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6年第5期《同舟共进》，作者孙玉祥，原题为《“天真”的沈从文》。
沈从文和张兆和（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有这样一个说法：“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所谓“赤子之心”，出自《孟子·离娄下》，是指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之心。以这种心态用于处世，难免四处碰壁，可用在文学创作上，却能让作品产生一种清新明净的艺术魅力。所以，很多大作家都会在滚滚红尘中保持这样一颗赤子之心。
沈从文显然是这样一位作家。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4年后的1992年5月，沈先生夫人张兆和率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古城。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大块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着《抽象的抒情》中的题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撰书：“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赤子其人”可谓确评。
曾寻求江青的帮忙
沈从文看一个人常常“不分主客、不分你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向自己过去的学生江青求救。1959年，沈从文将已故的三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接到身边，作为女儿抚养。1966年9月沈朝慧被赶回原籍，1967年她曾回到北京，因无户口不容许久住，5月又去长春投奔姑妈……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沈从文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学生江青—他们曾有一段师生关系。1931-1933年间，沈从文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承担“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两门课的教学工作。江青（当时叫李云鹤）在学校做图书管理员，有时也到中文系旁听沈从文的课。
沈从文致信江青，希望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望日后她能为自己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性工作。沈致江青信的全文，已无从看到，不过他在1968年12月写的一份题为《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的申诉材料中有段摘引，其中写道：“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做助手，不要国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沈从文全集》第27卷）文中明确提及是在“前年”，结合沈朝慧被遣回的时间推断，写作这封信应是在1966年末。
彼时的江青正全心全意发动一场“彻底埋葬帝修反”的“文化大革命”，又怎会顾及这带有小资情调的“师生关系”呢？再说，那时她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对当年漂泊青岛，流落上海的岁月正讳莫如深，唯恐别人提及，沈从文的来信实在是不识时务。结果自然是置之不理—这还算好，当时一些知道这位“红都女皇”底细的文艺界人士甚至被直接灭口。沈从文碰壁后立马省悟，1975年，一友人看到他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后，曾表示要去找江青寻求帮助，沈当着两位助手的面坚拒。
不过，让沈从文困惑的是，江青当时不肯出面帮老师一把，却又在后来与别人大谈他们的师生情谊。1972年，江青在会见美国记者威克特时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并大谈沈当年对自己的关心。1976年12月17日，沈从文的外甥田纪伦来信摘录了《红都女皇》中的一段文字寄给他，并写道：“……我把这段话的记录另页转抄寄上。江青因知道二舅在国内外有名望，所以向威克特自吹时，说她跟二舅是学过文学等。而实际我们知悉二舅是根本看不上这个‘大弟子’（的）。去年和前几年我来北京时，我已听得二舅说起看不上这个‘大弟子’，说此话时还做了她穿着那个大裙子‘国服’的势态，和指出过江青有野心，想当总理、主席等。当时我还不太相信。”（《沈从文全集》第14卷）
沈从文收到来信后，随手用笔在《红都女皇》的摘录文字下写道：“这个摘录如是从译稿取下的，内中倒似乎还怀了些好感，想我会像古代俗语，以为我这个‘石码头’会靠近这只‘破贼船’的。甚至于在过去四十多年前，曾经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沈从文认为，那位美国记者可能事先读过斯诺前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及近人在美出版的相关著作，从中了解到有关自己的一些情况，“所以问及关系，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沈从文全集》第14卷）1976年12月“妖婆”已被抓起来了，所以这里沈从文能够畅所欲言。
紧跟时代的文字“盖过小说和文物研究”
对心狠手辣的康生，沈从文似乎也颇有好感。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就记录了这么一件事：1975年沈从文听到康生死去的消息后，流下了眼泪，黄永玉问及缘由，沈从文答曰：“中国古代服饰史方面，他关心过啊！”
1970年9月10日，沈从文致信张兆和：“至于像《红卫星上了天》，可能有偶然机会，有作曲的什么大人物看懂了，或康老什么发生了兴趣，转成为一首带音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可能性也许倒多些。因为这内中还真像有点什么新意思、新格调、新内容，可不是什么新诗人、旧诗人能写得出的！我或许在试探中还能走一段路。1968年在情绪困难中还写了个《巴黎红五月》，也有千来字，可说是一首崭新的政治诗……若幸而还可在另一时发现，将和《井冈山之晨》《红卫星上了天》成为三部曲。你能不能设想，这方面的积累，还将盖过我小说和文物研究的记录？也有这个可能，不过要看客观机会去了。”（《沈从文全集》第22卷）。沈从文以为所写的紧跟时代的文章《红卫星上了天》可能会引起“康老”兴趣，而成为“音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甚至可以“盖过我小说和文物研究的记录”—历史当然否定了他这份天真，不仅当时“什么大人物”和“康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诗歌创作，而且文化史上留下来的，还是那些他的“小说和文物研究”。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不仅仅是苏联的骄傲，而且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骄傲。195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响彻宇宙的社会主义凯歌”的社论，看了当天的报纸，沈从文也兴奋异常。1月7日，他在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提到此事：“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沈从文全集》第20卷）而在黄永玉笔下，他这决定入党的事儿更有喜剧感，他这么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在不懂政治的沈从文看来，政党好比他过去参加的不少文学同仁团体，只要觉得对方合意就可以加入，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种对人的盲目相信与对政治的隔膜，还体现在他与范曾的关系变化上。
“文革”初，沈从文终于没能躲过政治运动。他面对满墙的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1962年，范曾作为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范画了一个屈原像，沈从文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从文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时值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从文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朋友家，气得双眼通红，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
直到1977年4月4日，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对此事难以忘怀：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
对此，范曾后来承认：“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思及此，总是一阵阵愧疚。”
此事的是非一目了然。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对当时根本谈不上是学术的“批儒评法”运动，沈从文似乎一点也不明白，从纯历史与学术立场出发，指责一位早已看穿这场运动的玄机，并决心加入以分得一杯羹的时髦画家“刀没画对”，“常识错误”，无异于痴人说梦。
读到沈从文的这些往事，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在《雅科夫·巴辛可夫》中的这么一段话：“你这不重实际的人，心地单纯的理想家呵……在一切讲究实际的人心目中，你永远是不可理解的，甚至现在对你的幽灵，他们还是要不免加以嘲笑。其实，你尽管遭遇不好，被人奚落，但你那不幸的，毫无野心的一生却充满纯洁的快乐—但愿上帝让那些人也尝一尝这种快乐的滋味吧，哪怕只能尝到百分之一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