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走好

徐哥发来一条消息，德阳走了。

高中毕业后，我曾在电影院做过几个月的美工临时工，画电影海报和满面红光的工农兵宣传画。随后进了一个化工机械厂，直到两年后高考恢复。做美工临时工每月有30多元。成为工厂学徒工一个月工资只有18.5元。虽然收入大降，父母却很高兴：国营工厂是铁饭碗，何况我从一个“黑五类”后代成了工人阶级一员，家人觉得我的人生安全系数大涨，对喜欢写写画画的人，意义非同寻常。

那两年，我当工人在车间的时间却不多。这个厂几千人，有宣传科和工会，却没有专职美工。会画画，是我被招进厂的理由之一。不然不一定轮得到我这个黑五类子女。进工厂后我被分配到一个新建的维修车间做钳工。这个车间为全国新引进的13套日本三十万吨化肥装置做年检和维修。车间除了师傅们，有一百多我这样新进厂的毛头。钳工方便随叫随走。机床工一个萝卜一个坑，轻易走不掉。

每逢节假日或者重大活动，我提前调到工会，画宣传画、搞专栏、布置会场和展览等。在工会，我的上级就是工会主席。因为他姓毛，所以只能叫“毛主任”。一两次以后，他就不大管我了。只要不误事不误时，我有完全的自由，怎么搞都随我。

我在车间时间不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还在厂篮球队。在那个没电视、网络、手机和视频，也不讲经济效益的时代，“文娱生活”除了重复看那几个电影和偶尔的“文艺汇演”，蓝球赛是厂矿生活的重头戏。每家大厂都有自己的球队。是各厂重要的招牌。不仅周边的工厂和部队球队会来切磋，球队自己也要经常集训，四处拜访挑战。所以，我在工厂一直是以“副业”为主，以“正业”为辅。

开头提到的徐哥和德阳，都是当时厂篮球队的元老、主力。我还和德阳在同一个车间。他也是钳工。因为我经常不在车间，和他的接触更多还是在球队。中国其实一直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只是不同时期对“人才”有不同的定义。文革初期，能写能画的因为能够写大字报刷标语搞专栏而受欢迎。到了文革后期，“疾风暴雨”的运动消停了，能唱歌、跳舞、打球、画画的“特殊人才”在招工时很受大厂的青睐，尤其是篮球打得好的人。所以球队这些老大哥，一直就是厂里的“特殊人才”。我们这些在厂矿地区长大的，从小对“厂队的”有特别的崇拜。

我们男子篮球队有11个队员。我和另外两名新人是队里的小字辈，也没下过乡。这些老大哥中，除了一个文革前的大学生和两个部队球队下来的，其他人都是在广阔天地里操练过，再一同进厂的。徐哥和德阳他们都是五中的校友，在五中就一起打球。我们小字辈叫德阳“德哥”。他身高1米8左右，方头大耳，有点弥勒佛的味道。平时脾气虽然有点牛，但总是笑眯眯的，笑起来两眼快合成一条缝。身体还有点微微发福，球场上跑起来有点肚腩了。

德阳本名叫刘霖然。成都五中在六十年代是篮球重点学校，其他学校打球打得好的学生有机会转入五中。他原来在德阳（成都附近一个县，现在也划进成都市了）读书。因为篮球打得好，转入成都五中。那时候在成都身高1米75就算高个子了。1米8的人很少，说谁1米8，一般都会冠以“大汉”的称号。他体格还比较壮，于是被同学称为“德阳大汉”，从此得名“德阳”。

我对德阳打球的“特色”印象很深。那时候他打后卫。不是跑得快跳的高的角色。按徐哥的说法，德哥上篮还没有跳起来就已经开始下降。除了远投稳，凭自己的吨位冲起来颇有些像坦克，无坚不摧。虽然给人拖拖拉拉、脚粘在地上一样的感觉，却总能晃晃悠悠非常丝滑地切进篮下把球送进篮筐里。

我刚进厂的时候德阳还没有结婚，他女朋友是厂篮球女队的，是他五中的同学。我记不清她什么模样了。但有个仪态端庄很大气很有魄力很“厉害”的印象。这印象大概来自德哥在我们面前虽然常常做气壮如牛状，他那以后的太太一出现，他气势马上就会弱几分。还记得徐哥和另外几个老哥取笑他，晚上约会外出有没有带毯子。我们那里是成都的郊区，虽然大厂一个连一个，政府和工厂的宿舍区铺得很开，但是在哪里走十几分钟就可以见到郊外的公路和农田。那时候年轻人谈恋爱的去处不多，没有什么酒吧餐饮商场书店娱乐场所什么的。“压马路”、“逛田坎”是标配。不管大家怎么说，他都是哈哈一笑了之。我走之前德哥已经有了儿子，很像他。

去年初夏，疫情过后我为家事第一次回国，行程匆匆，是这些年回国时间最短、杂事最多、心情也最沉重的一次。也许是缘分，回美国以后细想，才注意到我见到的亲人和朋友，包括了几乎所有我出国以前人生各个阶段最重要的人，其中好些还是多年不见的。

这些人里面就有徐哥。徐哥在球队的老大哥里算年轻的，是球队的队长。性情风趣且表情生动夸张。人精廋，但精神特好，说话做事都像风一样，让你觉得他脑子随时都在呼啦呼啦地转。还拉一手好二胡。他打球速度“贼快”，神出鬼没的，对方一不小心他就钻进去了。手长弹跳好，加上急停跳投顺溜，刷刷地，很让对手头疼。他在自家主场出场，小跑一圈挥几下手哈哈大笑几声，观众的情绪立刻上升几个热度。我那时候没有住厂里的集体宿舍。每当球队集训或比赛，徐哥的寝室就是我换装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几个小字辈，在球队一直被老大哥们当小弟护着。恢复高考以后，我复习准备参加高考。球队集训时大家知道了，都让我回家。德阳手一挥说，你还在这儿咋子喃？徐哥说滚滚滚，回去老老实实看书，球队考勤有我，不用担心。

上大学后，我没有再回过工厂，不想有招摇之嫌。但是和徐哥一直有联系。徐哥的女儿出生，我母亲还去关照过。这次回国，虽然我日程仓促凌乱，徐哥还是耐心按我的时间调来调去，好好款待我了一番。多年不见，他旧貌依然，神情味道一点没变。但是我问起球队其它人时，才知道，球队的老大哥，已经走了五位！

这些年，虽然在国外对国内的旧识联系有限，但是近亲的消息还是不少。我祖父祖母那一辈的亲人基本都已经过世。这些长辈虽然大多不是养尊处优之人，很多还经受过不少艰苦和磨难，但基本都高寿到八、九十岁。现在听到球队这几位老哥这么早就走了，实在让我很诧异。

见徐哥之前，虽然知道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见其他人，但我想这次见了徐哥，下次就可以见见球队这些队友。我在工厂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那段经历给我的记忆和感受，却很深刻。从初中起，我就开始感受到家庭出身不好的压力和限制。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给了我一个非常宽松、友爱、自然的环境。离开学校，我满心忐忑走进工厂。在工厂，因为画画和打球，在厂里也是个异数，认识交往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在车间、球队、工会，我感到的都是接纳和包容。渐渐地，我也放松自然了。如今，那个工厂已经不复存在，当年的师傅师兄们大多不知去向。但想起这些人和事，心里一直都有特别的感情。

所以，当听说球队里的老大哥已经有五位离世，心里难免震惊和沉重。惊诧之余，往日很多情景浮现在眼前，难以释怀。

现在，听说德阳也走了，心中的唏嘘就更深了。上次徐哥还说德阳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加上疫情，他就不怎么出门了。我心里还想下次回国去见见他。没想到，这个机会永远没了。和徐哥通话，更让我感叹。德阳的太太，女队那位梁大姐，半个月前才去世。德阳输着氧给太太守了灵，自己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再也没能回来。

我不会写诗作赋，只希望用这段文字，祝德阳一路走好，在天堂再无病痛，笑颜常开。也祝球队其它几位老大哥 - 老何，桶子，宪官，老关，老八路，在天堂自由自在，永享快乐。没事在那边再搞个球队，经常一起“润滑”“润滑”！

当年车间球队在广汉的合影。左一是德阳。

注：关于“润滑”的典故：球队比赛和集训有额外的补贴。大家的补贴由工会管体育的老朱统一保管。球队集训和外出一起“打牙祭” - 吃喝用。如果一段时间球队没有集训或比赛，大家就会找老朱说，肚里缺油水了，需要润滑润滑。球队的老罗就是厂里最新的大巴车的司机。车随人走，很方便。老朱给各车间打个招呼，男队女队一车年轻人，嘻嘻哈哈出去踢踢场子，同时给自己的肚子加些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