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者，哲学家和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有着一言难尽的复杂关系。他们可能备受重用，因而成为权力的圈内人，象培根，黑格尔。他们也可能游离于权力圈之外，或隐居，或授业，或漂泊，如斯宾诺莎，康德，尼采。他们甚至可能会因自己的思想为统治者所不喜，从而遭受打击，如苏格拉底，马克思。但哲学家因为自己的血统而遭受迫害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只有在纳粹法西斯的治下才会发生。在纳粹统治德国的12年的时间里，德意志哲学家们和千千万万平民一道，经历了一场世纪大劫难。
犹太人对于德国文化科学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1933年纳粹上台以前德国36个诺贝尔奖得主中，有16个是犹太人。也许是气质使然，哲学也是犹太人偏爱的舞台，事实上他们占据了德国哲学甚至现代西方哲学的半壁江山。回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的二十年，你会发现德国当时在世界哲学界真是独领风骚：在它西南部是大陆哲学的策源地：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思潮方兴未艾；在中部则有充满活力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柏林以及德国东南边的维也纳，逻辑经验主义崭露头角。可以说，当今世界哲学的主要思潮，那时都在德国及其周边酝酿蓄势，就要破土而出。
然而好景不长，猝然袭来的纳粹寒流一夜之间将这种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局面变成了严冬。1933年3月，希特勒上任仅仅两个月，纳粹党控制的政府就通过了《重设公职人员法》，德国大学校园内第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拉开序幕。5月10日，柏林歌剧院广场举行了一场“对一个世纪的德国文化的火刑”（戈培尔语），大批“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被付之一炬，清洗运动扩展到全社会，纳粹煽起的民粹风暴形成压城之势。随后，1935年9月通过的《纽伦堡法》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由此带来德国大学第二波清洗潮。到1938年初，德国高校已有1800名教师被驱逐，占高校教师的39%。随着学术精英的流散，随着不学无术的纳粹党干部纷纷上位占据学术要津，德国大学成了纳粹党文化的一统天下。
弗莱堡是位于黑森林脚下的古老小城，这里的黑森林蛋糕享誉全国。弗莱堡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从1916年开始，现象学之父埃德蒙德 胡塞尔就在此执教。胡塞尔生于一个捷克犹太家庭，后来改信了基督教。他所倡导的现象学运动在二十世纪初就形成了欧洲大陆重要的哲学思潮。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教学，研究，著述。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他们中有后来的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 解释学的迦达默尔，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 逻辑经验主义的卡尔那普等等， 弗莱堡大学因此成了学术的大本营，现象学运动一时蔚为大观。1928年胡塞尔退休，并在两个候选人当中选择海德格尔接替他的教职。退休后的胡塞尔仍然活跃在世界现象学界，四处讲学开会，继续笔耕不缀，他原本是可以和康德一样在晚年继续享受他喜爱的学术氛围的。但是，纳粹的上台成了胡塞尔一生的拐点。也许是因为已经退休，也许是因为是世界名人，胡塞尔逃过了第一波清洗，但却没有能幸免于《纽伦堡法》颁布后第二波更严酷的迫害：他的教师执照被吊销，次年被从弗莱堡大学除名，他不能出版著作，被禁止出席国际学术交流，最后还被逐出了学术组织。原来现象学鼎盛时期胡塞尔家中高朋满座胜友如云的景象一去不返了，现在同事们视他为异己，只有少数学生敢于冒着被迫害的危险乘着夜幕偷偷来家里小坐便匆匆离去。曾经的哲学大师，如今成了一个被抛弃的人。在备受歧视的孤寂和令人窒息的敌意之中，79岁的胡塞尔于1938年因病去世。诺大的弗莱堡大学，竟只有一位教授前来吊唁。人生冷暖，竟至于此。胡塞尔之死于纳粹，或许并非像其他被害犹太人一样，是肉身殁于集中营，但要说他的心灵死于纳粹煽动起来的民粹之手，应该大致不错。
胡塞尔的遭遇可不是个案，类似的故事在极权之下每天都可以发生。从这些故事里你能发现的，不仅是个人在沦为民粹运动的祭品后怎样被掩上身来的屈辱和绝望所淹没，也不仅是人们见证了邻里同事一夜之间变为路人甚至敌人以后怎样归于隔绝和冷漠，这些故事讲述的，更是社会的坍塌，是那些长久以来支撑社会的基石，经史大义，教化人伦，学术文章，乃至于乡里民俗，家规门风，修养气度等等所有文明的底线，怎样在极权煽起的民粹冲击下，被从上到下地肢解，阉割，粉碎。极权切割社会肌体的利刃，刀锋所及，人间换为荒原。类似的遭遇，相信许多文革的亲历者也都有过。可叹的是，尽管对纳粹的反思一直在继续，文革已经渐渐地被有些人淡忘了。不过，纳粹的淫威到底没能扼杀现象学。二战后现象学得到很大的发展，胡塞尔也被重新请回了哲学大师的殿堂，这是后话。
如果你认为纳粹为哲学家带来的只是厄运，那就错了。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得意门生，做为存在主义大师，他后来的哲学成就决不下于甚至可能超过了他的老师。但耀眼的哲学成就怎么也掩不住他背负的政治污点。海德格尔1933年初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后加入了纳粹党。他的校长就职演说一派纳粹风范。作为校长，他曾试图将纳粹的举手礼（嗨，希特勒）引入学术界。正是这个胡塞尔的得意门生，批准禁止他的犹太老师出入学校图书馆。在教学和研究活动中，他很乐于在各种场合在他的犹太同事或学生面前展示那些自认为有所依仗的帮凶们在面对被迫害者的时候特有的冷漠和傲气。那时的海德格尔，已经将学生，老师，学者的风度和举止弃若敝履，剩下的只是一副纳粹党徒的做派。由战后披露的许多海德格尔当年的文件来看，海德格尔对纳粹运动的效忠， 并不像海德格尔的一些门徒宣称的那样只是被动合作的关系，他对纳粹的投靠不仅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且是傲慢甚至厚颜无耻的。
纳粹的倒台开始了海德格尔的背运。战后弗莱堡大学的“清除纳粹化委员会”取消了他的教学权并剥夺了他的教授头衔，而且在经过长时间的听证之后， 将海德格尔定性为“纳粹追随者”。应当说，委员会对海德格尔还是网开一面的，因为在对亲纳粹人士的指控的五个级别当中，这是较轻的第四级。而且，尽管战后对海德格尔的清算几乎使他精神崩溃，他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1951年，海德格尔被允许重上讲台，并一直到他退休。
围绕着海德格尔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世界学界有不小的争论。海德格尔之所以为人诟病，是因为他从未对自己纳粹时期的表现反省道歉，仅仅轻描淡写地把他的行为说成一个“愚蠢的历史错误”。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不会不知道，反省的本意是对心灵的拷问，需要有一点真诚。一个知识分子，对别人到处讲存在主义的深沉，对自己只说是出身书斋的天真，是不是太滑头了？考虑到在师长同行朋友圈里海德格尔素有的表里不一的恶名，像这样的文过饰非似乎算不上稀奇。相比之下，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指控来得更严重，人们怀疑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纳粹意识形态有一种若隐若现但仍属可以辨认的呼应，而它的反犹主义尽管形式不同但却依然相当突兀抢眼。
如今，尽管海德格尔的同情者，其中包括被他背弃的犹太裔学生，都为海德格尔辩护，希望把他的为人和他的哲学分别开来，把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成是不过是他哲学大海中的小小的一粟。问题是，如果你喜欢海德格尔哲学的理由，是因为觉得它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那么，现实世界中那位作者的所作所为恰恰成为了令人不快的拖累。纳粹即使没有污染到他的哲学，也污染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有影响的思想家，生前生后都不得不背负这样的污点，殊为可叹。不过，如果历史的是非曲直没有一个清楚的了断，历史又将何以为训？
由弗莱堡北上不过两小时车程，你就来到山明水秀的海德堡。海德堡有厚重的历史和人文底蕴，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根基甚至可以使弗莱堡大学相形见拙: 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曾在此留驻。雅斯贝尔斯是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的大师，他从1921年起就在哲学系任教。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相识于胡塞尔六十一岁生日聚会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海德格尔访问海德堡必到雅斯贝尔斯家停留。但1933年 纳粹上台后海德格尔就不再现身了，因为是雅斯贝尔斯的妻子格尔特鲁德是犹太人，雅斯贝尔斯虽然是雅利安人，但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不难想象，纳粹上台后雅斯贝尔斯的境遇每况日下：1933年他被排除出学校领导层，然后被剥夺了教授资格，再后被禁止出版任何著作。更严峻的是，格尔特鲁德随时都可能被盖世太保送进集中营，像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样被消灭。这对雅斯贝尔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万一格尔特鲁德被这个国家殄灭，而我却幸免于难，那我将形同猪狗，无足挂齿。我对格尔特鲁德负责，她对我负责，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庇护。” 雅斯贝尔斯夫妇商定，如果有一个人被带走的话，两人就一起服毒自杀。因此，从1938年到1945年七年间，雅斯贝尔斯夫妇每天都准备着一起死去。每次的敲门声，都像是死神的脚步。每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真难想象，他们是怎样度过这漫长的七年的。1945年，雅斯贝尔斯经一个可靠来源得知，4月14日已定为他们最后被递解的时间，大限将至，命运在敲门了。然而，幸运的是，就在3月30日，海德堡迎来了美国大兵，雅斯贝尔斯夫妇得救了。战后，雅斯贝尔斯进入盟军的白名单，表示他是和纳粹没有任何关系的学者，在德国战后的教育和文化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参加弗莱堡大学的清理纳粹的过程中，他尖锐地批评了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行为，但强调了他的哲学价值。而雅斯贝尔斯本人对战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发展，也有影响深远的贡献。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婚姻本是契约，而契约只有在法制健全的环境下才能生存。法制不存，婚姻难免飘零。然而，在那个国家主义猖獗的年代，在严酷得无法想象的政治高压下，在得不到无论是来自国家，社会，法律还是道义的任何救援的绝境中，雅斯贝尔斯以自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对 妻子的忠贞不渝，告诉人们世上还有极权的冷酷和民粹的狂热压不倒摧不垮的东西：爱情，忠诚和良知。 危难中无言的承诺，竟胜却人世无数海誓山盟！这绝望的抗争，孤独的坚守，只有亲身经历了那种时代苦难的人，才知道有多么可歌可泣，可敬可贵。这就是人性的光芒吧。我相信在文革中双双离世的傅雷夫妇，翦伯赞夫妇，刘绶松夫妇也彰显了同样的气节，只是他们没能像雅斯贝尔斯夫妇那样幸运，在无尽的苦难之中盼来一个光明的结局。
从海德堡向北行驶一个小时，就到了德国的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法兰克福。像其他德国城市一样，二战时法兰克福也被炸成平地。战后投票选择重建计划的时候，和慕尼黑的市民选择恢复城市旧貌不同，法兰克福的市民决定建个新城。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典型的现代都市，时尚但有些乏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兰克福在中国青年学生中如雷贯耳，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一个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扛旗者。我还记得当年随法兰克福学派一起传入的像“异化”，“青年马克思”等新鲜概念带来的如浴春风的激动。法兰克福学派驻扎在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等人。把这一群专业领域各不相同的学者凝聚在一起的是一个共识：面临着一个和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所发展。在借鉴了黑格尔，弗洛伊德，韦伯和尼采的基础上建立的“批判理论”，承袭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矛头所指不仅包括纳粹主义，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后来甚至包括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所有流行价值。
法兰克福大学名义上是公立学校，但经费全来自法兰克福富有居民的捐赠。由于捐赠人当中大多是犹太人，学校素有赞助犹太研究和马克思研究的传统。正因为如此，纳粹统治期间，这所大学受到的冲击最大，被开除的教职员工人数为德国之最。社会研究所自然也不能幸免。1933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先后被解除了教职，社会研究所先被搜查后被关闭，办公楼也为盖世太保占据。阿多诺的德国文学学会的申请也被驳回，原因是他没有“德国血缘”。山雨欲来风满楼，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感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他们决定逃亡。社会研究所总部先是搬到了瑞士日内瓦，一年以后经由朋友安排，又迁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两年当中，随着研究所一起流离迁徙的，除了霍克海默，还有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洛文索和泊罗克等人。现在看来，在纳粹张开的大网将要落下的紧要关头，能在短短两年之内拖家带口地将研究所成建制地整体搬迁出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对此机敏的霍克海默功不可没。
与研究所的其它人不同，瓦尔特 本雅明被纳粹罗织的网陷住了。本雅明天赋惊人，哲学，宗教，艺术均有涉猎，尤以文艺批评为长。作为犹太人，他1933年就早早就离开了德国，来到巴黎，并在那里为社会研究所撰稿。弃国而去，并没有为本雅明带来安宁，纳粹仍在步步紧逼。1939 年9月，本雅明的德国国籍被纳粹取消，成了无国籍难民。为了救援这些难民，美国政府开始发放一定数量的移民签证。由于已在美国的社会研究所的同事的努力，本雅明成为了首批拿到赴美签证的人。1940年6月，本雅明离开巴黎向南而去，计划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到达西班牙，然后取道葡萄牙去美国。比利牛斯隘口，是催生《罗兰之歌》的古战场。如今，书生亡命，要翻山越岭地投奔语言不通的美国，前路渺茫，追兵在后，此时的本雅明，正好比夜奔的林冲。据友人描述，48岁的他这时看起来，就像一个病弱老人。道路艰险，本雅明有时不得不借助于三个同伴的帮助才能登上陡峭的葡萄园。当9月他们终于到达了法西边境上的小渔村波堡时，本雅明一定已经心力交瘁了。然而西班牙边境卫兵却不让他们继续前行，宣称边境已经关闭，他们一行必须重回法国。由于不愿落入纳粹之手，本雅明于9月27日晚在小镇的小旅馆里服下大量吗啡自杀身亡。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边境第二天又“重新开放”了，本雅明的同伴都得以进入西班牙。几周后，一个年轻女士，本雅明的朋友，同时也是本雅明的堂弟的前妻，沿着同样的路径越过了比利牛斯山，顺利逃到美国。随后她写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她就是汉娜 阿伦特。
纳粹分明就是本雅明的劫数，因为他原不必这样死去的。再早一天或再晚一天，他都可以越过边境，就像汉娜阿伦特说的，“唯独在那一天，灾难才有可能”。许多人因此把他的自杀看成一个由于他的性格缺陷造成的错误，一个因为精神崩溃而衍生的悲剧。这种看法在波堡渔村的小视野之下或许有意义，但若放到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大历史当中，就显得失焦了。让我们不要忘记，另外还有600万犹太人也和本雅明一样死于纳粹沉重的黑手，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人开朗，有人忧郁，但那有用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据统计，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占战前欧洲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相比之下， 把幸存于纳粹看作奇迹，而不是把纳粹治下的死难看成出于个人原因的悲剧，才是一个更近历史真实的解读，一个更具人道情怀的视角。
战后霍克海默等人回到法兰克福，重建了社会研究所，而马尔库塞等人则留在美国，两地齐头并进，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时至今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仍然是世界学术界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潮。2015年美国国会的克鲁格人文科学奖颁给了它的当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2014年，《纽约客》在评论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批判时呼吁：现在也许是重启这些尘封的教科书的时候了。德国则于近期出版了本雅明于1935到1940间写下的共计五个版本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一切都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文明的批评至今仍然重要，如果不是越来越重要的话。
如果说纳粹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围剿是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还带有意识形态的意图的话，纳粹对维也纳小组的打压集中地表现了对思想自由的恐惧。维也纳小组诞生于维也纳大学，在柏林的成员称为柏林小组，其主力是一群有科学和数学背景的哲学家，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是他们的思想先驱。小组的最鲜明的特点是拒斥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形而上学，它本身被认为只是语言混乱的产物。相反，在维也纳小组看来，哲学的真正对象只是我们的知识本身。为此，哲学必须向科学学习，使用更加规范的语言，把更多的心思花在弄清楚我们究竟说了什么或者说错了什么上。从他们开始，哲学论文倒像是科学论文了，论题具体，立论严谨，逻辑清晰。这种把哲学形式化的努力催生了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主流话语：分析哲学。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维也纳小组已经有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一个新的哲学运动也初具规模。石里克，费格尔，莱辛巴赫，卡尔纳普以及波普尔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著作后来被证明都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扛鼎之作。这些著作倡导的理性主义，代表着与纳粹煽动起来的民粹格格不入的科学精神。诚然，维也纳小组成员当中有许多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人虽然有犹太血统，却已改奉其他宗教，还有一些成员根本就是雅利安人，他们受到迫害仅仅是由于有犹太裔配偶。尽管纳粹正式吞并奥地利是在1938年，从三十年代初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就已经对前景感到极度不安，他们纷纷逃离德国和奥地利，就像滚雪球，就象鸟离樊笼。和现象学哲学家们不同，秉承了英国经验主义和德国康德传统的维也纳小组在美国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因此美国就成为维也纳小组成员流亡的主要目的地。1933年，曾经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费格尔落脚明尼苏达大学，成为移民美国的领头羊。卡尔纳普1935年到了芝加哥大学。莱辛巴赫1933年被解除洪堡大学教职， 被迫转往布拉格大学，并于1938年就职加州洛杉矶分校。此外，柏林小组的创建人之一亨培尔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在布拉格大学任教的弗朗克于1938年纳粹占领捷克后逃离捷克，移民美国到哈佛大学。这些只是当时逃离德奥的众多学者中的几例。随着主要成员的离开，随着1936年石里克因政治和个人原因被一个他的学生枪杀，维也纳小组在德奥的日子画上了句号。
卡尔 波普尔也逃离了奥地利。 波普尔是犹太裔奥地利人，他于1934 出版的《研究的逻辑》被收入维也纳小组的丛书。尽管波普尔一直强调他和逻辑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区别其实比他自认为的要小。和其他书斋型的学者不同，波普尔对时局有着敏锐的观察。早在1929年，他就注意到在大学教授，医生和律师中犹太人比例过高带来的反感。因此，他很早就对希特勒的崛起抱有戒心，开始为移民海外做准备。1935/36年两次对英国的长期学术访问使波普尔结识了许多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到1937年冬，就在德国学者仓皇地四处寻找出路的关头，波普尔同时接到英国牛津大学和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邀请。波普尔夫妇知道，就学术地位而言，牛津大学远高于坎特伯雷大学，而且学术和生活环境更合意。但想到牛津席位的本意是帮助学者逃难，他们还是选择了去遥远而陌生的坎特伯雷大学，以便把牛津的席位留给别的学者。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尤其是考虑到事后证明他的新西兰岁月并不惬意，我更要把它看作一个哲学家共赴危难的典范。同时它也解开了我多年前曾经的一个困惑：弹丸之地的新西兰怎么会出了这么一个大牌学者？
和他的科学哲学相比，波普尔的政治哲学同样有名，在非哲学圈也许更加有名。作为一个流亡者，纳粹的崛起促使他一到新西兰就开始着手批判纳粹和一切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撰写酝酿已久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自己承认这本书写得有点乱，因为它写于二战的战火之中，作者的思路常常受到战争进程的干扰，但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经典。波普尔的思路是这样：极权主义的基础是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整体主义的信条是整体利益超过个体利益相加之和；历史主义则相信把握历史发展进程是可能的。极权主义者通常会宣称他们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了成功：他们（根据历史主义）把握了（根据整体主义）整体利益的真谛。这样， 统治者，或者以他们为代表的国家，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对公民利益的侵犯，对邻国的攻击，都可以假国家利益之名而行。但是，在波普尔看来，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是站不住的（此处不赘），因此极权主义并没有成立的基础。撇开具体的论证不谈，以尽可能接近于科学的方法来对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行批判分析，当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仅就成果而论，这种尝试已远胜过了其他分析哲学家对人文社会科学敬而远之的清高。
不过，因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论战性的，仅仅着墨于批判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因此它算不上一部精心搭建的为自由民主系统辩护的教科书。另外，书中的许多论证是否恰当，也仍然可以商榷。然而，它反对极权主义的态度是如此鲜明，它对开放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呼吁是如此直率，它试图解破的课题当时是，到现在也仍然是，如此的敏感和紧迫，以至于它引起的共鸣大大超出了哲学圈以外，以致于许多人都还没有读过就对它怀有一种心领神会的亲近。这么大的亲和力，在以晦涩著称的哲学界，算得上一枝独秀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汉娜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道，被认为是抨击极权主义的两部宣言。而在我看来，这两本书的问世正是哲学家对纳粹暴政的有力回应，它们的流行也是对纳粹劫难的最好警醒。也许我还得补充一句。这本书至今仍有重读的必要，因为它所倡导的开放精神，并不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人们顺理成章的自然选择。换言之，反对极权主义同时又陷于历史独断，仍然是值得警惕的陷阱。我相信，倘若波普尔仍然在世，当他看到福山们断言民主制将“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的时候，一定不以为然，因为毕竟，那只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历史主义罢了。
维也纳小组一遇到美国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崇尚科学务实的文化氛围，立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迅速占领了美国的大学讲台，成就了分析哲学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美国因此也成为分析哲学的大本营。美国哲学就这样和美国科学，技术，工业一样，借由大量接纳被纳粹驱逐的知识分子，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大国，这哪里是当年的纳粹能够想到的呢？
劫波度尽，纳粹已经灰飞烟灭。当年支撑纳粹帝国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如今有了不同的命运：种族主义已经名声扫地；民粹主义蛰伏着，等待着适合的气候；而极权主义的幽灵仍在到处游荡。这意味着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仍然任重道远。怎样才能避免纳粹劫难的重演，仍然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严峻课题。正像雅斯贝尔斯在总结纳粹的历史时所说：“已经发生过的是一个警号。忘记它是一种罪行。它必须时时被铭记。以往可以发生的，将来任何时候都可能再发生。我们只有认识它，才能阻止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