忙拾起，匆匆离去。

您的工资是62元，在当时属于高工资了。每月这几十元钱，除了自己生活，还要寄给远方的奶奶姑姑们，是一家人活命的钱啊。从您工作起，直到奶奶去世，三十年间，每月您都按时给奶奶姑姑们寄去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工资。雷打不动。不论自己处于什么政治和经济状况，即使后来和妈妈结婚，有了我们三个孩子，也从未间断。靠着这些钱，奶奶姑姑们熬过了六零年的大饥荒。历尽劫难的奶奶活到了八十岁；贫寒艰难中，姑姑们也都长大成人了。

转眼来到1957年，从阳谋，引蛇出洞，鸣放，到《这是为什么》，《情况正在起变化》，帮党整风提意见的人，瞬间成了牛鬼蛇神。虽然从小经过政治运动的您，初期也曾跟大伯约定，“这是饵子，一定不要说话”，可是正直天性使然，最终还是在会上表达了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和系里领导的意见。

可想而知，那样的出身和背景，还有现行言论，您马上被单位揪了出来，幸好因为年轻，经历简单，几经检讨，才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但是被踢出学校，下放到偏远小镇的工厂子弟中学。

那时的领导都不希望单位里有您这样的政治包袱，一有机会都想甩掉，因此您的工作调动就比较频繁，先后去过耕读大学，师范学校，及多所公立中学。从反右到文革，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阵阵落不下。谁一说“反动”、“反革命”，您就会心惊胆战；平日都是处处留意，事事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当时您下放的地方，全镇只有两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听说有省城大学下来的老师，大家纷纷议论，猜测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个您后来的同事说了一句话，非常精彩：“好孩子还有往庙里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