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乐团的大型民族乐剧《又见国乐》在华府的三天演出于12月13日落下帷幕。在圣诞新年将临之际，这场精彩的演出，无疑是华府华人收到的一份最好的节日礼物。要说它是一场听觉视觉的盛宴，那么它奉上的多层次的艺术呈现不仅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名曲，温文尔雅的一流演奏艺术家，还包括赏心悦目的服装和美轮美奂的灯光布景。经由艺术家的演绎，那些经常在我们汽车里播放的二胡琵琶曲，变得如此内涵丰富而韵味悠长，让人惊喜。舞台布置格调高雅，品味纯正，真让人喜欢。毫无疑问，中央民族乐团展示了国家级乐团的实力。据我个人观察，在多年来到访华府的各类演出当中，《又见国乐》受到的好评，如果不是独占鳌头，也可稳居前五。
演出的另一个亮点是古典乐器的介绍和展示，那些重获新生的古老乐器发出的声音，携带着悠远的胡声，和传世的经典乐曲互美，生动地演绎了雄浑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应该说，在普及民族音乐及推进民族音乐的现代化方面，乐团的苦心和匠心，难能可贵。事实上，乐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直接的判断标准就是：听众没有睡着。这个成就听起来有点搞笑，但要说它一直是古典民乐界企望到达的一个目标，绝非言过其实。
在演出形式上，《又见国乐》也力图有所突破：包括演奏家出现的观众席中，指挥演员和观众的互动，演奏中穿插朗诵，舞蹈和独唱。毫无疑问，这都是创新，值得肯定。
好话说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来鸡蛋里挑点骨头。
我个人感觉，在演奏中间穿插朗诵，至少对有一些古典名曲而言，可能会破坏乐曲的连贯和韵味，因此加入朗诵与否，应当因曲而异，因曲制宜。就《又见国乐》的演出而言，《十面埋伏》的朗诵增强了乐曲的画面感，制造出了战争张弛进退的节奏，是成功的例子。不过，“两千年前我的名字是刘邦，两千年后我的名字是某某某”，文字上仍可推敲，文思不顺。
《阳关三叠》用韵白吟诵王维的绝句，没有违和感，可以看作锦上添花。
《二泉映月》就值得商榷了。此曲流传数十年而不衰，是因为琴声对于心曲的述说，已经淋漓尽致，是因为旋律能够引起的共鸣，已经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因此，对这种属于内心独白的曲目，还是不要打扰为好。退一步说，即使我认同插入朗诵舞蹈，《二泉映月》的表演也仍不尽如人意。咱们的演奏家朗诵起来，情感饱满，字正腔圆，大得话剧台词朗诵之神韵，恨不得把他要表达的东西一古脑儿都输送到听众心里。可是，阿炳就是一个底层市民，一生坎坷，经历复杂，靠卖艺讨生活，既没有明星般的表现欲，也不想说服谁灌输什么东西。要表现他的内心，用力过猛就失真了。再说阿炳的舞蹈。一般而言，理解舞蹈语言要比理解音乐语言更难，这就是为什么舞蹈大都有音乐背景。而《二泉映月》的导演反其道而行之，试图用舞蹈来诠释一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曲，不能不说是一招险棋。用什么舞蹈语言，用什么人物造型，和音乐的关系如何摆放，每一个细节都很难处理。很遗憾，我觉得导演给出的答卷没有及格。阿炳的舞蹈如梦如幻，似魅非魅，即无美感，也无恰当定位，实属画蛇添足。坦率地说，这段不成功的且颂且舞，扰乱了我欣赏名曲的心境。
不过，最让人困扰的是《春节序曲》。那位陕西唢呐艺术家对家乡的小村庄的独白，谈到最后一位老人去了，谈到整个村子都空了，惆怅悲愤，溢于言表。这种家乡情怀是很感人的。然而，如果这样的独白出现在一出环保剧中，或是出现在乡愁的剧中，出现在沧海桑田的剧中，也许都可以成立，唯独不应该出现在《春节序曲》中。春节是中国人辞旧迎新的日子，无论什么坎坷遭遇人生沉浮，都得放一放，让位给欢乐喜庆温馨祥和的气氛。杨白劳都七天不敢着家了，还想着“扯上二尺红头绳儿，欢欢喜喜过个年”呢。这是中国过年的规矩。而《春节序曲》这首曲子的本意也在于此：热烈而欢乐。所以，听着那段悲情的独白，我真想冲王潮歌导演喊一嗓子：大过年的，咱们先不说这个，行吗？
《又见国乐》的新元素当中，还有几处可以商量。比如，《沂蒙山小调》的男中音是否恰当？指挥的戏份是否应当削减以彰显乐团指挥应有的大家风度？台上几次贴心地问听众；“您穿越了吗？”不够高明。因为，腾挪时空置身于过去并不保证就能理解名曲，而听众以自己当下的理解对名曲进行再创作本来就是名曲之为名曲的魅力所在，这是文艺欣赏的常识。还有，《东方红》是民歌，这没错，但考虑到它携带的意识形态能量，似有夹塞儿之嫌。最后，中央民族乐团的几处自报家门的强调似乎冲淡了演出的艺术品味而徒增了商业气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细节，理念上也可以探讨一二。之所以提到理念，是因为看到了一些媒体对于《又见国乐》的宣传以及披露的乐团的自我评价之后，使我感到在欣赏之余，还是有保持清醒头脑的必要。比如，一篇转载甚广的通讯“《又见国乐》在美首演大获成功”是这样说的:“ 《又见国乐》在艺术表演形式上是世界独有的，与西方的歌剧，话剧，交响乐，芭蕾舞或音乐剧等都不同”，“是创新的，更是颠覆性的”。此类言论，大而不当，是否太自恋了？
就像瓦格纳的音乐剧没有取代歌剧，一种新的舞台表演形式是否比它脱胎而来的“旧”的舞台形式更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原汁原味和推陈出新，永远是一对矛盾。举个例子。我爱吃臭豆腐，喜欢的就是拉过一张板凳，就着热油锅吃。一根竹签，一碟辣酱足矣。现在您决定用银托盘上臭豆腐，配上银质刀叉，点上蜡烛，佐以芝士芥末，钢琴奏着，伺者伺候着，我也臭豆腐照吃。很可能，有人更喜欢这样。这都没有问题。 但您要更进一步，说这样的臭豆腐比油锅边的臭豆腐更好吃，我就觉得有理论理论的必要了。
现代的技术手段表演形式自有它成立的理由。就以台上台下互动为例。台上台下互动，常见于摇滚，乡村和流行歌曲的演唱会，是那些想嗨一把发泄一下的听众的最爱 。此类歌唱发声自然的特点，使台下的听众的参与成为可能。你常常看见歌手把话筒对向台下，场面热烈温馨。但在其他一些演出场合，台下的参与并不总是必要和可能的。想象一下帕瓦罗蒂唱high C的时候邀听众参与，那该是何等尴尬的场面。其实在现代的芭蕾舞，交响乐，歌剧，话剧以及现代舞的演出中，演出结束时的起立鼓掌，依然就是听观众参与的最高形式了。诚然，《又见国乐》并没有邀请听众演奏笛子琵琶，但他们的确被邀请回答台上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的“被互动”破坏了我欣赏古典名曲需要的静谧的心境和专注的意向，是对现代表演形式的生吞活剥的一个失败的案例。毕竟，子期是不会在伯牙弹琴的时候跟他聊天儿的。
创新总是很难的。如果说在新表演形式是否恰当上听众还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话，媒体把一台尚有探讨空间的演出欢呼为“世界独有”，明显是用力过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