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十七：清理阶级队伍

文革杂忆之十七：清理阶级队伍

     工宣队进校那天，我和班里两个新会县籍同学非法地住在第一宿舍三楼(即最高一层）。那是６６级男毕业生原来的宿舍，他们因文革耽误直到６８年才分配。我表姐分到四川省泸州一间工厂。据她后来说因四川武斗，一路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有个６６级潮州籍学生，文革前因连续两年留级被处理退学。文革初期学校批判“柯麟黑帮迫害工农子弟”的罪恶，校文革筹委会请这批人回来参加运动，每月由学院发给生活费。他叫阿七，我们叫他七哥。时过境迁，这批工农子弟恢复学籍的要求已被中央否决,生活费也停发了。七哥还坚持着不离开，希望能有转机。６６级学生全部分配离开后，他一个人住整间宿舍难免感觉寂寞，便让我们搬去和他做伴。七哥很悲观，每次谈话一开始总是“唉！我这个问题......”可我们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
    等到工宣队在学校“长期住下来”了，要我们全搬回自己宿舍去。七哥也只好回家乡，谁也斗不过政府啊！整个三楼被用作“清理阶级队伍”的牢房，关进去好多专政对象。有天早上，楼外水泥地上躺着一具尸体，明显是下定了决心跳楼自杀的，头部着地，脑浆四溅。大约有四、五十岁吧，听说是附属肿瘤医院的“国民党残渣余孽”。我这才知道“清理阶级队伍”有多恐怖。
    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根据百度，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在全国共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５０万，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３０００万。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１９６０年代初的大饥荒外，解放后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四清、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譬如上海宝山县，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７０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３３４人。我到云南工作后，才知道整个云南抓“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分子”一案多么残酷，据官方文革后公布的资料，云南省１３８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１４７３人，打残９６６１人。我二姐夫的表弟原是南下大军的团级干部，赵健民的下级，被打断双腿，终身残废。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篇经验是８３４１部队宣传科长迟群写的，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毛泽东的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后，全国就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新华印刷厂介绍的主要经验是：建国１８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极其尖锐、激烈，军管人员进厂后，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具体作法是：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的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迟群后来竟当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与文革初横扫走资派和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的风暴不同，“清理阶级队伍”的打击对象是普通群众。包括城市和农村，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新挖出来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打击面更大、更阴暗恐怖、更凶狠残酷、更旷日持久。
    我母亲的家族大，亲戚朋友很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挖出来”的不少。舅舅在朝鲜战场上因部队被打散，他只身逃回，其中有三天的经历没有证明人。回国后审查了好几年，党籍没了。此时在邻县工作，问题又翻出来整，关在土牢。舅妈读中学时集体参加三青团，也被关，打得好狠。广州的表舅解放前当海员，本来成分算工人，一向平安无事的，有一天上班也莫名其妙地被关了起来。表舅妈是家庭妇女，急得要死，让表哥来找我。因为我增城的姨妈有口箱子寄存在他家，锁着的，又不知里面有什么犯忌的东东，怕单位会来抄家连累全家人。
    我赶忙悄悄到增城找姨妈拿钥匙。姨父姨妈是１９５３年从香港回内地工作的。不知什么人曾从香港寄了一封信给姨父，被政府截获，里面写了什么姨父始终不知道，但从那时便灾祸连连。我到达他们家恰是中午时分，姨父回家吃午饭。他卷起裤腿让姨妈为他换药，我看到两边膝盖都跪烂了，好不心疼。回到广州先去表舅家打开箱子清理了里面的“四旧”物品。不过单位始终没来抄家，过了几天表舅也放回来了。原来是他一个老朋友被审查，捱不过吊打瞎供而受牵连，幸好专案组查不到任何证据，不了了之，有惊无险。那时这种“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事太多太多了。
     陈契弟在专案组不知担当什么重要角色，神秘兮兮地整天不见人影，吃住都在专案组。他有天回宿舍来，突然指着他贴在抽屉上的一张毛主席像大声叫嚷：“这是谁干的？”我们上前看，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黑白照片，毛在庐山上坐在藤椅上照的。毛的脖子部位有条划痕，像是有人用利刀或刮胡子的双面刀片划过的。大家看了都沉默，这家伙平常太飞扬，没人理他。再说像这种太过犯忌的事，最好别沾边。陈契弟仔细端详了每个人的表情，恨恨地出去了。一会儿带着专案组的几个同伙来，又照相又审问在场每个人，还做了记录。没有什么线索，把那张毛主席像小心翼翼揭下来，走了。后来专案组又追查了几次，特别是阿辉被打成“反对学生”后还故案重提，始终没结果。今天同学会毕业周年纪念会开过几十次了，尽管“公安六条”早已无效，但没谁承认自己五十年前干过这桩勾当，说不定是陈契弟自己捏造出来的。像这种半点线索也没有的案件要破，除非把全班同学一个个绑起来吊在梁上几个钟头，说不定有十几个人会承认是自己干的。我在这里不是开玩笑，实际上是走出校门后看到的普遍社会现象。文革后那么多冤假错案平反，都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