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久别重逢
能考上研究生班, 个个都是尖子, 班上竞争气氛激烈。 我已是36岁的中年人, 要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竞争, 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到过贵州山区农村, 在那里度过了七年赤脚医生的生涯。 从文革开始到上调贵医,
整整9年时间,无书可读,脑子一片空白,造成知识型营养不良,知识充电对我来说何等重要!我明白,这个机会来之不易, 我得加倍努力,如饥似渴的吸收新知识。
最最困难是高等数学,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学过高等数学, 已有17,18年没有接触数学了, 连最基本的数学公式都忘了。 有些年轻研究生才从大学毕业, 高等数学还没有忘记, 他们驾轻就熟,解题自如。 我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和导师商量是否可以免修高等数学。 我导师和研究生办公室主任讨论结果是:“不能免修,研究生必须懂一点高等数学。” 我只能硬着头皮学。开始,布置的课外作业做不出来, 每道题要花2个小时, 还不一定能解答。 我坚持所有的作业由我自己独立完成,从不求助他人,确实花了我大量的时间。半年后课程完毕, 要进行考试, 我拿到93分, 以研究生班第一名成绩告捷。这一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给我极大鼓励, 自信36岁的我,完全有潜力和年轻人竞争。
通过三年研究生训练,成为一个基础医学科研人员。从一个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学教师,到完成研究生训练只用了七年时间, 尝尽了个中的酸甜苦辣。 幸运的是这七年来,我日以继夜的学习, 实验,虽然不能把文革中损失的时间补赏了回来, 至少自己感到不致碌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
到研究生结束,我顺利完成了补体成分C1q的研究课题,我做了课题结题报告, 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五位生化专家给予鉴定, 一致给予5分的评分(最高分)。事后,我有幸和几位鉴定专家合影,留念, 其中包括了生化学界元老王世中教授。
在研读研究生的期间,“梅”仍然在贵医教授药理学, 我们分居千里之外, 相互的思念是必然的。在周六的傍晚, 我一定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梅”写信,她也给我写回信。 这样, 我们双方每周都可以收到对方的一封来信。 信件的内容无非是叙说一周的动态, 我的科研进展, 她的上课动向,以及相互所说相思之苦。 我给她的信件,“梅”始终珍藏着, 包括后来我从美国给她的信件,一直到现在一封不漏地保存着,可见她对我的一点一滴是如何的珍惜。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分配在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心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不同于医院常规化验室,它的功能是开发高端医学实验, 如染色体分析, 亲子鉴定, 肿瘤基因分析等等, 一般的常规化验室做不起来。
中心实验室还有从医院拨下的专用款项, 购买高级仪器设备。 我在这个实验室一方面帮助主任开设新的实验项目,一方面做点自己喜爱的简单科研。 发表过几篇综述性文章, 以及简单的科研论文。
在这期间,“梅” 并没有空闲, 她要应付上课, 那时, 她已经成为贵医药理教研组主力教师,担任不少的讲课内容。 科研也是少不了的,虽然, 那时的科研并不复杂, “梅”做得一手熟练的动物实验, 包括兔子和狗的动物实验。 另一方面, 她加紧工作调动, 希望能从贵医调回南医。
81年, 贵医还有军宣队, “梅” 主动找到军宣队队长, 向他诉说她爸爸原来也在部队工作,后来不幸去世, 现在妈妈无人照顾, 加上丈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 是否可以照顾母亲以及照顾夫妻关系调往南京。 嘿! 军宣队长一听她爸爸原来在部队工作, 同情心油然而生,同意了。就此, 她十分顺利地调到南医附院药剂科, 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
“梅”, 身材矮小,体质柔弱,在没有我的帮助下, 居然把一个家从贵州搬回南京。 我们分配到贵州时只带去两只皮箱。 15年后, 回到南京, 已有一房家具, 包括大床, 衣柜,书桌, 书柜, 餐桌, 木制沙发等等。 大型家具她请人用绳索捆住, 上火车托运。 为了搬这个家, 她真是花尽精力。女人,其实比男人更有韧性,更有毅力。 为了这个家, 她付出了一切, 令人钦佩。
我们好不容易分配到一小套住房,一大一小间,一个小厨房, 卫生间两家合用。 我们已经称心如意了,南京, 有了自己的一个家。 经过三年的分离, 终于又生活在一起了,“久别胜似新婚”,我们又浸沉于幸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