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与圣经有关的东西应该是在英语阅读材料之类的东西，像是《圣经故事一百篇》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圣经故事摘要这样的读物。当时这样的读物应该是八十年代作为英语辅助教材、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出版出来的。我记得其中有一篇，好像是《圣经故事一百篇》的选段，第一篇就是创世纪那一篇。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圣经应该是98年前后，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天桥上，看见有人在地摊上卖圣经，二十块钱一本，新加坡圣经公会印制的圣经，然后我就花了二十块钱把它买回去了。在那以前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买了一部古兰经。当时好像除了新华书店以外，很少有别的书店。一般比较有点逼格的书，要你自己跑旧书店才能买到。基本上所有的书店里面都能够买到古兰经，但是圣经却总是没有。那是我第一次买到完整的圣经，从头读到尾。
当时我在[第一次读]圣经的同时，正在迷恋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就是托马斯•布朗或者是泰勒那些人的文学，像《翁葬》、《医生的宗教》那些东西。当时在我的认知世界里，这些书都是连在一起的。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首先最着迷的地方就是所罗门王的箴言、诗篇那些部分。对于我来说，它代表的是一个跟我原先熟悉的西方文学非常不同的世界。我原先，在当时我自以为自己是非常熟悉西方文学的，但是想了一下，在我以前熟悉的文学风格中间，似乎是缺了一大块。直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把圣经当作一种带有猎奇性的知识来考虑的。整个认知世界大体上很像是陈乐民或者资中筠他们那些人写的书上，是一种人文主义色彩的认知世界。在这个认知世界当中，教会是一个遥远的背景，而且大体上扮演的是一个负面的角色。文明、启蒙和进步才是世界的主流，西方在这个世界主流中走在前面，但是前提条件是打破了原来教会对文明和进步的各种约束作用，像是启蒙冲破枷锁一样，才能够解放出现代的自由和文明。现代的自由和文明主要就体现于解放，而解放，在当时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分不清楚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他们所说的教会对于思想的约束到底是什么关系，只是模模糊糊的倾向于一切自由和解放都是比较好的。
我想我后来之所以对这两件事情有点区分，大概已经是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事情了。那时候是国内第一批开始引进哈耶克和波普尔这些书的时代，开始区分英美思想传统和欧洲大陆思想传统的时代。那时候我开始私下里面考虑各种不同思想传统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然后对照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世界，开始对基督教有一种，除了抽象理论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一个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问题，就是说组织结构和社会基层的问题。这一点，我依靠的东西与其说是正式的历史材料，倒不如说是文学作品和其他各种间接材料为我提供的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照当时思想界最流行的学说，就是英美思想流派和欧洲大陆思想流派的区别，再对照我对欧洲大陆和英美社会结构的了解，这个主要的区别就显示出来了。
这样给我提出的主要[启示]就是，我以前一直是不相信官方的历史学说，但是我是相信启蒙主义者勾画的那种历史学说，现在我发现这种历史叙事当中仍然有着重大的缺陷或者说是重大的漏洞。如果按照他们的描绘的话，应该是近代以来随着宗教势力的退场，社会逐渐趋向进步，而这个进步的中心应该是在法国，主要是启蒙者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各方面看到的情况就是，法国所代表的欧洲大陆和英美之间，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在英美社会上我没法注意不到，被称为是进步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哪怕是像杰斐逊总统这样的自然神论者，在社会上只是一小撮，非常少的一小撮，社会的基层仍然是基督徒，而且大多数社会工作是由牧师和教区完成的。即使是知识分子当中，通常原先启蒙者告诉我们，本来这些人应该是解除了基督教束缚的世俗人文主义者，但是在美国，一般人认为自由民主最先进最典范的国家，它实际上依靠的是爱德华兹牧师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发挥的作用比杰斐逊总统这样的人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
而在法国，大体上启蒙者所描绘的路径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说，十八世纪以来，基督教的力量，至少在社会意义上是大大削弱了，国家通过官僚组织侵夺了中世纪教会所掌握的主要权力。同时尤其重要的是，教育原来也是教会所主办的，现在产生了国家利用纳税人的钱建立世俗大学，世俗大学大量产生了世俗知识分子，世俗知识分子通过教育改革控制了最基础的学校教育，掌握了塑造人类，特别是人类儿童心灵的重大权力。以前，我想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国家教育，义务教育，如果做不到才是错误的，但是我比较深入地了解西方历史以后，才觉得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关口。在这以前，这些事情都是由教会主办的。国家把儿童从教会手里面夺到自己手里面，并不是出于开明和进步的逻辑，而是为了掌握塑造新国民的权力，他们要把这些新国民塑造成忠于具体的世俗国家，比如忠于法兰西和德意志，让他们为国家去死，让他们把政治看得比宗教还重要，例如法兰西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法兰西国民，效忠于法兰西，按照这种新的逻辑构建近代世界。最后，正是由于这种新的逻辑，世界大战才会[存在]。
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前者都是进步，他们也不会提到这些事情和近代世界大战和现代专制国家之间的立体联系。但你从许多蛛丝马迹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引起的精神危机中，有很多保守派，比较倾向于保守的人士，像[德国]的黑塞这些人都发出的意见说是，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衰微了。基督教的共同体是普世的共同体，它要求人们通过爱基督爱全人类；而现在的教育，所谓进步，则要求人爱自己的国家，仇恨其他的人类。正是因为这样，才在表面上极度的开明和进步之中，才会爆发世界大战这场灾难。而且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英美仍然是有差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变化，主要是英国变得更接近于欧洲了。但是美国仍然有自己的传统，可以说，美国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基督教国家，它的钞票上仍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而欧洲呢，通过福利制度和官僚体系进一步发展，变得益加世俗人文主义了。
我想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都会更喜欢欧洲或者欧盟那种世俗国家的模式，但是无可否认，无数蛛丝马迹都向我们显示，美国才是真正有活力的社会。而北约之所以能够战胜苏联，扭转世界历史发展趋势，靠的还是里根总统这样的人。而里根总统的精神力量，它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开明知识分子所想象那样，自由、宪政诸如此类的东西，他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教信仰，而这些东西恰好就是我们知识分子企图嘲笑和抹去的东西。如果我们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里根总统这些人所信仰的那些东西，恰好就是跟胡乔木和[郭松民]企图让中国儿童相信那些东西一样的，都是开明和进步的障碍，都是我们这些启蒙知识分子应该加以扫除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叙事体系一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这些问题需要解释，以后我一直在寻找这些解释。我自己的思想方法其实不是很完整、很有系统的，只是把许许多多我观察到的各方面的材料凑起来，像是格林童话里面的《汉赛尔与格莱特》一样，[用面包屑标记]路径。这些路径是非常不完整的，也不见得是全部的真理，但是如果它揭示了原先我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认知结构是错误的，那么这条线索的发掘大概就是没有问题的。以后，我一直到现在都在做这些事情，逐步的把各个片段的信息和材料聚集起来，试图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在整个散漫的、布满整个世界的知识当中，寻找一种被称之为格局的东西。在这些格局的背后，我越是往这个方向走，就越是发现基督教在这个格局背后的力量。现在我倾向于认为，缺少了背后这个基本格局，整个西方文明就失去意义了。在整个西方文明失去意义的前提下，我们在五四以来，或者说整个近代中国以来，当作开明和进步的所有东西都变得丧失意义了。
最后，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种假设就是：我们现在当作开明和进步的东西，与其说是真正开明和进步的东西，不如说是基督教文明在高度发展以后，产生出来的剩余资产；而我们拿着这些剩余资产实际上是发挥了，腐蚀和破坏原有这个产生文明资产的基本力量的作用；而这个文明资产的基本力量，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如果抽去了它的价值内核和组织内核的话，我们现在所知的西方文明不一定会存在。当然这不是确定性的结论，因为我的思想方法仍然是按蛋头学究那种讲论证的思想方法，所以按照这种思想方法，你不可能得出确定的结论，但是这肯定是一个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学说。这个高度盖然性的学说比我迄今为止，从出生到现在学习到的其他所有学说都肯定更接近于真理。
当然对我来说，我大概也就是在最近的这个时期，在我推出这些理论的时期，同时才接触到了具体的基督教会。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基督教基本上是西方的事情，在中国，我所在的社会里面，是基本不存在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会还是2010年在成都四川音乐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才接触到具体的讲汉语的基督教徒和他们的教会组织。然后渐渐的寻找，查看社会上的材料，考虑他们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一步一步的修改自己的认知图景。这条路其实我不能说得太清楚，因为它不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东西，而是一个正在走的路。所以我现在还在走这条路，因此也不能够说出什么能够称得上是结论的东西。我只能把我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在走路的过程中间，经历的轨迹大致上的说一下。将来会发现什么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还需要更好的引导。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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