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3)
那位在美国穷困潦倒的复旦博士的故事，前不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有人为他扼腕叹息，有人为改变他的处境而呼吁奔走，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自作自受，自毁前程，不值得同情。因他而想到我发小的遭遇，觉得像他这种高智商的人，做出有违常理的事，是因为神经系统的不稳定导致的，应该从心理治疗干预入手，或许会减少悲剧的发生。
发小的爸爸因为年少时听信他人，在49年政权更替之时，加入了对抗新政权的一个组织，但很快就被新政权破解了。他爸爸因为年少，又是刚加入，被教育了几个月就放回家，平静工作生活。没想到几年后，旧事重提，被判坐了几年牢，出狱后被发配到外地干苦力。那时他妈妈已经有了他和他弟弟，他妈妈本想离婚，但是管理他爸爸的单位劝他妈妈要给他爸爸一个新生的机会，并说即便是离婚，也不会改变他爸爸与孩子们的关系。所以我的发小和他弟弟是在政治歧视中长大。他把自卑藏在心中，也造就了一颗敏感，易受伤的心灵，只是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意识到。
发小非常聪明，学习上名列前茅自不待言，还拉得一手好小提琴，他后来展现的音乐天赋更让我瞠目结舌。好巧不巧，我俩先后进了同一所大学，他低我一级。在他进校的第二年，我们市举行大学文艺汇演，他是我校文艺演出总指挥，我记得我们当时表演的曲目是用了一首歌“「太阳最红，xxx最亲」 他把它改编成集合唱，独唱，舞蹈的一首大型组曲，独唱抒情婉转，合唱气势磅礴，舞蹈优美动人。最后我校还斩获名次。因为市歌舞团团长的老婆是我校的老师，也是此次会演的指导老师，团长还问他是否考虑转行学音乐。
发小进大学不久跟我说他经常整晚失眠，校医说他是神经衰弱。我认识的一位学姐在市精神病院心理科工作，就约好一起到精神病院去求医。那天我发小还带了另一个与他同病相怜的同学D，我们三人去了精神病院。到了心理科，学姐要我们帮她一个忙，她和她的老师正在写一篇有关精神分裂的论文，需要收集数据，因为表格太多问题，很多病人嫌麻烦，不愿配合，她们收集的数据太少，分析结论难以服众。她让我们填了几大张表，然后逐一对照说，D同学指数最高，已接近精神分裂了，我发小的指数也很高，我在正常范围。她还说，根据她们现有的数据，发现指数相对比较高的人都是聪明人。我知道我发小是很聪明的人，那D同学应该比他更聪明，我发小说：「的确如此，D同学就像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有些前沿的科学知识，老师还要跟他求证。」我顿悟道：「怪不得那些天才科学家都有异于常人的表现，譬如国外的牛顿，爱因斯坦，我国的陈景润。看来天才与疯子仅有一步之遥。」我还开玩笑对两位男孩子说：「你们要小心哟，不定哪天就成了精神病院的常客。」
医生开了药并建议发小和D同学都回家休息放松一段时间，我回校后则怂恿了好多同学去做测试，据学姐说，后来的同学没有发现有指数太高的。看来天才还是少数。
毕业以后，发小一直很上进，后来做到单位中层领导，他们单位要盖一座大楼，发小主管修建，这涉及到与施工企业和资金往来，他也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走平衡钢丝，大楼终于建成，皆大欢喜，他也松了一口气。谁知几年前，反腐的号角吹响，他虽然已经退休，听到风声说他的单位也要倒查几年，他那敏感脆弱的神经马上难以承受，就此惶惶不可终日。其实一直没有人来找他，也没人打电话问询，但他就觉得他已处在全面监视之下，出门觉得有人跟踪，在家也觉得有人窥视，整天疑神疑鬼，最后觉得呆在家里会对妻女造成危害，不顾家人反对，只身一人回到父母留下的老屋，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只是每周他弟弟来给他送一次食品，而且每次都是放下食品就催促离开。我后来想，其实那时他已经是病态了，他的家人不知为啥还要让他独处。他本身心脏也不太健康，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最后被他送食品的弟弟发现孤独的死在老屋里，那已是他死后的两天。（据法医鉴定）
他女儿打电话告知我这个消息，我又给他几个高中好友打电话，希望他们去送他最后一程，他的同学都深感痛心，如此聪明有才的人却落得这般惨景，他们共同问号都是：他为什么回到老家也不与同学联系，为什么不求助于医生，如果有适当的医疗干预，有同学的帮助，他也许不会困在自己造就的巢穴里。我只能说是性格决定命运，大学那次的精神分裂指数测试就证明他原本就有一个病态的精神世界，在顺风顺水的环境还能应付，一旦精神压力增高，超过阈值，精神崩溃犹如大坝破堤一样措不及防。
我想，上天也是公平的。聪明的人不必沾沾自喜，也许聪明的代价就是脆弱的神经；平凡的人也不必气馁，平淡而顺遂才是人生的福气。
有天才基因的人，环境就特别重要了，
环境影响系数对 “天才” 是成倍的，
即正面或反面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