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了医科学校, 和理工的思维, 学习方式截然不同。 理工科倾向推理, 而医科却需要死记硬背,需要一条神经, 一条血管, 一块肌肉的死背下来, 我十分不习惯。 直到毕业为止,我都不喜欢临床工作, 比较喜欢巴普洛夫的神经生理学, 自认是做科研的料。 在大学二年级期间, 我得了一种病, 偏头疼。 左边的头一痛起来, 疼痛不止,不思饮食,夜不能眠,整日无精打采, 上课无法听讲, 下课无法复习, 这种疼痛一般要痛三天, 可以自行消退。 开始, 去校医室看病, 校医水平低下, 一听头痛, 安乃近。 我吃了无数的安乃近, 没有改善一点症状。 学医的, 近水楼台, 校医就给我介绍附属医院的专科医生, 内科主任刘大夫。 主任毕竟是主任,他给我做了神经科方面的检查,首先要排除脑占位性病变, 也就是脑肿瘤。 当时60年代,国内医院的条件有限, 还没有核磁共振仪(MRI), 也没有CT断层, 可能给我做了脑血管造影, 排除脑肿瘤的可能。 刘主任对我说:“ 不是肿瘤, 你放心吧!” 给我开的还是安乃近。 我只能忍受, 大约每3-4个月要发作一次, 一年要发3到4次. 同宿舍的同学还笑话我, 女生有“月事” 你有“季事” 呵呵! 我,有苦难言!
毕业了, 66年秋天, 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 全国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毕业生需要搞文化大革命,真是天翻地覆! 学生不学习, 工人不工作, 上街游行, 高呼着“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学校关门了, 图书馆关闭了, 研究所没人了, 我们走出校门串联去了。直到67年秋天, 分配工作开始了。 长话短说, 我分配到贵州, 清镇县, 五里桥公社卫生所. 这个卫生所一共八个工作人员, 有两个中级医务人员, 其他都是低级医务人员。 所领导也是低级人员,黄所长, 共产党员, 一个老好人。 那时,我仍然发偏头疼, 仍然一年发3-4次, 仍然服安乃近, 仍然没有作用, 仍然只能忍受! 一日, 我偶然同黄所长说起我的偏头疼无法医治。 他建议我不妨去看看一个草医, 陶老医生。 起初, 我总感到有点羞愧, 自己是一个高等院校毕业的西医, 现要我去看一个草医, 还不是中医。 去吧, 不信! 不去吧, 显的自己有些高傲!嘿! 这个黄所长平时寡言, 真说起来还是一套一套的。 他看出我的犹豫, 说:“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看你们这些西医, 也许要接受草医的再教育。” 哈! 我还没有听过这一说!不过,我不是个高傲, 孤僻的人,想想既然所长好心, 试试没错。就这样决定一试!
陶老医生住得很远,在麦西公社, 离我们五里公社有50里路,其间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小道, 大概得走半天, 还得翻山越林! 因为我人地生疏, 黄所长还叫了当地一个卫生员陪我一同前往。 见到陶老, 70 多岁, 五短身材, 一部花白胡子, 脸色红润,头上包着一块头巾, 身上布衣布裤, 虽然已经穿旧, 还打了补丁, 而洗得干净, 是个苗族老头。 单身一人住在一间木板房内。 有个前院, 种点花草, 房内也很干净, 前厅是他的诊断室, 后壁有诸多木柜, 装有草药。 一经卫生员介绍, 他哈哈一笑, “ 南京来的大医生来看我这个草医, 有生以来第一次啊!” 他挺高兴跟我介绍:" 十几岁就跟他父亲上山采药, 边采药, 边学治病。 从医已有50 多年了。 以前, 只要有病人, 不管多远, 上门就诊, 现在老了, 基本上病人来找我。 每次看病, 也就收费一毛钱, 两毛钱的, 有些山里人贫困, 我就免费治疗。现在, 我也带了个徒弟, 上山采药就有他去"。 我听了真感动。接着, 他就问我病情。 我就如实告诉他。 他问我现在痛不痛? 我说就是因为痛才来找您。 “这个容易。” 他说。 他拿出了一根好似薰香一样的东西,比香要粗一点, 点燃, 往我右边太阳穴一按, 吱的一声, 火熄了, 我的太阳穴起了个泡。 神奇的是, 左边的头痛立即消失。 真给黄所长说中, 西医要再教育了!不过, 半个时辰后, 又开始痛起来了。 还是不中, 用巴普洛夫理论解释, 这叫兴奋灶转移, 没有治好病。 我如实告诉他, 又痛了。 他说没事, 我有一单方, 专治头风, 不过你得回去试。 他给了我一块天麻, 有鸽蛋大小, 他叫我把天麻放在一只麻雀腹内, 把麻雀放在一只鹌鹑腹中, 把鹌鹑放在一只鸽子腹中, 不要放盐,蒸熟。 要我熟睡, 半夜由我太太叫醒我, 服用。 不必一次吃完, 可分次服用, 连天麻一起。 天啊! 那里来麻雀, 鹌鹑, 鸽子? 巧了, 带我去的那位卫生员也是个猎手, 他一口答应帮我解决。 回家后不到半月, 他拿来了麻雀, 鹌鹑, 鸽子。 我按照陶老教我的方法, 半夜服用三种鸟类和天麻, 分三次吃完! 从此以后,40多年来偏头痛从未发过。 我再也不提巴普洛夫了! 只能接受草医再教育!
朋友,如果你患有偏头痛, 建议你不妨试试这一民间偏方。 我不能保证一定治愈, 至少可以和我一样,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