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崚子
人生如梦, 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 我愿意把自己经历过的酸甜苦辣, 与大家分享.
正文
犹豫了很久, 才下了决心写这一篇, 因为有些回忆是很痛苦的. 按说, 这种痛苦是属于个人和家族的, 本不想发表出去. 可是现在回过头去看, 我们家族的那一段历史, 与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家族史一起, 都已经融入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史之中. 我不希望这一段历史被埋没, 被遗忘, 或者被扭曲, 所以才鼓起勇气, 把父亲的一生坎坷, 记一些片段在这里, 作为对他的纪念.
今天, 2012 年4 月15 日, 是我父亲的忌日, 四十周年了. 1972年4月初, 文革已经搞了六年, 父亲刚刚被恢复原职, 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谁料一周之后, 他突染重病. 又经过一星期的抢救, 终于不治, 英年早逝, 离我们而去, 享年五十七岁.
父亲是一位冶金工程师, 他为我们祖国冶金工业的成长壮大, 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父亲祖籍四川南溪李庄, 早年毕业于唐山交大矿冶系, 抗战时期在重庆大渡口铁厂任工程师. 1945年, 他考取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赴美实习资格.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结束, 他们一批实习生所乘的海轮, 必须走印度洋, 绕好望角, 再穿过大西洋, 从纽约登陆. 海上的生活, 持续了一个多月. 听父亲说, 他们是在航行到印度孟买附近的海上时, 才收听到小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的, 顿时全船鼎沸, 人人欢呼. 只是因为担心太平洋上仍不太平, 所以轮船还是按照原定航线, 仍走大西洋过去. 到美国之后, 所有学冶金的实习生都去了当时美国的钢城匹茨堡, 一年实习期满后, 都陆续回国了. 当时美国已成世界超强, 其钢铁工业与德国苏联并驾齐驱. 那一期中国实习生, 学到了不少知识和技能, 后来都成了中国冶金行业的生产, 科研, 和教育骨干力量.
刚解放时, 父母亲同时接受了鞍钢招聘团的工作聘书, 我们全家人离开四川, 来到了钢都鞍山. 一开始, 父亲任鞍钢生产处调度科长, 母亲在鞍钢总医院做妇产科医生. 父亲在调度科长任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 每天早上的调度会上他都大展身手, 把当天各厂部处的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 各种问题也都得到了妥善而迅速的解决, 鞍钢各大主要生产厂矿的调度主管对他的工作作风都赞不绝口. 不久, 父亲被任命为鞍钢炼铁厂的副厂长, 主管生产技术. 鞍钢炼铁厂的正厂长叫蔡博, 是中共烈士蔡和森的儿子, 也就是蔡畅 (李富春夫人) 的侄儿, 他是从小留苏的冶金学博士. 后来炼铁厂把一名老工人, 劳动模范孟泰提为副厂长, 这就是当年鞍钢炼铁厂领导层的基本构成.
在鞍钢的工作让父亲和母亲的才能和热情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那时家里的电话经常会在夜里响起来, 有时是医院里的急诊需要母亲立刻去主持会诊或手术,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炼铁厂的有关生产事务. 我那时很小, 不懂事, 曾经向父母抱怨过夜里的电话, 吵得人睡不好觉. 父母总是耐心地教育我们说, 这是他们的工作, 是光荣而重大的职责. 祖国的重工业正在起步,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后来的经历也让我慢慢懂得了这些道理.
多年来, "钢都" 和 "鞍山" 在中国是一对同义词.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钢产量在最高的时候曾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鞍钢的总经理, 从来都是兼任冶金工业部排名靠前的副部长. 可是要知道父亲初到鞍山时, 面对的却是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 小日本在东北经营多年, 曾经建成过当时颇具规模的 "鞍山制铁所". 但是在日本战败前, 鬼子们对鞍钢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 其中最令人发指的, 是小鼻子 (东北人这样称呼日本鬼子) 故意让铁水和矿石的混合物凝结在高炉的炉体内, 使整个炉体完全报废. 可恶的小鬼子口出狂言, 竟然说: "让支那人在这里种高粱吧!" 这怎能不令人气炸了肺! 还有, 当年的大鼻子(东北人这样称呼俄国姥), 居然也趁火打劫, 把鞍山厂区里像样的设备全部拆运到苏联去了. 后来的鞍钢, 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废墟上重建起来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钢铁工业是一切其它工业的基础.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钢铁, 别的什么也谈不上, 就只能挨打. 钢铁产量上不去, 在世界上说话都没份量. 父亲在鞍钢工作了十年, 在这十年之中, 他与鞍钢的十几万职工一起, 艰苦奋斗, 终于把鞍钢建成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型冶金联合企业. 多年之后, 父亲和我们聊起那一段时光, 谈起鞍钢著名的三大工程, 仍然兴奋不已. 这三大工程, 就是九号高炉, 轨樑厂, 和无缝钢管厂, 先后建成投产. 其中, 父亲亲自领导了炼铁厂九号高炉的兴建和投产. 九号高炉的有效容积为 1513 立方米, 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高炉, 采用了多项世界领先的技术和设备. 在加上后来建成的同样规模的十号高炉, 使鞍钢的生铁年产量翻了一番, 超过了五百万吨. 这些在五十年代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这时的鞍钢, 不但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也是中国冶金行业最大的人才基地. 中国后来陆续兴建的许多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包括武钢, 包钢, 太钢, 攀钢, 酒钢, 马钢, 首钢, 乃至上海的宝钢等等, 都有鞍钢输出的技术骨干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父亲在鞍钢的工作中, 也有一些有趣的经历. 这里只说一件. 有一年, 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 中央安排他到鞍钢参观, 当时鞍钢领导就委派父亲做他的英文翻译, 并陪同参观一些主要厂矿. 这位加诺兄是个花花公子, 特别爱出风头. 他抵达鞍山时, 市里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其中有乘车在市区主要街道通过并接受群众欢呼的节目. 当时鞍山没有敞蓬轿车, 只好安排他坐在普通轿车里通过主要街道. 哪知道这位加诺兄非常顽固, 一门心思就想让中国老百姓一睹他的翩翩风采, 他竟然要坐在轿车顶蓬上面游街! 接待方多方劝说, 最终也没拗过他, 只好由他去了. 结果加诺兄真的盘腿坐在轿车顶上游了一路街, 大过其瘾, 却让坐在车里的父亲和其他陪同人员担了一路的心. (听说事后外交部的头儿批评了鞍钢的头儿.)
鞍钢的生产管理一直强调正规化和科学化, 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来控制生产, 质量, 和安全, 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可是到了 1958 年, 形势开始变化. 中央的头儿突然脑袋发热, 要求在一年之内, 全国钢产量翻一番, 钢煤粮棉四大元帅一齐升帐, 十五年超英赶美. 于是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运动铺天盖地滚滚而来, 全国各行各业同时进入疯狂状态.
我当时读小学三年级, 个子还没长起来. 可是学校要建土高炉, 炼钢铁放卫星, 好向党中央报喜啊. 校长就派我们走远路, 搬砖回来好砌高炉. 我们的学校在对炉山区, 而砖窑在铁西区, 单程就有十几里路. 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们一路走到那儿, 领先的和落后的就已经拉开了好几里地. 到了砖窑, 每人领了几块砖 - 有拿两块的, 有拿三块的, 还有人贪多逞能拿四块 - 我捧了三块往回走! 空手走路时还没觉得怎么累, 常出去玩儿, 走惯了. 可是要搬上几块砖头赶路, 那可就是完全两码事了! 三年级的小学生, 三大块红砖啊, 走出砖窑没多久, 我就扔了一块. 再走了不到一半路, 我手上就只剩下一块砖了, 而且两只手已经被锋利的砖沿咯得疼死了! 咬着牙把这一块砖捧回学校, 天都黑了, 还有不少同学仍然在路上一步一步往回蹭呢, 把个校长和带队老师们急得直蹦高儿! 于是我们这一天大跃进的成果, 就是堆在操场上的一小漯砖, 里边还有些半截的 - 那天多数女生干脆就是空着手回来的. 我们学校的小高炉最终还是没砌起来.
孩子们是这样折腾, 大人们可是动真格的了. 当时鞍钢有十座大型 "洋" 高炉, 都是在父亲的炼铁厂里的. 而鞍山全市的小土高炉, 那就数不清了. 你看吧, 各区各机关单位的院子里一下子冒出来好多土高炉, 土焦炉. 土高炉嘛, 大大小小的, 倒还能看出个炉子样儿, 就是有的长得漂亮点儿, 有的长得很丑, 全都从顶上冒着浓浓的黑烟. 土焦炉呢, 说来寒惨, 那就是在地上挖个坑, 把煤堆进去, 拿泥把顶子抹起来就点火烧! 活像东北农村的大土炕, 烟熏火燎的. 然后就用小车推上那些炼好的土铁土焦, 敲锣打鼓地到市委去报喜. 如果铁疙瘩的个儿大些, 那就是 "放卫星" 了! 然后呢?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这些事放在行家眼里, 不用说技术员工程师了, 就是炼铁厂的工人师傅都觉得好笑, 心说, 你们这个也叫铁? 那我们都是白吃饭的了! 鞍钢炼铁厂的厂长蔡博, 留苏的冶金学博士, 看不起这些土高炉, 仗着根正苗红, 嘴上没有把门的, 说了不少 "不中听" 的话. 被别人打了小报告上去, 到 1959 年, 庐山会议之后, 蔡博被打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归入彭德怀一党, 后来不知道被发到哪儿去了, 连他身居高位的姑父李富春都救不了他. 而父亲作为冶金专家, 也说过, 像这些小土炉炼出来的铁, 给我们做原料都不合格, 因为那里面的硫, 磷, 和灰份都太高. 就为了这几句话, 他也差点儿被拔了 "白旗". 只是因为父亲说话比较谨慎, 说得比较少 (那是看到很多人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 而得到的教训), 又一直全力在抓大高炉的稳产高产, 才躲过了这一劫.
1960 年, 甘肃戈壁滩上的酒钢上马兴建, 父亲被调到正在筹建的酒泉钢铁公司炼铁厂, 仍任副厂长. 酒钢的规模要比鞍钢小得多,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降职, 是对父亲在大跃进中的 "表现" 的一种惩罚. (我那时还小, 不懂得这些.) 我们全家人坐上火车, 长途跋涉, 向嘉峪关出发. 路过北京时, 停了七天, 父母亲带我们游览了北京的主要名胜, 故宫, 北海, 颐和园, 动物园, 天文馆, 等等等等, 让我们兄妹五个大开眼界, 高兴得都不想走了! 那次北京唯一给我留下坏印象的, 是前门外所住的小旅馆, 臭虫猖獗, 咬得我们满身是苞. 不过能够游览梦中的首都, 付出这点代价也值了! 过兰州时, 因为连着乘长途火车, 辛苦得很, 我们又休息了两天. 然后便沿着兰新铁路, 向我们这次旅途的终点酒泉驶去.
父亲负责筹建的酒钢炼铁厂, 那时只是河西走廊戈壁滩上的一片荒地. 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来. 厂区离生活区有十几里路, 没有通勤车, 父亲每天骑一辆老旧的富士自行车去上班, 而大多数工人们没有自行车, 只能靠着两条腿来回走.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酒钢一号高炉的炉身一截一截地长起来了, 后来我们从生活区都可以看见那已经建起一半的高炉炉身, 还有那高高地矗立在炉身旁边的巨大的塔吊. 就在父亲紧张地为建设一号高炉日夜操劳的时候, 鞍钢的不知道什么人, 不知道抽了哪根儿筋, 又来酒钢要人, 想把父亲弄回鞍钢去批判, 继续 "拔白旗". 酒钢领导说, 这正是我们急用的人, 批什么批? 把那家伙顶了回去 - 父亲又躲过了一劫! 一号高炉越长越高, 父亲用自己的老式 120 折叠相机, 照下了不同阶段高炉炉身吊装的照片, 自豪地带回来给我们全家人看, 大家也都为父亲感到高兴.
只是好景不长, 这一号高炉长到了一多半以后, 就再也不见它往上长了 - 大饥荒降临了, 酒钢下马了! (一号高炉是在几年之后才重新建成出铁的, 那时候我们家已经在包头了, 这是后话.) 当时城镇居民的粮食定量降到了每人每月 21 斤 (买到手里其实还不到 18 斤), 在长达一年的日子里, 没有肉, 油, 糖, 蔬菜, 和其它副食品的供应. 只有那两根铁轨, 还能运进来一点儿救命的粮食. 没有多久, 浮肿病就在所有的酒钢职工和家属中蔓延开来, 其实这就是饿得要死. 每家的大人们都从牙缝里挤出一点救命的口粮, 让给孩子们吃. 形势越来越严重. 有一次父亲在从工地骑车回家的路上, 又饿又累, 晕倒在地, 幸亏有几位工人把他送到医院, 吊了两瓶葡萄糖, 才缓了过来. 那时母亲在酒钢医院工作, 经常见到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最严重的一例, 是医院里的一位男医生, 因为把口粮省给他的爱人和孩子吃, 自己却发生了几次低血糖休克. 前两次, 经过抢救, 吊葡萄糖, 都把他救过来了. 可是到了第三次, 一切抢救都无效了, 他再也没有睁开双眼!!!
情况已经到了危急的关头, 酒钢全公司上上下下, 各显神通. 武装部派出了基干民兵, 到祁连山里去打黄羊, 野骆驼, 和野雁. 农牧处派人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 到青海湖去捕鱼. 供销处派出了最为神通广大的采购员, 跑回东北去买豆饼和地瓜干. 而各厂矿处室, 则组织职工和家属, 到戈壁滩上去采集骆驼草, 碾成粉, 发给各家, 掺到面粉里烙饼. 这种饼虽然是又黑又苦又涩, 但还是让那个小饼变得大了一点儿. 春天到了, 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们一齐动手, 在家旁的戈壁滩上, 抡镐刨地, 架起筛子筛土, 再把筛出来的鹅卵石扔到旁边, 每家一小块几米见方的庄稼地就这样开出来了. 公司又派人架起了管道, 把水引到地边. (说来奇怪, 我到现在也猜不透, 酒钢的水源是从哪儿来的 - 那整个是一个戈壁滩啊!) 这就是闻所未闻的酒钢职工家属自留地! 记得我家的地里种的是大白菜, 玉米, 和马铃薯, 肥料就是用下水道里捞出来的粪水. 收成居然还不错 -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不插队而干农活了! 住在嘉峪关的一年半, 我们却吃过好多种在正常年景里绝对不会吃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其中甚至包括乌鸦和老鼠! 酒钢人, 就是这样渡过大饥荒的. 说来可怜, 当地的甘肃老乡们可没有酒钢人这样的组织, 福气, 和能量. 最关键的是, 他们没有城镇户口的供应粮. 在把手头的一点口粮交了公粮以后, 老乡们只能去逃荒要饭, 否则只好饿死!
这就是父母和我们所经历过的三面红旗: 总路线,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
1961 年底, 我们全家离开嘉峪关, 搬到了包头, 那是因为酒钢下马, 父亲在那里已无用武之地, 在半年前就调任包钢炼铁厂副厂长. 到了包头, 他肩上的担子比在酒钢时更重了. 那时包钢已经有两座大型高炉投产, 然后又在筹建三号高炉, 那也是国内最大尺码的, 1513 立方米. 这听起来是挺振奋人心的, 实际上呢? 这是在背更大的包袱. 形势是这样的: 包刚的铁矿石出产于大青山以北的白云鄂博矿山, 现在所有的人们都知道了,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蕴藏地. 可是在 1956 年包钢上马筹建时,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稀土是什么东西, 更不知道它有多宝贵. 只知有铁, 不论其它. 到了 1958 年, 在大跃进的疯狂气氛下, 主持包钢筹建的领导班子决定要 "大干快上", 一定要抢在1959 年 "十.一" 前出铁, 好向 "十年大庆" 献礼. 所以他们决定, 先建一号高炉, 把铁炼出来再说. 至于选矿厂和烧结厂, 就先放一放, 以后再建吧. 这一放不打紧, 一号高炉就只能吃粗粮了: 铁矿石直接入炉冶炼. 高炉这玩意儿其实也跟人一样, 喜欢吃细粮, 不喜欢吃粗粮! 选矿厂和烧结厂停建, 造成的直接恶果有两个, 另外还有一个间接恶果. 直接恶果是: 一. 高炉运行条件恶化. 白云鄂博的矿石除了含有多种稀土元素外, 还含可观的氟. 氟在冶炼过程中使造渣和排渣都很困难, 炉体容易结瘤, 缩短了高炉的大修周期. 后来一号高炉和二号高炉经常是打打停停, 这个刚运转不久, 那一个就该大修了. 这样一来, 高炉的生产率 (冶金术语, 叫做 "利用系数") 长期提不上去. 二. 矿山采掘状态恶化失序. 由于缺了选矿和烧结这两个环节, 却又想让高炉尽可能地顺行 (又要马儿跑, 又让马儿吃烂草), 白云鄂博矿山就成了游击战场了. 哪儿有富矿就去哪儿采,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几年下来, 矿山变成耗子窝了, 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 间接恶果是, 铁是炼出来了, 稀土元素却大量地残留在废渣里, 难于提取. 拣了生铁, 丢了黄金! 父亲刚到包钢炼铁厂时, 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难题. 大跃进的热度是过去了, 一屁股屎还得别人擦!
从 1961 年开始, 父亲在抓好包钢炼铁生产的管理工作同时, 又投入了大量精力, 研究和试验含氟矿石的高炉冶炼. 这中间父亲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经历了多少失败和成功, 我已经无法知晓, 况且我也不懂冶金. 我只知道, 这个难题终于在1964 年得到了解决. 我之所以对此事了解得比较多, 是因为父亲让我帮他抄写论文, 并且用坐标纸画了不少图表和曲线, 附在论文中 (那年我刚刚昇入高中). 论文的题目就是 "含氟矿石的高炉冶炼", 发表在 "中国冶金学报" 上. 也是这一年, 位于沈阳的东北工学院要求调父亲去做教授, 冶金部也来函准备调父亲到科技司任职, 函中甚至说, (大意) 如果你们不重用这个人, 我们准备重用. 包钢不愿意放父亲走, 就很快任命父亲为包钢副总工程师. (父亲不是党员, 所永远只能担任副职, 鞍钢生产处调度科长是一个例外, 那是个较低的位置.)
父亲甫任新职, 有了比较大的决策权, 立即筹建烧结厂, 以便让高炉尽快吃上细粮. (选矿厂已经在两年前上马筹建了.) 同时还决定从日本引进先进的球团设备, 在烧结厂下设球团车间, 双管齐下, 彻底解决炼铁之前的采矿, 选矿, 和烧结这三个环节的大跃进遗留问题. 此后包钢的炼铁生产大为改观, 这中间凝聚了父亲多少心血啊!
对了, 还有, 稀土! 当父亲还在包钢炼铁厂时, 就已经在筹划稀土提炼的事情了. 现在他主管全包钢的生产和科技, 在稀土的科研和试生产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我至今还记得, 父亲在家中办公室的墙上, 贴了一张巨大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 在周期表的最下端, 是单独列出的镧系元素, 那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吵得很响的稀土元素. 父亲把这些稀土元素用红笔划出来, 对我们说, 这是我们包钢的宝贝,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最大的稀土富矿, 就在白云鄂博的矿山里. 它的价值, 实在高过钢铁.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稀土有这样高的价值. (我在读高中时, 能够把元素周期表横着背, 竖着背, 其实也是得益于家里的这面墙壁.) 那几年, 父亲频繁地到北京出差, 就是与冶金部科技司及生产司商讨稀土的科研和生产事宜.父亲早年就通晓英文, 在鞍钢工作的那些年里又学会了俄文. 在包钢的这些年里, 为了引进日本的球团技术, 以及稀土开发, 他又自学了日文和德文. 到了 1966 年文革前夕, 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的辛苦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包钢的冶金研究所 (稀土研究院的前身), 有色一厂, 和有色二厂这些专门面向稀土的单位, 都已经初具规模了. 可以说, 从 1963 年到 1966 年上半年这一段日子, 对于父亲, 对于我们全家, 甚至对于全中国, 都是最舒心的几年了!
1966 年 6 月 1 日, 毛泽东发动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全中国从此陷入长期的混乱. 他认为中国前几年走错了方向, 而且大权旁落, 党中央已经不是他说了算了. 这必须加以纠正. 纠正的方法, 就是让学生们造反, 然后在全国大搞群众运动, 自下而上地打烂各级权力机构, 把权力重新夺回到自己的手中来. 当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 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之后, 立即停课了. 一些 "红五类" 开始学北大的聂元梓, 给校领导和老师们贴大字报, 一些校领导和老师们被关了起来, 写交代材料, 不准回家. 其中一些人更是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几个月后, 文革从学校蔓延到社会, 父亲和母亲先后受到冲击, 被贴了一些大字报. 母亲是医院的妇产科主任, 每天仍然要给患者看病, 那是因为女人总是要生孩子的, 谁也挡不住. 父亲的工作则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大部分时间都得写交代, 为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违心地做检讨. 到了 1966 年底, 包钢的生产和科研, 已经没有人认真地管了, 因为从公司 (副部级和司局级) 到二级厂矿 (处级) 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都被 "揪出来" 批斗, 处于瘫痪状态. 只有车间主任和支书们 (科级) 仍然还能履行职责. 父亲属于公司级领导, 但是因为他不是党员, 戴不上 "走资派" 的帽子. (毛给"走资派" 下的正式定义是: "党内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左一顶右一顶其它种类的帽子还是被扣到了父亲的头上: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份子, 美国特务, 漏网 "白旗", 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等等等等, 不一而足. 很多次包钢公司的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 父亲也被迫站在台上, 这叫做 "陪斗". 尽管他没有受到多少皮肉之苦, 但是那些精神摧残和人格侮辱却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父亲对此是比较看得开的, 因为他深信, 是非早晚会大白于天下. 母亲却不太一样, 她的话是: "士可杀而不可辱!" 文革后谈起这一段经历时, 母亲曾经亲自对我说过, 我是绝不会接受抹黑脸, 剃阴阳头, 挂黑牌子, 坐飞机这一类侮辱的, 与其那样, 我宁肯去死! 幸好, 母亲有那么多热爱她的患者们, 母亲也是她们的亲人, 谁敢动一下我的母亲 - 她们的 "老张大夫", 那可是要考虑一下后果的!
文革中的恶行, 罄竹难书. 拣最轻的一件说吧, 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 1966 年底我们家被抄家的情形! 那天晚上, 包钢行政处一个姓蒋的科长, 带着几个初中学生红卫兵, 敲开了我家的门, 不出示任何证明和证件, 不说明任何理由, 就开始乱翻起来. 父母亲所有的箱子和书柜都被打开, 所有的衣服, 物品, 书籍和笔记本逐一被检查, 然后扔得满地. 这还不算, 我们兄妹的房间也一样被抄得乱七八糟. 这帮家伙抄来抄去, 也没找到什么他们想找的东西, 装了几箱书籍和笔记本, 灰溜溜地走了, 却把我们几兄妹气得要死! 一些年之后, 这些被抄走的东西又被还了回来, 那已经是父亲去世之后的事了.
毛打开了 "潘多拉" 的盒子, 却无法收场了. 原计划大中学校停课半年闹革命, "七八个月看出眉目", 云云. 后来发展到天下大乱, 却没有达到天下大治. 走了红卫兵, 来了工宣队. 夺了走资派的权, 却发现工人阶级无法领导一切, 便开始全国军管. 军管又管不好经济和生产, 只好再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拉回来, 美其名曰 "革命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绕了一大圈, 工农兵学商, 都被整了个一溜遭. 还觉得不过瘾, 每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让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 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十年浩劫的人, 听起这些事, 可能像 "天方夜谭" 一样吧.
1968 年底, 文革 "进入" 到了新阶段, 就是所谓 "清理阶级队伍". 父亲彻底失去了自由, 被关进了 "牛棚". 在那里每天的日子, 就是没完没了的写检查, 请罪, 被批斗, 然后到包钢属下的农场去做繁重的体力劳动. 而我所在的高中, 造反派在战胜了保守派以后, 又分裂成新的两派, 继续打派仗, 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当初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 - 已经开始把人往死里打了! (我所在的中学, 在文革期间, 总共有五位同学失去了青春的生命!) 而我们这些原来的保守派, 此时变成了逍遥派. 有的下围棋; 有的仍然像两年前的大串联一样, 在全国乱转; 有的从学校图书馆里偷了各种各样的书来看, 根本不管什么 "封资修" 不 "封资修"; 我则是猫在家里焊半导体, 听 "封资修" 音乐, 看 "封资修" 书, 另外就是定期去给父亲送些食品, 日用品, 和换洗衣服. 那个关父亲的 "牛棚", 设在在原包钢第六职工宿舍 (那时简称 "六宿"), 一楼的一间屋子. 我去送东西, 却不准见父亲的面, 送去的东西也要经过一番查验才能到达父亲的手里. 送了几次之后, 被我查出了父亲所住的房间, 我就在交了东西之后, 扒在窗户上偷偷看几眼父亲的情形 (只能看几眼就走, 我不愿意被人发现而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 再回家去讲给母亲和全家人听. 啊, 我实在是无法形容母亲那时的表情! ......
1969 年初, 我不可能继续我探视父亲的使命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发出了又一个伟大的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 其实我搞不懂: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是最革命, 最先进, 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 而且毛主席还说过,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那为什么我们在城里被党和工人阶级教育了十几年后, 现在反倒要去被贫下中农 "再教育", 那不是越教育越落后了吗? 将来可怎么去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呢? 但是我搞懂搞不懂根本没用, 那几年还有一个理论, 说: "对于毛主席的指示,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在执行的过程中加深理解." 反正怎么说都是他们对, 何况谁敢问他们对不对啊? 不想活了? 到了 1968 年底, 在我的同学中, 除了少数被认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被送去当兵或者当工人之外, 多数人已经被 "自愿报名", 先走一步, 插队去了. 我耗到了 1969 年初, 觉得熬不过去了, 只好也被 "自愿报名", 下乡落户去了.
离家前一天, 最后一次去给父亲送东西, 对看守说, 我要下乡插队去了, 希望能见父亲一面. 我得到的是冷酷的拒绝! 扒在窗户上再看了父亲几眼, 我离开了, 满含着眼泪!!! 第二天, 阴云低垂, 我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妹妹, 与另外十一名同学, 乘着卡车, 到河套地区的乌拉特前旗的树林公社, 当农民去了. 卡车启动的那一刻, 望着母亲那日见苍老的面容, 不知哪一天才能再见到父亲, 我心如刀割! 中国之大, 已经无法找到一张可供读书的书桌, 包头之大, 当时竟无我立锥之地!
我走以后, 父亲在牛棚里又被关了半年, 才放回家. 一来, 他们从父亲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东西; 二来, 内蒙的文革又 "进入" 了另一个新阶段: "深挖内人党". 这一轮挨整的是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 数量要大得多, 牛棚必须腾地方关新人. 莫名其妙地被整了一通之后, 父亲又去上那可上可不上的班, 过了一段轻松日子, 便随着毛主席的下一个最新指示, 被发到 "五.七" 干校劳动去了. 好在包钢的干校不远, 父亲可以每天回家, 换掉那一身被汗水浸透的衣服.
1971 年底, 我离开了农村, 被抽调到包头 "五.七" 师范学校培训半年, 准备去做中学教师. 当时人口剧增, 中小学师资严重不足, 全国的大学通通关张, 好几年没有毕业生了. 有关部门没办法了, 只好现抓一些原来的高中生, 培训一下, 就送去教中学. 其实那个所谓培训, 就是整天开会讨论学文件再加上建校劳动. 学什么文件? 就是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 听完了 "571" 工程纪要,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共鸣, 只是在讨论时, 嘴里必须另说一套而已.
林彪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它使人们重新思考很多问题. 不久, 实质性的调整在各个领域中启动了. 1972 年 4 月 1 日, 父亲回到了包钢副总工程师的职位上. 面对一塌糊涂的生产状况, 他一面抓紧恢复和健全各项生产规章制度, 一方面亲自去调查各厂矿的设备状况. 首先就是炼铁厂, 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 爬到一百米高的高炉炉顶去查看料钟的运行.
1972 年 4 月 7 日晚, 父亲因剧烈的腹痛和呕吐住进了医院. 两天后, 被诊断为急性爆发型胰腺炎, 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 父亲进入休克状态. 冶金部紧急选派了两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乘专机飞抵包头, 为父亲实施手术治疗. 可是一切抢救措施终归无济于事, 1972 年 4 月 15 日, 慈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也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冶金事业. 那一刻, 我欲哭无泪, 难以自制, 锥心之痛, 无以发泄, 只能疯狂地槌打着病房的墙壁, 说不出一句话来!
父亲的一生, 为国为民, 兢兢业业. 好学不倦, 卓然有成. 为人正直, 嫉恶如仇. 兴趣广泛, 智慧豁达. 失去了父亲, 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切!
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 历史是谁写的? 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雍正乾隆慈禧拿破伦俾斯麦老马老列老蒋老毛罗斯福邱吉尔希特勒斯大林等等等等这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写的吗? 我却不以为然. 历史是小人物们写的, 是由父亲母亲和我们与我们的后代以及无数和我们一样的老百姓一代一代一点一滴写出来的! 水可以载舟, 亦可以覆舟. 历史不是按照大人物们自以为是的意志走的, 历史总是顺应着民意. 大人物们如果知民意, 顺民意, 历史会给他们记上浓墨重彩的优美一章. 反之, 如果大人物们愚弄民意, 践踏民意, 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即使他们想在历史中写上自己的那么一笔, 也只会落个笔秃墨竭, 身败名裂, 霸王别姬, 向隅而泣. 刘少奇在 1960 年考察了湖南农村饿死人的情况之后, 曾经焦急而忧虑地对毛泽东说: "人相食, 是要上史书的啊!" 毛不致可否, 看起来刘比毛在这一点上要聪明一些.
1976 年 9 月, 毛去世. 10 月, 四人帮就擒. 在那个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日子里, 我夜不能寐, 写成了下面这首五言古风, 献在父亲的灵前:
胜利歌 (作于1976 年 10 月 26 日)
- 举国欢腾, 破 "四人帮". 遥寄先父, 夙愿已偿!
既萌慈禧念, 先扮菩萨面. 邀结狐狗党, 变幻荒唐言.
壮士含忧死, 鸡虫复悠然. 自有燕雀翅, 何愁不蔽天.
欲穷千里郭, 中饱金銮殿. 何堪帝王业, 一去不复返.
问君几多仇, 万众齿发寒. 还我英雄汉, 还我好河山.
朝思复夜盼, 忽报凯歌传. 九州齐鼎沸, 普天尽开颜.
青山遮不断, 九曲十八盘. 其势凝万钧, 一泻卷狂澜.
国际悲歌壮, 畅抒胸中怨. 歌罢忆先人, 耿耿怀宏愿.
不须多情泪, 发奋换新天. 光大中华日, 引吭高歌奠.
数年前, 大哥二哥和弟弟妹妹按照母亲的遗愿, 把父母的骨灰合葬在成都青城后山的一个公墓中, 每年祭扫追思. 2007 年我回国探亲,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回四川为父母亲扫墓. 这里贴出的, 就是青城山的正门和后山的一些照片.
1. 青城山的山门.
2. 青城山正门. 我们今天要去扫墓, 时间太紧, 无缘一游.
3. 即将进入青城山了.
4. 青城乃中国道教圣地. 这是正门前的建福宫, 香火旺盛.
5. 青城山正门.
6. 郁郁葱葱的青城后山. 父母亲就长眠在这一块土地中.
7. 青城山的景色 - 1
8. 青城山正门外的餐厅.
9. 青城山的景色 - 2
10. 青城山的景色 - 3
11. 青城后山的入口处
12. 青城山的景色 - 4 - 山佪路转
13. 通往青城后山的公路 - 1
14. 青城山的景色 - 5
15. 峨眉天下秀, 青城天下幽.
16. 青城山的景色 - 6
17. 通往青城后山的公路 - 2
18. 父母亲长眠的公墓就在这里.
19. 公墓门外
20. 岁月流淌
21. 扫墓之后, 只见青山依然, 父母却早已仙逝.
22. 仙居
23. 离开了青城山
24. 都江堰外景
25. 都江堰外的木制浮雕 - 1
26. 都江堰二王庙 - 1
27. 都江堰外的木制浮雕 - 2
28. 都江堰二王庙 - 2
29. 以下的照片都是在成都著名的春熙路拍的.
30. 春熙路上的真假模特
31. 春熙路附近的街景
32. 春熙路上地面上的铜浮雕, 讲述着一段历史.
33. 春熙路上, 可以看见时光的沧桑.
34. 成都有名的小吃 "龙抄手", 真是物美价廉!
35. 餐馆门外, 猛张飞在招揽客人.
36. 春熙路上地面上的铜浮雕, 讲述着另一段历史.
37. 成都春熙路口
38. "龙抄手" 店里所见
39. "龙抄手" 店里, 另一份小吃.
40. 春熙路上另一景: 天下为公, 索尼在上!
(如果想看大图, 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
http://bbs.wenxuecity.com/chengdutravel/323061.html
今天, 2012 年4 月15 日, 是我父亲的忌日, 四十周年了. 1972年4月初, 文革已经搞了六年, 父亲刚刚被恢复原职, 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谁料一周之后, 他突染重病. 又经过一星期的抢救, 终于不治, 英年早逝, 离我们而去, 享年五十七岁.
父亲是一位冶金工程师, 他为我们祖国冶金工业的成长壮大, 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父亲祖籍四川南溪李庄, 早年毕业于唐山交大矿冶系, 抗战时期在重庆大渡口铁厂任工程师. 1945年, 他考取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赴美实习资格.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结束, 他们一批实习生所乘的海轮, 必须走印度洋, 绕好望角, 再穿过大西洋, 从纽约登陆. 海上的生活, 持续了一个多月. 听父亲说, 他们是在航行到印度孟买附近的海上时, 才收听到小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的, 顿时全船鼎沸, 人人欢呼. 只是因为担心太平洋上仍不太平, 所以轮船还是按照原定航线, 仍走大西洋过去. 到美国之后, 所有学冶金的实习生都去了当时美国的钢城匹茨堡, 一年实习期满后, 都陆续回国了. 当时美国已成世界超强, 其钢铁工业与德国苏联并驾齐驱. 那一期中国实习生, 学到了不少知识和技能, 后来都成了中国冶金行业的生产, 科研, 和教育骨干力量.
刚解放时, 父母亲同时接受了鞍钢招聘团的工作聘书, 我们全家人离开四川, 来到了钢都鞍山. 一开始, 父亲任鞍钢生产处调度科长, 母亲在鞍钢总医院做妇产科医生. 父亲在调度科长任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 每天早上的调度会上他都大展身手, 把当天各厂部处的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 各种问题也都得到了妥善而迅速的解决, 鞍钢各大主要生产厂矿的调度主管对他的工作作风都赞不绝口. 不久, 父亲被任命为鞍钢炼铁厂的副厂长, 主管生产技术. 鞍钢炼铁厂的正厂长叫蔡博, 是中共烈士蔡和森的儿子, 也就是蔡畅 (李富春夫人) 的侄儿, 他是从小留苏的冶金学博士. 后来炼铁厂把一名老工人, 劳动模范孟泰提为副厂长, 这就是当年鞍钢炼铁厂领导层的基本构成.
在鞍钢的工作让父亲和母亲的才能和热情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那时家里的电话经常会在夜里响起来, 有时是医院里的急诊需要母亲立刻去主持会诊或手术,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炼铁厂的有关生产事务. 我那时很小, 不懂事, 曾经向父母抱怨过夜里的电话, 吵得人睡不好觉. 父母总是耐心地教育我们说, 这是他们的工作, 是光荣而重大的职责. 祖国的重工业正在起步,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后来的经历也让我慢慢懂得了这些道理.
多年来, "钢都" 和 "鞍山" 在中国是一对同义词.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钢产量在最高的时候曾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鞍钢的总经理, 从来都是兼任冶金工业部排名靠前的副部长. 可是要知道父亲初到鞍山时, 面对的却是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 小日本在东北经营多年, 曾经建成过当时颇具规模的 "鞍山制铁所". 但是在日本战败前, 鬼子们对鞍钢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 其中最令人发指的, 是小鼻子 (东北人这样称呼日本鬼子) 故意让铁水和矿石的混合物凝结在高炉的炉体内, 使整个炉体完全报废. 可恶的小鬼子口出狂言, 竟然说: "让支那人在这里种高粱吧!" 这怎能不令人气炸了肺! 还有, 当年的大鼻子(东北人这样称呼俄国姥), 居然也趁火打劫, 把鞍山厂区里像样的设备全部拆运到苏联去了. 后来的鞍钢, 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废墟上重建起来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钢铁工业是一切其它工业的基础.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钢铁, 别的什么也谈不上, 就只能挨打. 钢铁产量上不去, 在世界上说话都没份量. 父亲在鞍钢工作了十年, 在这十年之中, 他与鞍钢的十几万职工一起, 艰苦奋斗, 终于把鞍钢建成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型冶金联合企业. 多年之后, 父亲和我们聊起那一段时光, 谈起鞍钢著名的三大工程, 仍然兴奋不已. 这三大工程, 就是九号高炉, 轨樑厂, 和无缝钢管厂, 先后建成投产. 其中, 父亲亲自领导了炼铁厂九号高炉的兴建和投产. 九号高炉的有效容积为 1513 立方米, 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高炉, 采用了多项世界领先的技术和设备. 在加上后来建成的同样规模的十号高炉, 使鞍钢的生铁年产量翻了一番, 超过了五百万吨. 这些在五十年代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这时的鞍钢, 不但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也是中国冶金行业最大的人才基地. 中国后来陆续兴建的许多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包括武钢, 包钢, 太钢, 攀钢, 酒钢, 马钢, 首钢, 乃至上海的宝钢等等, 都有鞍钢输出的技术骨干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父亲在鞍钢的工作中, 也有一些有趣的经历. 这里只说一件. 有一年, 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 中央安排他到鞍钢参观, 当时鞍钢领导就委派父亲做他的英文翻译, 并陪同参观一些主要厂矿. 这位加诺兄是个花花公子, 特别爱出风头. 他抵达鞍山时, 市里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其中有乘车在市区主要街道通过并接受群众欢呼的节目. 当时鞍山没有敞蓬轿车, 只好安排他坐在普通轿车里通过主要街道. 哪知道这位加诺兄非常顽固, 一门心思就想让中国老百姓一睹他的翩翩风采, 他竟然要坐在轿车顶蓬上面游街! 接待方多方劝说, 最终也没拗过他, 只好由他去了. 结果加诺兄真的盘腿坐在轿车顶上游了一路街, 大过其瘾, 却让坐在车里的父亲和其他陪同人员担了一路的心. (听说事后外交部的头儿批评了鞍钢的头儿.)
鞍钢的生产管理一直强调正规化和科学化, 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来控制生产, 质量, 和安全, 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可是到了 1958 年, 形势开始变化. 中央的头儿突然脑袋发热, 要求在一年之内, 全国钢产量翻一番, 钢煤粮棉四大元帅一齐升帐, 十五年超英赶美. 于是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运动铺天盖地滚滚而来, 全国各行各业同时进入疯狂状态.
我当时读小学三年级, 个子还没长起来. 可是学校要建土高炉, 炼钢铁放卫星, 好向党中央报喜啊. 校长就派我们走远路, 搬砖回来好砌高炉. 我们的学校在对炉山区, 而砖窑在铁西区, 单程就有十几里路. 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们一路走到那儿, 领先的和落后的就已经拉开了好几里地. 到了砖窑, 每人领了几块砖 - 有拿两块的, 有拿三块的, 还有人贪多逞能拿四块 - 我捧了三块往回走! 空手走路时还没觉得怎么累, 常出去玩儿, 走惯了. 可是要搬上几块砖头赶路, 那可就是完全两码事了! 三年级的小学生, 三大块红砖啊, 走出砖窑没多久, 我就扔了一块. 再走了不到一半路, 我手上就只剩下一块砖了, 而且两只手已经被锋利的砖沿咯得疼死了! 咬着牙把这一块砖捧回学校, 天都黑了, 还有不少同学仍然在路上一步一步往回蹭呢, 把个校长和带队老师们急得直蹦高儿! 于是我们这一天大跃进的成果, 就是堆在操场上的一小漯砖, 里边还有些半截的 - 那天多数女生干脆就是空着手回来的. 我们学校的小高炉最终还是没砌起来.
孩子们是这样折腾, 大人们可是动真格的了. 当时鞍钢有十座大型 "洋" 高炉, 都是在父亲的炼铁厂里的. 而鞍山全市的小土高炉, 那就数不清了. 你看吧, 各区各机关单位的院子里一下子冒出来好多土高炉, 土焦炉. 土高炉嘛, 大大小小的, 倒还能看出个炉子样儿, 就是有的长得漂亮点儿, 有的长得很丑, 全都从顶上冒着浓浓的黑烟. 土焦炉呢, 说来寒惨, 那就是在地上挖个坑, 把煤堆进去, 拿泥把顶子抹起来就点火烧! 活像东北农村的大土炕, 烟熏火燎的. 然后就用小车推上那些炼好的土铁土焦, 敲锣打鼓地到市委去报喜. 如果铁疙瘩的个儿大些, 那就是 "放卫星" 了! 然后呢?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这些事放在行家眼里, 不用说技术员工程师了, 就是炼铁厂的工人师傅都觉得好笑, 心说, 你们这个也叫铁? 那我们都是白吃饭的了! 鞍钢炼铁厂的厂长蔡博, 留苏的冶金学博士, 看不起这些土高炉, 仗着根正苗红, 嘴上没有把门的, 说了不少 "不中听" 的话. 被别人打了小报告上去, 到 1959 年, 庐山会议之后, 蔡博被打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归入彭德怀一党, 后来不知道被发到哪儿去了, 连他身居高位的姑父李富春都救不了他. 而父亲作为冶金专家, 也说过, 像这些小土炉炼出来的铁, 给我们做原料都不合格, 因为那里面的硫, 磷, 和灰份都太高. 就为了这几句话, 他也差点儿被拔了 "白旗". 只是因为父亲说话比较谨慎, 说得比较少 (那是看到很多人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 而得到的教训), 又一直全力在抓大高炉的稳产高产, 才躲过了这一劫.
1960 年, 甘肃戈壁滩上的酒钢上马兴建, 父亲被调到正在筹建的酒泉钢铁公司炼铁厂, 仍任副厂长. 酒钢的规模要比鞍钢小得多,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降职, 是对父亲在大跃进中的 "表现" 的一种惩罚. (我那时还小, 不懂得这些.) 我们全家人坐上火车, 长途跋涉, 向嘉峪关出发. 路过北京时, 停了七天, 父母亲带我们游览了北京的主要名胜, 故宫, 北海, 颐和园, 动物园, 天文馆, 等等等等, 让我们兄妹五个大开眼界, 高兴得都不想走了! 那次北京唯一给我留下坏印象的, 是前门外所住的小旅馆, 臭虫猖獗, 咬得我们满身是苞. 不过能够游览梦中的首都, 付出这点代价也值了! 过兰州时, 因为连着乘长途火车, 辛苦得很, 我们又休息了两天. 然后便沿着兰新铁路, 向我们这次旅途的终点酒泉驶去.
父亲负责筹建的酒钢炼铁厂, 那时只是河西走廊戈壁滩上的一片荒地. 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来. 厂区离生活区有十几里路, 没有通勤车, 父亲每天骑一辆老旧的富士自行车去上班, 而大多数工人们没有自行车, 只能靠着两条腿来回走.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酒钢一号高炉的炉身一截一截地长起来了, 后来我们从生活区都可以看见那已经建起一半的高炉炉身, 还有那高高地矗立在炉身旁边的巨大的塔吊. 就在父亲紧张地为建设一号高炉日夜操劳的时候, 鞍钢的不知道什么人, 不知道抽了哪根儿筋, 又来酒钢要人, 想把父亲弄回鞍钢去批判, 继续 "拔白旗". 酒钢领导说, 这正是我们急用的人, 批什么批? 把那家伙顶了回去 - 父亲又躲过了一劫! 一号高炉越长越高, 父亲用自己的老式 120 折叠相机, 照下了不同阶段高炉炉身吊装的照片, 自豪地带回来给我们全家人看, 大家也都为父亲感到高兴.
只是好景不长, 这一号高炉长到了一多半以后, 就再也不见它往上长了 - 大饥荒降临了, 酒钢下马了! (一号高炉是在几年之后才重新建成出铁的, 那时候我们家已经在包头了, 这是后话.) 当时城镇居民的粮食定量降到了每人每月 21 斤 (买到手里其实还不到 18 斤), 在长达一年的日子里, 没有肉, 油, 糖, 蔬菜, 和其它副食品的供应. 只有那两根铁轨, 还能运进来一点儿救命的粮食. 没有多久, 浮肿病就在所有的酒钢职工和家属中蔓延开来, 其实这就是饿得要死. 每家的大人们都从牙缝里挤出一点救命的口粮, 让给孩子们吃. 形势越来越严重. 有一次父亲在从工地骑车回家的路上, 又饿又累, 晕倒在地, 幸亏有几位工人把他送到医院, 吊了两瓶葡萄糖, 才缓了过来. 那时母亲在酒钢医院工作, 经常见到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最严重的一例, 是医院里的一位男医生, 因为把口粮省给他的爱人和孩子吃, 自己却发生了几次低血糖休克. 前两次, 经过抢救, 吊葡萄糖, 都把他救过来了. 可是到了第三次, 一切抢救都无效了, 他再也没有睁开双眼!!!
情况已经到了危急的关头, 酒钢全公司上上下下, 各显神通. 武装部派出了基干民兵, 到祁连山里去打黄羊, 野骆驼, 和野雁. 农牧处派人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 到青海湖去捕鱼. 供销处派出了最为神通广大的采购员, 跑回东北去买豆饼和地瓜干. 而各厂矿处室, 则组织职工和家属, 到戈壁滩上去采集骆驼草, 碾成粉, 发给各家, 掺到面粉里烙饼. 这种饼虽然是又黑又苦又涩, 但还是让那个小饼变得大了一点儿. 春天到了, 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们一齐动手, 在家旁的戈壁滩上, 抡镐刨地, 架起筛子筛土, 再把筛出来的鹅卵石扔到旁边, 每家一小块几米见方的庄稼地就这样开出来了. 公司又派人架起了管道, 把水引到地边. (说来奇怪, 我到现在也猜不透, 酒钢的水源是从哪儿来的 - 那整个是一个戈壁滩啊!) 这就是闻所未闻的酒钢职工家属自留地! 记得我家的地里种的是大白菜, 玉米, 和马铃薯, 肥料就是用下水道里捞出来的粪水. 收成居然还不错 -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不插队而干农活了! 住在嘉峪关的一年半, 我们却吃过好多种在正常年景里绝对不会吃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其中甚至包括乌鸦和老鼠! 酒钢人, 就是这样渡过大饥荒的. 说来可怜, 当地的甘肃老乡们可没有酒钢人这样的组织, 福气, 和能量. 最关键的是, 他们没有城镇户口的供应粮. 在把手头的一点口粮交了公粮以后, 老乡们只能去逃荒要饭, 否则只好饿死!
这就是父母和我们所经历过的三面红旗: 总路线,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
1961 年底, 我们全家离开嘉峪关, 搬到了包头, 那是因为酒钢下马, 父亲在那里已无用武之地, 在半年前就调任包钢炼铁厂副厂长. 到了包头, 他肩上的担子比在酒钢时更重了. 那时包钢已经有两座大型高炉投产, 然后又在筹建三号高炉, 那也是国内最大尺码的, 1513 立方米. 这听起来是挺振奋人心的, 实际上呢? 这是在背更大的包袱. 形势是这样的: 包刚的铁矿石出产于大青山以北的白云鄂博矿山, 现在所有的人们都知道了,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蕴藏地. 可是在 1956 年包钢上马筹建时,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稀土是什么东西, 更不知道它有多宝贵. 只知有铁, 不论其它. 到了 1958 年, 在大跃进的疯狂气氛下, 主持包钢筹建的领导班子决定要 "大干快上", 一定要抢在1959 年 "十.一" 前出铁, 好向 "十年大庆" 献礼. 所以他们决定, 先建一号高炉, 把铁炼出来再说. 至于选矿厂和烧结厂, 就先放一放, 以后再建吧. 这一放不打紧, 一号高炉就只能吃粗粮了: 铁矿石直接入炉冶炼. 高炉这玩意儿其实也跟人一样, 喜欢吃细粮, 不喜欢吃粗粮! 选矿厂和烧结厂停建, 造成的直接恶果有两个, 另外还有一个间接恶果. 直接恶果是: 一. 高炉运行条件恶化. 白云鄂博的矿石除了含有多种稀土元素外, 还含可观的氟. 氟在冶炼过程中使造渣和排渣都很困难, 炉体容易结瘤, 缩短了高炉的大修周期. 后来一号高炉和二号高炉经常是打打停停, 这个刚运转不久, 那一个就该大修了. 这样一来, 高炉的生产率 (冶金术语, 叫做 "利用系数") 长期提不上去. 二. 矿山采掘状态恶化失序. 由于缺了选矿和烧结这两个环节, 却又想让高炉尽可能地顺行 (又要马儿跑, 又让马儿吃烂草), 白云鄂博矿山就成了游击战场了. 哪儿有富矿就去哪儿采,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几年下来, 矿山变成耗子窝了, 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 间接恶果是, 铁是炼出来了, 稀土元素却大量地残留在废渣里, 难于提取. 拣了生铁, 丢了黄金! 父亲刚到包钢炼铁厂时, 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难题. 大跃进的热度是过去了, 一屁股屎还得别人擦!
从 1961 年开始, 父亲在抓好包钢炼铁生产的管理工作同时, 又投入了大量精力, 研究和试验含氟矿石的高炉冶炼. 这中间父亲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经历了多少失败和成功, 我已经无法知晓, 况且我也不懂冶金. 我只知道, 这个难题终于在1964 年得到了解决. 我之所以对此事了解得比较多, 是因为父亲让我帮他抄写论文, 并且用坐标纸画了不少图表和曲线, 附在论文中 (那年我刚刚昇入高中). 论文的题目就是 "含氟矿石的高炉冶炼", 发表在 "中国冶金学报" 上. 也是这一年, 位于沈阳的东北工学院要求调父亲去做教授, 冶金部也来函准备调父亲到科技司任职, 函中甚至说, (大意) 如果你们不重用这个人, 我们准备重用. 包钢不愿意放父亲走, 就很快任命父亲为包钢副总工程师. (父亲不是党员, 所永远只能担任副职, 鞍钢生产处调度科长是一个例外, 那是个较低的位置.)
父亲甫任新职, 有了比较大的决策权, 立即筹建烧结厂, 以便让高炉尽快吃上细粮. (选矿厂已经在两年前上马筹建了.) 同时还决定从日本引进先进的球团设备, 在烧结厂下设球团车间, 双管齐下, 彻底解决炼铁之前的采矿, 选矿, 和烧结这三个环节的大跃进遗留问题. 此后包钢的炼铁生产大为改观, 这中间凝聚了父亲多少心血啊!
对了, 还有, 稀土! 当父亲还在包钢炼铁厂时, 就已经在筹划稀土提炼的事情了. 现在他主管全包钢的生产和科技, 在稀土的科研和试生产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我至今还记得, 父亲在家中办公室的墙上, 贴了一张巨大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 在周期表的最下端, 是单独列出的镧系元素, 那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吵得很响的稀土元素. 父亲把这些稀土元素用红笔划出来, 对我们说, 这是我们包钢的宝贝,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最大的稀土富矿, 就在白云鄂博的矿山里. 它的价值, 实在高过钢铁.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稀土有这样高的价值. (我在读高中时, 能够把元素周期表横着背, 竖着背, 其实也是得益于家里的这面墙壁.) 那几年, 父亲频繁地到北京出差, 就是与冶金部科技司及生产司商讨稀土的科研和生产事宜.父亲早年就通晓英文, 在鞍钢工作的那些年里又学会了俄文. 在包钢的这些年里, 为了引进日本的球团技术, 以及稀土开发, 他又自学了日文和德文. 到了 1966 年文革前夕, 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的辛苦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包钢的冶金研究所 (稀土研究院的前身), 有色一厂, 和有色二厂这些专门面向稀土的单位, 都已经初具规模了. 可以说, 从 1963 年到 1966 年上半年这一段日子, 对于父亲, 对于我们全家, 甚至对于全中国, 都是最舒心的几年了!
1966 年 6 月 1 日, 毛泽东发动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全中国从此陷入长期的混乱. 他认为中国前几年走错了方向, 而且大权旁落, 党中央已经不是他说了算了. 这必须加以纠正. 纠正的方法, 就是让学生们造反, 然后在全国大搞群众运动, 自下而上地打烂各级权力机构, 把权力重新夺回到自己的手中来. 当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 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之后, 立即停课了. 一些 "红五类" 开始学北大的聂元梓, 给校领导和老师们贴大字报, 一些校领导和老师们被关了起来, 写交代材料, 不准回家. 其中一些人更是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几个月后, 文革从学校蔓延到社会, 父亲和母亲先后受到冲击, 被贴了一些大字报. 母亲是医院的妇产科主任, 每天仍然要给患者看病, 那是因为女人总是要生孩子的, 谁也挡不住. 父亲的工作则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大部分时间都得写交代, 为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违心地做检讨. 到了 1966 年底, 包钢的生产和科研, 已经没有人认真地管了, 因为从公司 (副部级和司局级) 到二级厂矿 (处级) 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都被 "揪出来" 批斗, 处于瘫痪状态. 只有车间主任和支书们 (科级) 仍然还能履行职责. 父亲属于公司级领导, 但是因为他不是党员, 戴不上 "走资派" 的帽子. (毛给"走资派" 下的正式定义是: "党内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左一顶右一顶其它种类的帽子还是被扣到了父亲的头上: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份子, 美国特务, 漏网 "白旗", 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等等等等, 不一而足. 很多次包钢公司的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 父亲也被迫站在台上, 这叫做 "陪斗". 尽管他没有受到多少皮肉之苦, 但是那些精神摧残和人格侮辱却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父亲对此是比较看得开的, 因为他深信, 是非早晚会大白于天下. 母亲却不太一样, 她的话是: "士可杀而不可辱!" 文革后谈起这一段经历时, 母亲曾经亲自对我说过, 我是绝不会接受抹黑脸, 剃阴阳头, 挂黑牌子, 坐飞机这一类侮辱的, 与其那样, 我宁肯去死! 幸好, 母亲有那么多热爱她的患者们, 母亲也是她们的亲人, 谁敢动一下我的母亲 - 她们的 "老张大夫", 那可是要考虑一下后果的!
文革中的恶行, 罄竹难书. 拣最轻的一件说吧, 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 1966 年底我们家被抄家的情形! 那天晚上, 包钢行政处一个姓蒋的科长, 带着几个初中学生红卫兵, 敲开了我家的门, 不出示任何证明和证件, 不说明任何理由, 就开始乱翻起来. 父母亲所有的箱子和书柜都被打开, 所有的衣服, 物品, 书籍和笔记本逐一被检查, 然后扔得满地. 这还不算, 我们兄妹的房间也一样被抄得乱七八糟. 这帮家伙抄来抄去, 也没找到什么他们想找的东西, 装了几箱书籍和笔记本, 灰溜溜地走了, 却把我们几兄妹气得要死! 一些年之后, 这些被抄走的东西又被还了回来, 那已经是父亲去世之后的事了.
毛打开了 "潘多拉" 的盒子, 却无法收场了. 原计划大中学校停课半年闹革命, "七八个月看出眉目", 云云. 后来发展到天下大乱, 却没有达到天下大治. 走了红卫兵, 来了工宣队. 夺了走资派的权, 却发现工人阶级无法领导一切, 便开始全国军管. 军管又管不好经济和生产, 只好再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拉回来, 美其名曰 "革命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绕了一大圈, 工农兵学商, 都被整了个一溜遭. 还觉得不过瘾, 每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让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 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十年浩劫的人, 听起这些事, 可能像 "天方夜谭" 一样吧.
1968 年底, 文革 "进入" 到了新阶段, 就是所谓 "清理阶级队伍". 父亲彻底失去了自由, 被关进了 "牛棚". 在那里每天的日子, 就是没完没了的写检查, 请罪, 被批斗, 然后到包钢属下的农场去做繁重的体力劳动. 而我所在的高中, 造反派在战胜了保守派以后, 又分裂成新的两派, 继续打派仗, 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当初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 - 已经开始把人往死里打了! (我所在的中学, 在文革期间, 总共有五位同学失去了青春的生命!) 而我们这些原来的保守派, 此时变成了逍遥派. 有的下围棋; 有的仍然像两年前的大串联一样, 在全国乱转; 有的从学校图书馆里偷了各种各样的书来看, 根本不管什么 "封资修" 不 "封资修"; 我则是猫在家里焊半导体, 听 "封资修" 音乐, 看 "封资修" 书, 另外就是定期去给父亲送些食品, 日用品, 和换洗衣服. 那个关父亲的 "牛棚", 设在在原包钢第六职工宿舍 (那时简称 "六宿"), 一楼的一间屋子. 我去送东西, 却不准见父亲的面, 送去的东西也要经过一番查验才能到达父亲的手里. 送了几次之后, 被我查出了父亲所住的房间, 我就在交了东西之后, 扒在窗户上偷偷看几眼父亲的情形 (只能看几眼就走, 我不愿意被人发现而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 再回家去讲给母亲和全家人听. 啊, 我实在是无法形容母亲那时的表情! ......
1969 年初, 我不可能继续我探视父亲的使命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发出了又一个伟大的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 其实我搞不懂: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是最革命, 最先进, 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 而且毛主席还说过,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那为什么我们在城里被党和工人阶级教育了十几年后, 现在反倒要去被贫下中农 "再教育", 那不是越教育越落后了吗? 将来可怎么去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呢? 但是我搞懂搞不懂根本没用, 那几年还有一个理论, 说: "对于毛主席的指示,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在执行的过程中加深理解." 反正怎么说都是他们对, 何况谁敢问他们对不对啊? 不想活了? 到了 1968 年底, 在我的同学中, 除了少数被认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被送去当兵或者当工人之外, 多数人已经被 "自愿报名", 先走一步, 插队去了. 我耗到了 1969 年初, 觉得熬不过去了, 只好也被 "自愿报名", 下乡落户去了.
离家前一天, 最后一次去给父亲送东西, 对看守说, 我要下乡插队去了, 希望能见父亲一面. 我得到的是冷酷的拒绝! 扒在窗户上再看了父亲几眼, 我离开了, 满含着眼泪!!! 第二天, 阴云低垂, 我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妹妹, 与另外十一名同学, 乘着卡车, 到河套地区的乌拉特前旗的树林公社, 当农民去了. 卡车启动的那一刻, 望着母亲那日见苍老的面容, 不知哪一天才能再见到父亲, 我心如刀割! 中国之大, 已经无法找到一张可供读书的书桌, 包头之大, 当时竟无我立锥之地!
我走以后, 父亲在牛棚里又被关了半年, 才放回家. 一来, 他们从父亲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东西; 二来, 内蒙的文革又 "进入" 了另一个新阶段: "深挖内人党". 这一轮挨整的是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 数量要大得多, 牛棚必须腾地方关新人. 莫名其妙地被整了一通之后, 父亲又去上那可上可不上的班, 过了一段轻松日子, 便随着毛主席的下一个最新指示, 被发到 "五.七" 干校劳动去了. 好在包钢的干校不远, 父亲可以每天回家, 换掉那一身被汗水浸透的衣服.
1971 年底, 我离开了农村, 被抽调到包头 "五.七" 师范学校培训半年, 准备去做中学教师. 当时人口剧增, 中小学师资严重不足, 全国的大学通通关张, 好几年没有毕业生了. 有关部门没办法了, 只好现抓一些原来的高中生, 培训一下, 就送去教中学. 其实那个所谓培训, 就是整天开会讨论学文件再加上建校劳动. 学什么文件? 就是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 听完了 "571" 工程纪要,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共鸣, 只是在讨论时, 嘴里必须另说一套而已.
林彪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它使人们重新思考很多问题. 不久, 实质性的调整在各个领域中启动了. 1972 年 4 月 1 日, 父亲回到了包钢副总工程师的职位上. 面对一塌糊涂的生产状况, 他一面抓紧恢复和健全各项生产规章制度, 一方面亲自去调查各厂矿的设备状况. 首先就是炼铁厂, 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 爬到一百米高的高炉炉顶去查看料钟的运行.
1972 年 4 月 7 日晚, 父亲因剧烈的腹痛和呕吐住进了医院. 两天后, 被诊断为急性爆发型胰腺炎, 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 父亲进入休克状态. 冶金部紧急选派了两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乘专机飞抵包头, 为父亲实施手术治疗. 可是一切抢救措施终归无济于事, 1972 年 4 月 15 日, 慈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也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冶金事业. 那一刻, 我欲哭无泪, 难以自制, 锥心之痛, 无以发泄, 只能疯狂地槌打着病房的墙壁, 说不出一句话来!
父亲的一生, 为国为民, 兢兢业业. 好学不倦, 卓然有成. 为人正直, 嫉恶如仇. 兴趣广泛, 智慧豁达. 失去了父亲, 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切!
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 历史是谁写的? 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雍正乾隆慈禧拿破伦俾斯麦老马老列老蒋老毛罗斯福邱吉尔希特勒斯大林等等等等这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写的吗? 我却不以为然. 历史是小人物们写的, 是由父亲母亲和我们与我们的后代以及无数和我们一样的老百姓一代一代一点一滴写出来的! 水可以载舟, 亦可以覆舟. 历史不是按照大人物们自以为是的意志走的, 历史总是顺应着民意. 大人物们如果知民意, 顺民意, 历史会给他们记上浓墨重彩的优美一章. 反之, 如果大人物们愚弄民意, 践踏民意, 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即使他们想在历史中写上自己的那么一笔, 也只会落个笔秃墨竭, 身败名裂, 霸王别姬, 向隅而泣. 刘少奇在 1960 年考察了湖南农村饿死人的情况之后, 曾经焦急而忧虑地对毛泽东说: "人相食, 是要上史书的啊!" 毛不致可否, 看起来刘比毛在这一点上要聪明一些.
1976 年 9 月, 毛去世. 10 月, 四人帮就擒. 在那个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日子里, 我夜不能寐, 写成了下面这首五言古风, 献在父亲的灵前:
胜利歌 (作于1976 年 10 月 26 日)
- 举国欢腾, 破 "四人帮". 遥寄先父, 夙愿已偿!
既萌慈禧念, 先扮菩萨面. 邀结狐狗党, 变幻荒唐言.
壮士含忧死, 鸡虫复悠然. 自有燕雀翅, 何愁不蔽天.
欲穷千里郭, 中饱金銮殿. 何堪帝王业, 一去不复返.
问君几多仇, 万众齿发寒. 还我英雄汉, 还我好河山.
朝思复夜盼, 忽报凯歌传. 九州齐鼎沸, 普天尽开颜.
青山遮不断, 九曲十八盘. 其势凝万钧, 一泻卷狂澜.
国际悲歌壮, 畅抒胸中怨. 歌罢忆先人, 耿耿怀宏愿.
不须多情泪, 发奋换新天. 光大中华日, 引吭高歌奠.
数年前, 大哥二哥和弟弟妹妹按照母亲的遗愿, 把父母的骨灰合葬在成都青城后山的一个公墓中, 每年祭扫追思. 2007 年我回国探亲,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回四川为父母亲扫墓. 这里贴出的, 就是青城山的正门和后山的一些照片.
1. 青城山的山门.
2. 青城山正门. 我们今天要去扫墓, 时间太紧, 无缘一游.
3. 即将进入青城山了.
4. 青城乃中国道教圣地. 这是正门前的建福宫, 香火旺盛.
5. 青城山正门.
6. 郁郁葱葱的青城后山. 父母亲就长眠在这一块土地中.
7. 青城山的景色 - 1
8. 青城山正门外的餐厅.
9. 青城山的景色 - 2
10. 青城山的景色 - 3
11. 青城后山的入口处
12. 青城山的景色 - 4 - 山佪路转
13. 通往青城后山的公路 - 1
14. 青城山的景色 - 5
15. 峨眉天下秀, 青城天下幽.
16. 青城山的景色 - 6
17. 通往青城后山的公路 - 2
18. 父母亲长眠的公墓就在这里.
19. 公墓门外
20. 岁月流淌
21. 扫墓之后, 只见青山依然, 父母却早已仙逝.
22. 仙居
23. 离开了青城山
24. 都江堰外景
25. 都江堰外的木制浮雕 - 1
26. 都江堰二王庙 - 1
27. 都江堰外的木制浮雕 - 2
28. 都江堰二王庙 - 2
29. 以下的照片都是在成都著名的春熙路拍的.
30. 春熙路上的真假模特
31. 春熙路附近的街景
32. 春熙路上地面上的铜浮雕, 讲述着一段历史.
33. 春熙路上, 可以看见时光的沧桑.
34. 成都有名的小吃 "龙抄手", 真是物美价廉!
35. 餐馆门外, 猛张飞在招揽客人.
36. 春熙路上地面上的铜浮雕, 讲述着另一段历史.
37. 成都春熙路口
38. "龙抄手" 店里所见
39. "龙抄手" 店里, 另一份小吃.
40. 春熙路上另一景: 天下为公, 索尼在上!
(如果想看大图, 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
http://bbs.wenxuecity.com/chengdutravel/323061.html
多谢剧团的鼓励!
谢谢你的补充说明! 我还不知道鞍钢的大部分已迁往营口了. 好多年没回鞍山了, 真想看看她现在的样子!
谢谢分享！
现在的鞍钢的大部分已迁往营口了，我家在铁东胜利路边离对炉很近，如今的那里已是高楼林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