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权”说不。海之子的婚姻2.0
喜欢中国传统婚姻2.0，反对西方极端“女拳粪子”把男人当精子和金子提供者的“昏姻”3.0，所有文章均原创，无版权请随便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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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第二性》批判（下）
波伏娃《第二性》批判（下）
罗玉
前面说过，这个所谓的“母权制”时代并不存在，所谓女性的第二性别是由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父权制”强加的这种命题，自然也就无法成立。同样，不管是在原始狩猎时代，还是在农业时代，女性一直都是主要劳动力，所谓女性因为不参与生产劳动，没有发明创造力而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这个逻辑前提也崩溃了。
波伏娃举古希腊雅典的女性被关在屋子里，不能自由外出为例，说明女性自始至终都普遍处于被奴役状态。古希腊女性被禁锢，代表不了现代女人也被禁锢。但古希腊妇女被禁锢，与古希腊城邦起源于部落抢婚和海盗劫掠女人为妻有关，因为妻子是抢来的，怕她们跑了，只能禁锢在家里，然后成为一种传统习俗。古罗马人在建国时，也发生了其后代津津乐道的劫掠萨宾女人的历史传说，所以古罗马共和国一直是男权社会。但这些都不是来自两性对立，因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劫掠人口，是不论男女的，一般是让长相好的女人为妻，丑的为奴，同时让所有男人都为奴。而古罗马人劫掠萨宾女人时，还是城邦共产主义制度，并没有产生私有制。所以波伏娃所谓的父权制来自私有制的说法无法成立。这样古希腊神话中“女性成为神话配角”就好理解了，至于她例举的妖怪里有女性，当做女性被男性奴役的证据，但古希腊神话里同样也有各种男性的凶猛鬼怪。这是波伏娃非常粗糙简单的性别二元对立法。
波伏娃说到社会对女性经血的排斥，证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奴役。这是因为原始人在丛林生活的时候，尤其夜晚，经血的气味尤其容易引来猛兽，蛇类和毒虫，从而危及整个氏族或部落的安全。这时只能把来月经的女性和大家隔离开来，以免全军覆没。但后来人类逐渐把这个原因忘记了，只记得女人来月经会招来灾祸，而且这样的灾害在现实中屡次发生，于是把这种因果关系转移到了宗教迷信上。这是原始人类愚昧的体现，同时这么认为的也包括所有女性，因为她们也经常被拖累，并没有特别的性别歧视。在这样的部落里，那些因为伤病而拖累部落的男性成员，通常也会被无情抛弃，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家属中的男性老人和病人。
波伏娃从女性月经再提到处女膜情结，认为这也是父权制压迫妇女的表现。但实际上，在地球上有很多已进入私有制（父权制）的民族里，根本没有娶处女的习俗。根据韦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进行的大量调查，很多部落的女孩，必须先由人帮助破处才能出嫁，有的民族的妻子，还必须先怀上别人的孩子才能娶回家，还有的民族，规定固定的节日，允许已婚妇女自由地进行婚外性交。而那些重视处女膜的文明民族，主要是怕女性跟不同男性随意乱交，后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乱伦，导致第三代和第四代子孙夭折，体弱多病，残疾和弱智，从而影响家庭和整个族群的延续。处女情结最初都是基于这种理性主义而建立起来的，绝不能简单地归于所谓的“父权制”霸权，更因为同时也发生在很多部落与民族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
波伏娃接着举了一些如男性生殖器受崇拜，男性纵欲频繁必须禁欲，男人肉体消失证明了女性死亡的关系等事例，用来指代女性和男性完全不同，其实这些只要置换一下性别，同样也可以用在女性身上。
波伏娃又宣扬“男人对女人身上那象征的，既非常迷醉，又无比厌恶---，在基督教的观念中，肉体代表的是敌意的他者，所以唯有女人才是肉体”，其实基督教同时教导妻子和丈夫都要禁欲，相对而言，由于女性获得的性快感和高潮更长久，也许更容易迷恋男人的肉体，又如何能推导出“唯有女人才是肉体？”
为宣扬女人对男性的从属地位，波伏娃认为男人“为房产，地产和性口骄傲，也以妻子为荣”。但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妻子也是其所有者和共享者，此时的妻子，又何尝不能以丈夫为荣呢？因为丈夫赚来的房产，地产和牲口，她也有共享权；丈夫死后，她就是直接的财产继承人，哪怕离婚，也有自己的那一半。这种二元对立的例子，在波伏娃《第二性》全书里比比皆是，但只要内容不变，任意调换一下性别，同样的事实都可以成立，波伏娃这种男女二元对立的逻辑就会崩塌。
还有因“过分的鄙视，过分的尊重，过分的家庭琐事，都让妻子失去了性吸引力。”，也可以同样用于她的丈夫，因为在外打拼、劳作和奔波的绝大多数男子，也会慢慢憔悴变老，虚弱多病，同样也会失去性吸引力。
波伏娃又说女人“白天，她顺从的忍受仆人的地位，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一只猫或鹿”。以示女人只能为男人做无条件的牺牲；同样的逻辑，在外日晒雨淋的男人，白天是女人的奴隶，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一头必须满足妻子性欲的老黄牛，平时还要承受妻子的责骂、嘲讽和数落。
因此，波伏娃呼吁女人“为自身去自由创造。在成为同类之后，女人似乎依然让男人畏惧。”这里所谓的“为女人自身去自由创造”，最终目的无非就是消灭婚姻家庭，继而消灭私有制。波伏娃与萨特、福柯和阿尔都赛等法国共产党员领导的法国文革运动，以及通过性解放对家庭价值观的解构和威胁，也确实“让男人畏惧”；在五月风暴结束后，萨特责怪法国共产党没有及时举行巴黎版的十月革命，否则萨特和波伏娃不但要让所有男人恐惧，也会让女人恐惧。
果然，在“神话和现实”一节里，波伏娃指出“父权社会以维护世袭财产为核心目标”，由于她们把私有制等同于父权制，女性主义要想“解放妇女”，首先就要消灭私有财产，回归到那种子虚乌有的共产共夫的原始社会阶段。波伏娃并不承认在私有制社会里，女人自己也是私有财产的受益者。波伏娃反而认为私有制里的女人与一般被压迫者如奴隶，仆人和穷人的地位都一样。但男性奴隶、仆人和穷人又怎么解释？他们也是对女性的压迫者吗？
波伏娃把所有男性归纳为一种性别霸权时，一直在回避这类问题，把社会等级问题，故意歪曲成性别问题。波伏娃仅以中产阶级中的部分家庭主妇为例，通过整体概念“女性”和“女人”，来涵盖和代表所有阶层的女性，极易误导读者，从而将所有男性当作一个整体来仇视。
在第四章“女性的形成中”，波伏娃把女性从孩童到老年的生活，不问青红皂白，也一直与男性进行二元对立。比如把小女孩的攻击性和嫉妒心，归结于对父权制本能的反抗，其实男孩也一样，岂不是在反抗母权制？小女孩因为没有阴茎和不能像男孩那样站着小便而自卑，以及裸露时产生的羞耻感；且不说女孩因没有阴茎而自卑的来自精神分析法的玄学，已在学术界变成笑话，女孩蹲着小便，本来就是由自己的生理结构决定的，和后天文化毫无关联；只要是在热带之外高纬度生活的人类，男性裸露也都有羞耻感，按波伏娃的逻辑，也可以推理出男性遭到了母权制的奴役。
但波伏娃把上述再自然不过的现象，归结于“所谓“女性化”的女人本质的被动性特征”，认为是父权制文化强加给女孩的，所以女孩不但应该站着撒尿，还应该到处裸体乱跑，或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男孩，现在西方白左掀起的性别混乱，正在这条路上狂奔。
波伏娃说当小女孩被破处，想到让男人的阳具插入她的体内，就特别感到厌恶，也是因为女性天生的客体性导致的。但男孩想到第一次做爱也会有厌恶感和恐惧感，亲自体验后也很痛，严重的也会疼好几天。
波伏娃还把女孩减肥，化妆和女性气质，当成在父权制营造的压迫制度下“女性化”的结果，尤其是月经带来的羞愧。但男孩长出毛发，也有同样的困惑。他的男性气质，意味着要承担起养家糊口，保护家人的责任，会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性成熟中，男孩也会感到“羞愧”。这种可以两性置换的问题，波伏娃只谈女性一方，目的就是制造二元对立。
至于波伏娃定义小女孩“她的劣等性，开始仅是感觉到某种剥夺，现在缺失阴茎成为污秽和罪恶。因此，她在走向未来时，是残缺的，耻辱的，带着原罪的。”这类来自精神分析法的玄学语句，只适合进行意识形态抒情，并没有实在意义。
波伏娃接着举几个少女怕在巴黎街头被骚扰为例，证明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无处不在，这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治安问题，因为只要政府把城市治理得好，任何人都可以安全上街。如果治安混乱，男性也不敢轻易上街，他们照样怕骚扰、跟踪和偷抢。
因为上述单方面对女性性别的归纳总结，波伏娃断定女性们“接受了她的劣等的观念，确立了自己是劣等性的真理。”作为女性主义者，波伏娃把古希腊三位名人对女人的歧视延续到了20世纪。
但每个女孩的个性不一样，很多女孩性格泼辣刚毅，仅从法兰西的历次革命中即可窥全貌：如法国大革命那群冲击制宪会场要求立即批准《人权宣言》的劳动妇女，面对革命党大炮轰击时的那些女保皇党们，巴黎公社参与巷战的女战士，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比男性差，甚至在反对雅各宾专政时，暗杀扬言要屠杀6分之1巴黎市民的马拉的刺客夏洛特·科黛，也是一位女性。更早前还有一位圣女都德。到波伏娃《第二性》这本书出版前，西方女人已经取得了各种自由主义女权运动的巨大成就。但作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波伏娃认为自由主义女权运动的价值不大，所以经常会把妇女经过斗争取得的成果，一棍子打死。
当然，波伏娃定义的这些无能的女性，作为人类整体的一个代表，有时也会通过“讲下流故事”和“摔杯子”进行反抗。
波伏娃接着下达了她最惊人的论断：由于父权制把女性关进婚姻的笼子里，于是“从古到今，性交一直是一种服务，为此男人要以赠送品或保障生计等形式来回报女人。然而，性服务是出卖服务给一个主人”，这就是她著名的“婚姻等于卖淫论”。在作这个判断时，她像前面一样，完全否定了女性从原始社会到农耕时代，女性作为主要劳动力和发明创造者的角色，到了工业化时代，波伏娃仅以少数中（资）产阶级的妻子当家庭主妇为依据，推理出整个工业社会的女性，都呆在家里要丈夫养活，所以变成了寄生虫，当作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本质特征。但实际上，和狩猎与农业时代一样，从西方的机器工业化一开端，女性就紧跟着男性进入了车间，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到了二战前后，波伏娃写作《第二性》时，西方女性的主流，都已经外出工作，与男人一起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家庭。这些占主流的女性，并不需要任何人养活自己，自然她们的婚姻也不是“卖淫”。
与狩猎时代和农业时代一样，对工业社会女性在生产劳动方面贡献的否定，是波伏娃对女性的进一步歧视和污蔑。
波伏娃谈到母亲对私生子的恐惧，以至有的女孩子得知怀孕后自杀，有的未婚妈妈会扼杀刚生下来的婴儿。法兰西的伦理混乱，追溯到古代，来自高卢人还没有发展出伦理文明，而在近代，则从路易十四为加强王权，让地方贵族聚集到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开展猎艳和通奸大赛开始，这种腐败的风气，传给后来的资产阶级，最后波及到整个法国城镇。乃至在1850年，巴黎3分之1的孩子都是私生子。而这种随意放纵的性解放，恰恰又是波伏娃等人极力宣传和亲自实践的。法兰西的两性混乱传统成就了波伏娃，波伏娃再通过自己构建意识形态和身体力行，继续推进法兰西的道德败坏，据说今日法国差不多一半的孩子，都和父亲没有亲子血缘关系，同时超过10%的法国人都有过乱伦经历。
波伏娃提及“很多女人特别是很多少女都是被虐待狂。这是青春期性心理的一种变态。它不是解决女人的性命运冲突的办法，而仅仅是以沉沦来逃避性命运。”先天性受虐狂的形成有各种原因，更多可能来自基因突变，而不都是由“父权制压迫”导致的，因为早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有些女性就已经产生了这种变态而奇怪的需求。由于很多原始人并没有什么性禁忌，这种性受虐狂，并不受“男权伦理”的影响。否则，波伏娃就得证明：原始共产主义的女性，根本不存在性受虐狂。
波伏娃还把女同性恋当作客体对父权制的反抗形式之一，但除了后天因受到性侵而形成终身阴影的女性，和受到暗示误导由直女被人为掰弯等几种情况，女性转变为后天女同性恋外，女同性恋主要来自先天性的基因变异，哪怕女性主义者宣扬的那种男女平均（在没有婚姻家庭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得以彻底实现，她们还是也会持续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在第五章“处境”开头，波伏娃自己也承认她赞美的斯巴达共产主义城邦，和纳粹一样存在着“国家直接对女人进行监控”。
至于她说的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都包办婚姻，可以用当时文献中大量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证伪，包办婚姻既与当时的法律不符，也与基督教的婚姻自主背离。女性主义者经常捏造事实，以推销自己的思想。她因此说男人选择女人余地大，女人则没有选择。这当然是偏执的说法，实际上90%以上的男性，对女性也没有选择的自由，更多是一群男性在竞争和讨好一个女性。岂不也可以反推出存在一个母权制社会？
波伏娃承认“二人世界在爱情中的欲望仅仅和他们本人有关，他们厌恶第三者的插足，彼此都希望别人无法取代。”但又认为“可是这种忠贞只有在一时冲动时才有意义，而一时冲动会使性冲动的魔力迅速消退。”但婚姻的排他性，是我们智人经过20多万年的自然选择取得的结果，在基因遗传中是一种自然特性，而在现实社会中，完全符合人类延续的理性，怎么会是一时冲动？如果婚姻没有排他性，就会产生乱伦，从而危及部族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婚姻的忠贞，反而是高度符合理性精神的，因为这直接关联着人类的命运。
波伏娃既然把专偶制婚姻家庭视为“父权制”的结果，认可“女人在婚姻中被拘囿一偶，她要将这个牢笼装饰城一个王国”，主要体现在要干“无休无止”的家务活。
波伏娃完全否认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实际上男人也一样在做家务，同样也是“无休无止”。在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农业时代，男子主要在田间劳作的时候，让同样在田间劳作的女性会先回家做饭，这是对女性的照顾。但妇女在洗衣做饭洗碗打扫屋舍带孩子时，男性同时也在干着诸如搬运、修补和制作的家务活。到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在农村属于男子干的重活累活等家务，虽然没有了，但也很少有男子不跟妻子分享家务的，比如搬运燃料，修理家具和检查安装各种家用设备等等。
因此波伏娃得出的结论“劳动分工使得妻子——仆人的命运令人厌恶”，也很难成立。如果妻子是仆人，那为一家提供经济收入，在外打拼、要受很多委屈并省吃俭用的丈夫们，也可以用牛马和奴隶来指代，并进一步推理出母权制压迫。
波伏娃认为“婚姻在如今是已经消亡的生活方式的残留物，妻子的处境比以前更加不如”，这里她发扬了唯物史观，认为婚姻是私有制的产物，因为无产阶级的斗争，会消灭私有制，回归类似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那时婚姻失去了物质基础，必将消失，所以把它称为“已经消亡的生活方式的残留物”。在唯物史观看来，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最后形态，以金钱衡量一切，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妇女“处境比以前更加不如”，在这个时候，浪漫爱情和母爱都被女性主义者认为是虚伪的。
波伏娃用来体现女性附属品的证据，还有“女人冠夫姓”，但是冠夫姓是西方贵族传统，并不是性别压迫，因为平民都没有姓氏，平民没有姓氏，并不能说明平民的“男女”之间就是平等的，尤其是波伏娃等女性主义所追求的那种平均主义，也无法在平民那里找到。而在全民都有姓氏的中国古代，也通常被女性主义者指责为“父权制”，偏偏中国的出嫁女，完全不需要冠夫姓，因为儒家的“同姓不婚”禁止这样做。
波伏娃在“母亲”一节理，认为生育功能不再受生物学规律控制，既可以可以不婚不育，也可以通过避孕堕胎免除分娩和养育孩子的痛苦。她还通过关注人工授精，希望走向单性繁殖活无性繁殖，摆脱女性作为母亲的生物学属性。因为波伏娃把女性受孕和生养孩子，视为被男权社会强加给自己的霸权条款，所以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母爱。母亲要么直接终身仇视和厌恶自己的女儿，要么那些貌似愿意为儿女付出一切的母亲，实际上是想终身控制儿女的命运。波伏娃这种说法，这也是后来女性主义普遍宣扬控诉原生家庭，仇视父母的源头。波伏娃以偏概全，完全抹杀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因为这种母爱是我们智人从20多万年的历史中进化出来的，只有那些真正爱自己孩子的女性，才能让后代延续下来。当然，波伏娃在这里又代入所谓的母权制阶段或母系社会阶段，认为只有那时的母爱是真实的，但这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虚构。
波伏娃认为由于婚姻及其各种义务是父权制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当女人绝经，步入晚年，儿女都长大成人后，就开始有了性觉醒。但实际上，女人绝经也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主要是高龄女性生育对身体损害太大，还有就是因此延长寿命，可以帮儿子儿媳带孙子，更有利后代的健康成长。波伏娃认为中产阶级妇女太多空虚，喜欢品头论足，是因为被父权制关在家中，没有婚外性自由。但公司女性一样喜欢八卦，背后对别人说长论短，这是女人的天性，与所谓家庭禁锢无关。
最后波伏娃一直在数落和贬低，甚至是侮辱女性，认为她们“自始至终从属于男人”，“认强权为公理”。“不会破坏，不想革命，宁愿一直被禁锢在闺房中”，并且“奴性十足，缺少真正的自尊心”，“喜欢哭，没有逻辑和判断力”等等。
因此“女人只能对月光和日落无奈地伤感”，这里的“月光”和“日落”所象征的，其实就是波伏娃们幻想出来的那个母权制共产主义的群婚阶段。
波伏娃指出：女人要想自我解放，必须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革命意志”结合起来，推翻私有制，重归共产共夫的社会。
她警示女人不能继续“被剥夺了作任何事的权利”，这个“任何事”也等于去实践共产共夫。波伏娃呼吁女性“只能用反抗来运用自由”，以“争取自身的解放”，也就是通过推翻私有制及其产生的所谓父权制，去实现共产共夫的乌托邦。
波伏娃《第二性》批判（下）
波伏娃《第二性》批判（下）
罗玉
前面说过，这个所谓的“母权制”时代并不存在，所谓女性的第二性别是由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父权制”强加的这种命题，自然也就无法成立。同样，不管是在原始狩猎时代，还是在农业时代，女性一直都是主要劳动力，所谓女性因为不参与生产劳动，没有发明创造力而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这个逻辑前提也崩溃了。
波伏娃举古希腊雅典的女性被关在屋子里，不能自由外出为例，说明女性自始至终都普遍处于被奴役状态。古希腊女性被禁锢，代表不了现代女人也被禁锢。但古希腊妇女被禁锢，与古希腊城邦起源于部落抢婚和海盗劫掠女人为妻有关，因为妻子是抢来的，怕她们跑了，只能禁锢在家里，然后成为一种传统习俗。古罗马人在建国时，也发生了其后代津津乐道的劫掠萨宾女人的历史传说，所以古罗马共和国一直是男权社会。但这些都不是来自两性对立，因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劫掠人口，是不论男女的，一般是让长相好的女人为妻，丑的为奴，同时让所有男人都为奴。而古罗马人劫掠萨宾女人时，还是城邦共产主义制度，并没有产生私有制。所以波伏娃所谓的父权制来自私有制的说法无法成立。这样古希腊神话中“女性成为神话配角”就好理解了，至于她例举的妖怪里有女性，当做女性被男性奴役的证据，但古希腊神话里同样也有各种男性的凶猛鬼怪。这是波伏娃非常粗糙简单的性别二元对立法。
波伏娃说到社会对女性经血的排斥，证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奴役。这是因为原始人在丛林生活的时候，尤其夜晚，经血的气味尤其容易引来猛兽，蛇类和毒虫，从而危及整个氏族或部落的安全。这时只能把来月经的女性和大家隔离开来，以免全军覆没。但后来人类逐渐把这个原因忘记了，只记得女人来月经会招来灾祸，而且这样的灾害在现实中屡次发生，于是把这种因果关系转移到了宗教迷信上。这是原始人类愚昧的体现，同时这么认为的也包括所有女性，因为她们也经常被拖累，并没有特别的性别歧视。在这样的部落里，那些因为伤病而拖累部落的男性成员，通常也会被无情抛弃，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家属中的男性老人和病人。
波伏娃从女性月经再提到处女膜情结，认为这也是父权制压迫妇女的表现。但实际上，在地球上有很多已进入私有制（父权制）的民族里，根本没有娶处女的习俗。根据韦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进行的大量调查，很多部落的女孩，必须先由人帮助破处才能出嫁，有的民族的妻子，还必须先怀上别人的孩子才能娶回家，还有的民族，规定固定的节日，允许已婚妇女自由地进行婚外性交。而那些重视处女膜的文明民族，主要是怕女性跟不同男性随意乱交，后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乱伦，导致第三代和第四代子孙夭折，体弱多病，残疾和弱智，从而影响家庭和整个族群的延续。处女情结最初都是基于这种理性主义而建立起来的，绝不能简单地归于所谓的“父权制”霸权，更因为同时也发生在很多部落与民族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
波伏娃接着举了一些如男性生殖器受崇拜，男性纵欲频繁必须禁欲，男人肉体消失证明了女性死亡的关系等事例，用来指代女性和男性完全不同，其实这些只要置换一下性别，同样也可以用在女性身上。
波伏娃又宣扬“男人对女人身上那象征的，既非常迷醉，又无比厌恶---，在基督教的观念中，肉体代表的是敌意的他者，所以唯有女人才是肉体”，其实基督教同时教导妻子和丈夫都要禁欲，相对而言，由于女性获得的性快感和高潮更长久，也许更容易迷恋男人的肉体，又如何能推导出“唯有女人才是肉体？”
为宣扬女人对男性的从属地位，波伏娃认为男人“为房产，地产和性口骄傲，也以妻子为荣”。但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妻子也是其所有者和共享者，此时的妻子，又何尝不能以丈夫为荣呢？因为丈夫赚来的房产，地产和牲口，她也有共享权；丈夫死后，她就是直接的财产继承人，哪怕离婚，也有自己的那一半。这种二元对立的例子，在波伏娃《第二性》全书里比比皆是，但只要内容不变，任意调换一下性别，同样的事实都可以成立，波伏娃这种男女二元对立的逻辑就会崩塌。
还有因“过分的鄙视，过分的尊重，过分的家庭琐事，都让妻子失去了性吸引力。”，也可以同样用于她的丈夫，因为在外打拼、劳作和奔波的绝大多数男子，也会慢慢憔悴变老，虚弱多病，同样也会失去性吸引力。
波伏娃又说女人“白天，她顺从的忍受仆人的地位，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一只猫或鹿”。以示女人只能为男人做无条件的牺牲；同样的逻辑，在外日晒雨淋的男人，白天是女人的奴隶，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一头必须满足妻子性欲的老黄牛，平时还要承受妻子的责骂、嘲讽和数落。
因此，波伏娃呼吁女人“为自身去自由创造。在成为同类之后，女人似乎依然让男人畏惧。”这里所谓的“为女人自身去自由创造”，最终目的无非就是消灭婚姻家庭，继而消灭私有制。波伏娃与萨特、福柯和阿尔都赛等法国共产党员领导的法国文革运动，以及通过性解放对家庭价值观的解构和威胁，也确实“让男人畏惧”；在五月风暴结束后，萨特责怪法国共产党没有及时举行巴黎版的十月革命，否则萨特和波伏娃不但要让所有男人恐惧，也会让女人恐惧。
果然，在“神话和现实”一节里，波伏娃指出“父权社会以维护世袭财产为核心目标”，由于她们把私有制等同于父权制，女性主义要想“解放妇女”，首先就要消灭私有财产，回归到那种子虚乌有的共产共夫的原始社会阶段。波伏娃并不承认在私有制社会里，女人自己也是私有财产的受益者。波伏娃反而认为私有制里的女人与一般被压迫者如奴隶，仆人和穷人的地位都一样。但男性奴隶、仆人和穷人又怎么解释？他们也是对女性的压迫者吗？
波伏娃把所有男性归纳为一种性别霸权时，一直在回避这类问题，把社会等级问题，故意歪曲成性别问题。波伏娃仅以中产阶级中的部分家庭主妇为例，通过整体概念“女性”和“女人”，来涵盖和代表所有阶层的女性，极易误导读者，从而将所有男性当作一个整体来仇视。
在第四章“女性的形成中”，波伏娃把女性从孩童到老年的生活，不问青红皂白，也一直与男性进行二元对立。比如把小女孩的攻击性和嫉妒心，归结于对父权制本能的反抗，其实男孩也一样，岂不是在反抗母权制？小女孩因为没有阴茎和不能像男孩那样站着小便而自卑，以及裸露时产生的羞耻感；且不说女孩因没有阴茎而自卑的来自精神分析法的玄学，已在学术界变成笑话，女孩蹲着小便，本来就是由自己的生理结构决定的，和后天文化毫无关联；只要是在热带之外高纬度生活的人类，男性裸露也都有羞耻感，按波伏娃的逻辑，也可以推理出男性遭到了母权制的奴役。
但波伏娃把上述再自然不过的现象，归结于“所谓“女性化”的女人本质的被动性特征”，认为是父权制文化强加给女孩的，所以女孩不但应该站着撒尿，还应该到处裸体乱跑，或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男孩，现在西方白左掀起的性别混乱，正在这条路上狂奔。
波伏娃说当小女孩被破处，想到让男人的阳具插入她的体内，就特别感到厌恶，也是因为女性天生的客体性导致的。但男孩想到第一次做爱也会有厌恶感和恐惧感，亲自体验后也很痛，严重的也会疼好几天。
波伏娃还把女孩减肥，化妆和女性气质，当成在父权制营造的压迫制度下“女性化”的结果，尤其是月经带来的羞愧。但男孩长出毛发，也有同样的困惑。他的男性气质，意味着要承担起养家糊口，保护家人的责任，会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性成熟中，男孩也会感到“羞愧”。这种可以两性置换的问题，波伏娃只谈女性一方，目的就是制造二元对立。
至于波伏娃定义小女孩“她的劣等性，开始仅是感觉到某种剥夺，现在缺失阴茎成为污秽和罪恶。因此，她在走向未来时，是残缺的，耻辱的，带着原罪的。”这类来自精神分析法的玄学语句，只适合进行意识形态抒情，并没有实在意义。
波伏娃接着举几个少女怕在巴黎街头被骚扰为例，证明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无处不在，这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治安问题，因为只要政府把城市治理得好，任何人都可以安全上街。如果治安混乱，男性也不敢轻易上街，他们照样怕骚扰、跟踪和偷抢。
因为上述单方面对女性性别的归纳总结，波伏娃断定女性们“接受了她的劣等的观念，确立了自己是劣等性的真理。”作为女性主义者，波伏娃把古希腊三位名人对女人的歧视延续到了20世纪。
但每个女孩的个性不一样，很多女孩性格泼辣刚毅，仅从法兰西的历次革命中即可窥全貌：如法国大革命那群冲击制宪会场要求立即批准《人权宣言》的劳动妇女，面对革命党大炮轰击时的那些女保皇党们，巴黎公社参与巷战的女战士，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比男性差，甚至在反对雅各宾专政时，暗杀扬言要屠杀6分之1巴黎市民的马拉的刺客夏洛特·科黛，也是一位女性。更早前还有一位圣女都德。到波伏娃《第二性》这本书出版前，西方女人已经取得了各种自由主义女权运动的巨大成就。但作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波伏娃认为自由主义女权运动的价值不大，所以经常会把妇女经过斗争取得的成果，一棍子打死。
当然，波伏娃定义的这些无能的女性，作为人类整体的一个代表，有时也会通过“讲下流故事”和“摔杯子”进行反抗。
波伏娃接着下达了她最惊人的论断：由于父权制把女性关进婚姻的笼子里，于是“从古到今，性交一直是一种服务，为此男人要以赠送品或保障生计等形式来回报女人。然而，性服务是出卖服务给一个主人”，这就是她著名的“婚姻等于卖淫论”。在作这个判断时，她像前面一样，完全否定了女性从原始社会到农耕时代，女性作为主要劳动力和发明创造者的角色，到了工业化时代，波伏娃仅以少数中（资）产阶级的妻子当家庭主妇为依据，推理出整个工业社会的女性，都呆在家里要丈夫养活，所以变成了寄生虫，当作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本质特征。但实际上，和狩猎与农业时代一样，从西方的机器工业化一开端，女性就紧跟着男性进入了车间，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到了二战前后，波伏娃写作《第二性》时，西方女性的主流，都已经外出工作，与男人一起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家庭。这些占主流的女性，并不需要任何人养活自己，自然她们的婚姻也不是“卖淫”。
与狩猎时代和农业时代一样，对工业社会女性在生产劳动方面贡献的否定，是波伏娃对女性的进一步歧视和污蔑。
波伏娃谈到母亲对私生子的恐惧，以至有的女孩子得知怀孕后自杀，有的未婚妈妈会扼杀刚生下来的婴儿。法兰西的伦理混乱，追溯到古代，来自高卢人还没有发展出伦理文明，而在近代，则从路易十四为加强王权，让地方贵族聚集到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开展猎艳和通奸大赛开始，这种腐败的风气，传给后来的资产阶级，最后波及到整个法国城镇。乃至在1850年，巴黎3分之1的孩子都是私生子。而这种随意放纵的性解放，恰恰又是波伏娃等人极力宣传和亲自实践的。法兰西的两性混乱传统成就了波伏娃，波伏娃再通过自己构建意识形态和身体力行，继续推进法兰西的道德败坏，据说今日法国差不多一半的孩子，都和父亲没有亲子血缘关系，同时超过10%的法国人都有过乱伦经历。
波伏娃提及“很多女人特别是很多少女都是被虐待狂。这是青春期性心理的一种变态。它不是解决女人的性命运冲突的办法，而仅仅是以沉沦来逃避性命运。”先天性受虐狂的形成有各种原因，更多可能来自基因突变，而不都是由“父权制压迫”导致的，因为早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有些女性就已经产生了这种变态而奇怪的需求。由于很多原始人并没有什么性禁忌，这种性受虐狂，并不受“男权伦理”的影响。否则，波伏娃就得证明：原始共产主义的女性，根本不存在性受虐狂。
波伏娃还把女同性恋当作客体对父权制的反抗形式之一，但除了后天因受到性侵而形成终身阴影的女性，和受到暗示误导由直女被人为掰弯等几种情况，女性转变为后天女同性恋外，女同性恋主要来自先天性的基因变异，哪怕女性主义者宣扬的那种男女平均（在没有婚姻家庭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得以彻底实现，她们还是也会持续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在第五章“处境”开头，波伏娃自己也承认她赞美的斯巴达共产主义城邦，和纳粹一样存在着“国家直接对女人进行监控”。
至于她说的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都包办婚姻，可以用当时文献中大量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证伪，包办婚姻既与当时的法律不符，也与基督教的婚姻自主背离。女性主义者经常捏造事实，以推销自己的思想。她因此说男人选择女人余地大，女人则没有选择。这当然是偏执的说法，实际上90%以上的男性，对女性也没有选择的自由，更多是一群男性在竞争和讨好一个女性。岂不也可以反推出存在一个母权制社会？
波伏娃承认“二人世界在爱情中的欲望仅仅和他们本人有关，他们厌恶第三者的插足，彼此都希望别人无法取代。”但又认为“可是这种忠贞只有在一时冲动时才有意义，而一时冲动会使性冲动的魔力迅速消退。”但婚姻的排他性，是我们智人经过20多万年的自然选择取得的结果，在基因遗传中是一种自然特性，而在现实社会中，完全符合人类延续的理性，怎么会是一时冲动？如果婚姻没有排他性，就会产生乱伦，从而危及部族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婚姻的忠贞，反而是高度符合理性精神的，因为这直接关联着人类的命运。
波伏娃既然把专偶制婚姻家庭视为“父权制”的结果，认可“女人在婚姻中被拘囿一偶，她要将这个牢笼装饰城一个王国”，主要体现在要干“无休无止”的家务活。
波伏娃完全否认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实际上男人也一样在做家务，同样也是“无休无止”。在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农业时代，男子主要在田间劳作的时候，让同样在田间劳作的女性会先回家做饭，这是对女性的照顾。但妇女在洗衣做饭洗碗打扫屋舍带孩子时，男性同时也在干着诸如搬运、修补和制作的家务活。到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在农村属于男子干的重活累活等家务，虽然没有了，但也很少有男子不跟妻子分享家务的，比如搬运燃料，修理家具和检查安装各种家用设备等等。
因此波伏娃得出的结论“劳动分工使得妻子——仆人的命运令人厌恶”，也很难成立。如果妻子是仆人，那为一家提供经济收入，在外打拼、要受很多委屈并省吃俭用的丈夫们，也可以用牛马和奴隶来指代，并进一步推理出母权制压迫。
波伏娃认为“婚姻在如今是已经消亡的生活方式的残留物，妻子的处境比以前更加不如”，这里她发扬了唯物史观，认为婚姻是私有制的产物，因为无产阶级的斗争，会消灭私有制，回归类似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那时婚姻失去了物质基础，必将消失，所以把它称为“已经消亡的生活方式的残留物”。在唯物史观看来，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最后形态，以金钱衡量一切，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妇女“处境比以前更加不如”，在这个时候，浪漫爱情和母爱都被女性主义者认为是虚伪的。
波伏娃用来体现女性附属品的证据，还有“女人冠夫姓”，但是冠夫姓是西方贵族传统，并不是性别压迫，因为平民都没有姓氏，平民没有姓氏，并不能说明平民的“男女”之间就是平等的，尤其是波伏娃等女性主义所追求的那种平均主义，也无法在平民那里找到。而在全民都有姓氏的中国古代，也通常被女性主义者指责为“父权制”，偏偏中国的出嫁女，完全不需要冠夫姓，因为儒家的“同姓不婚”禁止这样做。
波伏娃在“母亲”一节理，认为生育功能不再受生物学规律控制，既可以可以不婚不育，也可以通过避孕堕胎免除分娩和养育孩子的痛苦。她还通过关注人工授精，希望走向单性繁殖活无性繁殖，摆脱女性作为母亲的生物学属性。因为波伏娃把女性受孕和生养孩子，视为被男权社会强加给自己的霸权条款，所以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母爱。母亲要么直接终身仇视和厌恶自己的女儿，要么那些貌似愿意为儿女付出一切的母亲，实际上是想终身控制儿女的命运。波伏娃这种说法，这也是后来女性主义普遍宣扬控诉原生家庭，仇视父母的源头。波伏娃以偏概全，完全抹杀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因为这种母爱是我们智人从20多万年的历史中进化出来的，只有那些真正爱自己孩子的女性，才能让后代延续下来。当然，波伏娃在这里又代入所谓的母权制阶段或母系社会阶段，认为只有那时的母爱是真实的，但这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虚构。
波伏娃认为由于婚姻及其各种义务是父权制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当女人绝经，步入晚年，儿女都长大成人后，就开始有了性觉醒。但实际上，女人绝经也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主要是高龄女性生育对身体损害太大，还有就是因此延长寿命，可以帮儿子儿媳带孙子，更有利后代的健康成长。波伏娃认为中产阶级妇女太多空虚，喜欢品头论足，是因为被父权制关在家中，没有婚外性自由。但公司女性一样喜欢八卦，背后对别人说长论短，这是女人的天性，与所谓家庭禁锢无关。
最后波伏娃一直在数落和贬低，甚至是侮辱女性，认为她们“自始至终从属于男人”，“认强权为公理”。“不会破坏，不想革命，宁愿一直被禁锢在闺房中”，并且“奴性十足，缺少真正的自尊心”，“喜欢哭，没有逻辑和判断力”等等。
因此“女人只能对月光和日落无奈地伤感”，这里的“月光”和“日落”所象征的，其实就是波伏娃们幻想出来的那个母权制共产主义的群婚阶段。
波伏娃指出：女人要想自我解放，必须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革命意志”结合起来，推翻私有制，重归共产共夫的社会。
她警示女人不能继续“被剥夺了作任何事的权利”，这个“任何事”也等于去实践共产共夫。波伏娃呼吁女性“只能用反抗来运用自由”，以“争取自身的解放”，也就是通过推翻私有制及其产生的所谓父权制，去实现共产共夫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