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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贵州山区时间一长， 就有许多朋友。 其一， 有些病人原来有病治不好， 我们来到之后， 给治好了， 他们非常感激；其二， 我们从南京大城市过来， 有些人有意和我们攀个远亲； 其三， 我们也从这山区农民中接受了再教育， 和他们成了朋友。
这里农民大多是苗族， 布依族， 少数是白族。 他们极为纯朴， 忠厚， 老实。 我们下乡巡诊之余， 坐在火炕边上，烤火，边喝着苦丁茶，边和老乡“摆龙门阵”（闲聊）。 闲聊中，我不能相信， 这里60-70%的男性老人， 解放前都当过土匪。 他们告诉我：“那时迫于生活， 无奈！ 只要有支枪，就能抢富人东西。劫富而不济贫，因为大家都贫。” 这就印证了过去的贵州“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的说法。
离五里桥较远的边区， 很多老人一辈子生活在山区，不要说省城贵阳， 连五里桥都没有去过。 对于外面的世界全然不知。 因而， 他们很希望我们和他们谈谈外面的世界， 他们关心的是北京，南京， 上海。 天安门广场究竟有多大？ 长江大桥究竟有多长？ 上海的高楼究竟有多高？ 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把我和“梅”当成“百科全书”， 寻找他们所想要了解的问题。
一家布依族人， 老俩口， 老太太有哮喘病， 每年要发好几次， 久治不愈。 我给她用了麻黄素加上组织疗法（用羊肠线埋藏在坛中穴）， 收效奇佳。 缓解了她的疾病，使她老人家非常高兴。 这布彝族老俩口经常请我们去作客， 饮食虽然简单， 但十分热情， 还特意请我们喝他们自己酿制的酒。
另一家布依族, 非要和我们认亲。 因为我和他家老婆同姓， 全家叫我“舅舅”， 叫“梅” 为“舅妈”。 每到节日， 一定要我们去他家共度佳节。这家比较富有， 虽然也是贫农。 知道我们喜欢吃腊肉， 每次去他家一定腊肉招待， 吃完了饭， 还要我们带上1-2块腊肉，有时怕我们提着肉走路不方便， 干脆送到我们家中，付他们钱是绝对不要的，“我们送舅舅， 舅妈的东西还能收钱？” 对我们真是真心诚意， 使我们感到不好意思。 有时， 我们送些南京带来的小东西作为还礼， 如纱巾， 布料等等， 他们也很高兴，如获至宝。
在大学二年级期间，我得了一种病， 偏头疼。 左边的头一痛起来， 疼痛不止，不思饮食，夜不能眠，整日无精打采， 上课无法听讲， 下课无法复习， 这种疼痛一般要痛三天， 可以自行消退。开始， 去校医室看病， 校医水平低下， 一听头痛， 安乃近。 我吃了无数的安乃近， 没有改善症状。
学医的， 近水楼台， 校医就给我介绍附属医院的专科医生， 内科主任刘大夫。 毕竟是主任，他给我做了神经科方面的检查，首先要排除脑占位性病变，也就是脑肿瘤。 当时60年代，国内医院的条件有限， 还没有核磁共振仪（MRI)， 也没有CT断层， 只能给我做了脑血管造影， 排除脑肿瘤的可能。 刘主任对我说：“ 不是肿瘤， 你放心吧！” 给我开的还是安乃近。
我只能忍受，大约每3-4个月要发作一次，一年要发3到4次.同宿舍的同学还笑话我， 女生有“月事”, 你有“季事” 呵呵！ 我，有苦难言！
我分配到贵州，我仍然发偏头疼，仍然一年发3-4次， 仍然服安乃近， 仍然没有作用， 仍然只能忍受！ 一日， 我偶然同所长说起我的偏头疼无法医治。 他建议我不妨去看一个草医， 陶老医生。 起初， 我总感到有点犹豫， 心想：“自己是一个高等院校毕业的西医， 要我去看一个草医， 还不是中医。 去吧， 不信！ 不去吧， 显的自己有些高傲！” 嘿！ 这个所长平时寡言，真说起来还是一套一套的。 他看出我的犹豫， 就说：“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看你们这些西医， 也许要接受草医的再教育。”哈！ 我还没有听过这一说！不过，我不是个高傲孤僻的人，想想既然所长好心， 试试没错。就这样决定一试！
陶老医生住得很远，在麦西公社， 离我们五里公社有60余里路，其间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小道， 得走大半天， 还得翻山越岭！ 因为我人地生疏， 所长还叫了当地一个卫生员陪我一同前往。
见到陶老， 70多岁， 五短身材，一部花白胡子， 脸色红润，头上包着一块头巾， 身上布衣布裤， 虽然已经穿旧， 还打了补丁， 却洗得干净， 手中拿着一根长烟杆， 正在吸烟，是个苗族老头。 单身一人住在一间木板房内。 有个前院， 种点花草， 房内也很干净，前厅是他的诊断室， 后壁有诸多木柜， 装有草药。
一经卫生员介绍， 他哈哈一笑， “ 南京来的大医生来看我这个草医， 有生以来第一次啊！” 他挺高兴给我介绍:“十几岁就跟他父亲上山采药， 边采药， 边学治病。 从医已有50 多年了。 以前， 只要有病人， 不管多远，上门就诊， 现在老了， 基本上病人来找我。 每次看病， 也就收费一毛钱， 两毛钱的， 有些山里人贫困， 我就免费治疗。 现在， 我也带了个徒弟， 上山采药就由他去。”我听了真感动。
接着， 他就问我病情, 他问我现在痛不痛。 我说就是因为痛才来找您。“这个容易。” 他说。 他拿出了一根似薰香一样的东西，比香要粗一点，点燃， 往我右边太阳穴一按， 吱的一声， 火熄了， 我的太阳穴起了个泡。 神奇的是， 左边的头痛立即消失。 真给所长说中， 要再教育了！ 不过， 半个时辰后， 又开始痛起来了。 还是不中， 用巴普洛夫神经理论解释， 这叫兴奋灶转移， 没有治好病。
我如实告诉他，又痛了。 他说没事， 我有一单方， 专治头风（草医把头痛称为头风）， 不过你得回去试。 他给了我一块天麻， 有鸽蛋大小， 他叫我把天麻放在一只麻雀腹内，把麻雀放在一只鹌鹑腹中， 把鹌鹑放在一只鸽子腹中，不要放盐，蒸熟。 要我熟睡， 半夜由我太太叫醒我， 服用。 不必一次吃完， 可分次服用， 连天麻一起。
天啊！ 那里来麻雀，鹌鹑， 鸽子？ 巧了， 带我去的那位卫生员也是个猎手， 他一口答应帮我解决。 回家后不到半月， 他拿来了麻雀， 鹌鹑， 鸽子。 我按照陶老教我的方法，请“梅”给我蒸熟，半夜将我叫醒，服用三种鸟类和天麻， 分三次吃完！ 从此以后，40多年来偏头痛从未发过。 我再也不提巴普洛夫了！ 只能接受草医再教育！
我和陶老医生结成了好朋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一老一少，一个苗族一个汉族，一个草医一个西医，挺融洽。
以后， 我将此方法介绍给许多病人和医生， 正统西医都不相信， 可我确实得益于此法， 深信不疑！我也是学西医的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