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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文化\'三个谜\'复杂性无人能出其右

(2018-08-03 14:36:53) 下一个
诧异: 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三个”谜一样的问题:一是李叔同出家;二是王国维自沉;三是周作人“落水”。

以儒家入世哲学为根基、以老庄游戏态度为依托、以禅宗出世思想为归宿的传统文化思想基因

+++++++++++++++++++++++++ http://news.ifeng.com/a/20140611/40685683_0.shtml

 

周作人为何落水当汉奸:一颗子弹打弯膝盖


来源:学习时报

周作人为何会“落水”,成为国人所不齿、士林所共愤的民族败类?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和历史鉴戒。

剖析周作人失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现象”,首先应看到,周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他根生于文风昌耀的江浙土地,成长于世代书香的绅宦门户。祖父是清末的翰林,做过知县,后因科场作弊案入狱。父亲是位不得志的读书人。由于家庭熏陶,使他从小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形成以儒家入世哲学为根基、以老庄游戏态度为依托、以禅宗出世思想为归宿的传统文化思想基因。特别是“祖父入狱”后,年仅13岁的他去杭州陪侍近一年半。狱卒的诧异和世人的白眼,对他的性格及心理不能不产生影响。青少年的积习是人生命运的源头。周作人终其一生,始终未能忘情于社会人生。他虽曾以僧人自况,处处想“出世”,但他都时时不忘“入世”,不忘“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文化传统。抗战期间,他之所以接受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并兼“教育总署”督办的任命,并以伪督办的身份出席各种政治活动,在敌伪官方刊物上发表讲话、训令,作为汪精卫随员参加伪“满洲国”庆典活动,风光地出没于陈公博、褚民谊等头面人物的宴会,甚至身着黄呢日本军服,腰挎战刀在天安门检阅伪少年团分列式等种种行径,正是他骨子里不忘“入世”的结果。只不过是选错了进入仕途的门径,走错了路。

周作人“落水”附逆,除政治上不能忘情于“入世”之外,在生活上耽于安逸,则是另一条重要缘由。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不愿做奴隶的教职员和学子迁往昆明和内地,在抗战中继续工作与求学。年老多病及家累过重的少数教授罗常培、马裕藻、魏建功等人被迫留下来,校长蒋梦麟让他们保护校产。周作人当年52岁,身体很好,完全可以南下。然而他过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深知南方的艰苦,他留恋窗明几净的“苦雨斋”,舍不得离开八道湾仿日本式的书房和各种摆设,所以借故家累太重而留下了。

周作人一贯提倡“闲适”。他早在1920年代初就认为:“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死之默想》)1930年代后期,他更是埋首故纸堆里,沉浸在草木虫鱼、苦茶古玩之中,远离了时代的风雨和奋争的大众。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周作人留在北京,依然坐在“苦雨斋”(此时已更名为“苦住庵”)中,坚持他的爱好“听谈鬼”“学画蛇”“玩骨董”“吃苦茶”,关注杂学知识,翻译他的希腊文学。有时还到琉璃厂,与老朋友钱玄同、马幼渔等聚会。出入八道湾走访他的学生、留日老同学、旧同事、日本文人络绎不绝。

刺杀事件产生的后果,就是使周作人这位胆小又怕吃苦的文弱教授,最急切的要求是先要寻求保护。这也符合他一生遵奉的人生哲学“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而在当时对他这种要求能够满足的只能是日伪军警当局。他也知道他在敌伪时期的职位越高,这种保护的保险程度就越高。

据近年披露的周作人晚年致香港友人鲍耀明书札,他在解释出任伪职一事上,特别强调了“官俸”和“津贴”,也就是收入问题。这也是周作人“落水”原因的一个佐证。有的学者曾形象地说:“一颗子弹没有钻进他的肚皮,却打弯了他的膝盖。”这一枪改变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他也从此由封建阶级的叛逆士、中国新文学的闯将,堕落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关于周作人“下水”,郑振铎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的海陆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惜周作人》《萌芽》1946年第1卷第3期)郑振铎的这个分析符合实际且切中要害。

不论命运是如何安排,道路却是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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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被鲁迅骂的最厉害的人 14字把他气得哑口无言


来源:凤凰网历史

 
 
 

郭沫若知道后也是不甘示弱,回敬“人面兽心”。鲁迅只回答了十四个字:远看一条狗,走近一看,郭沫若先生。郭沫若看完之后,气的也是哑口无言,瞬间溃散。

 

鲁迅 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网历史,作者:大风号·百味生活吧,原题:郭沫若骂鲁迅衣冠禽兽,鲁迅回了14个字,郭沫若气得说不出话

鲁迅和郭沫若的对骂,他们两个人所表达的是两种观念,并且两人的性情大不相同。鲁迅的性情就比较直爽爽快一些,半个文学圈内的人都被鲁迅说过,但是鲁迅并没有因此而掉粉;郭沫若的性情就比鲁迅要宛转一点,郭沫若是史上被鲁迅骂的最厉害的一个人。鲁迅十分怨恨郭沫若抛妻弃子的不负责任做法,因为他知道在那个时代扔掉一个女子会让她没有生路,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专门骂郭沫若的,郭沫若知道后也是不甘示弱,回敬“人面兽心”。

鲁迅只回答了十四个字:远看一条狗,走近一看,郭沫若先生。郭沫若看完之后,气的也是哑口无言,瞬间溃散。能和郭沫若先生比才调的人太少,于是很多人想和他比品德。郭沫若是无庸置疑的天才,他是写过些可笑的文字,但他学术功力之深,领悟力之强,尔辈只要跪舔的份。某些读过他几句歪诗的,讪笑几句能够了解。但一个实在的天才,偶然被讪笑一下,不光不会会一点点有损其成果,反而更让人觉得实在。

有些人总拿郭沫若和鲁迅比,鲁迅算杂文家,但鲁的学术成果只是一般。就算作为诗人、作家,郭的才调和热情也是无庸置疑的。

关于郭沫若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个人终身的骨头和态度,肯定有问题。但却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盖下来的定论。这个人的复杂性在民国至今的文人里,某种程度上都是无人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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