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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忆之十六:工宣队进校

(2016-03-30 16:25:59) 下一个

文革杂忆之十六:工宣队进校

    
       1968年7月25日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头头和军队干部的讲话,宣判了广州旗派的末日。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  周恩来说:“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康生说:“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今天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武传斌:“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
    消息电传到广州,我们心中一沉:红旗派完了。虽然我们这些逍遥份子派性不强,但都觉得不是滋味,更不服气。后来的事实证明‘反共救国团’纯属子虚乌有捏造出来的冤案,但周恩来、康生从未承认过半点错,两广因此被杀死的十几万人(其中大多数根本没参加过任何派系)白白成了屈死鬼。最主要的刽子手、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文革后半点责任也不用负,稳居高位直至进八宝山。
    两天后,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多工人宣传队,在8341部队干部领导下进入清华大学制止学生的武斗,收缴武器,撤除工事。工人进驻清华(当时置身武斗的清华两派约有600余人)遭到了团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5个宣传队员死亡,731人受伤。还有两个清华团派在逃跑过程因翻车死亡。本来,下定决心制止全国武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毛这位策略大师不仅没有在事前通知蒯大富(他是武斗的策划者)这一举措,而且这3万多工人到达清华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要平息清华武斗的决定,导致了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牺牲。毛本人是7月28日凌晨2时在睡梦中被周恩来叫醒才知道的。他即刻把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找到人民大会堂训话,告诉他们"工宣队的黑后台就是我"。后来又于8月5日把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赠送给他的两箱芒果全部转送给工宣队,诱发了全国一场圣果闹剧。
    8月初,记不得是哪天了,上万名工人、农民组成的宣传队带着长矛、木棍等武器在解放军带领下开进中山医学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背景,所以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校内各教学楼和宿舍本来就没有武斗工事,红卫兵总部我从没去过,有没有武斗工事我不知道。工宣队一进校就先把文革初期被揪出来、此时已"逍遥法外"一年多的牛鬼蛇神(大多数是老教授)抓起来,关进图书馆大楼专政。又到处搜捕旗派头头,但他们大都早就跑掉了。一队队的工、农宣队员把我们的抽屉、箱子抄了个底朝天。隔壁班一位姓梁的广州籍同学只因为军训期间打靶后私藏了两粒子弹壳被翻出来,"有子弹壳就有子弹,有子弹就有枪"。他交不出枪来,被工宣队当场用绳子绑起,押到图书馆大楼和那些牛鬼蛇神关在一堆。惹得阿辉阿顺他们和我大笑了一阵。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认为我们幸灾乐祸、太不厚道。我在这里承认这就是当时我们的真实精神状况,觉得梁同学只是运气不好被误解,很有趣。实际上他当天晚上就释放了。但抓捕旗派头头的行动却一直没有停止,直到全部归案。
    我四哥华南师范学院班里一位女同学就惨了一些。她正和华南工学院一个男同学谈恋爱,有一天又到华南工学院去。两个人在宿舍里正谈得亲密时,大楼里突然发生爆炸。原来恰好这天工宣队进校。早先一位学生为躲避武斗逃回乡下老家,临走前在自己木箱中安了一个爆炸装置。有个工宣队员查抄,打开箱子就被炸死了。工宣队不分青红皂白将全楼人员都赶出楼外,强迫他们在大雨里跪在泥水中3个钟头。其中只有她一个女的。她说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屈辱。
    8月26日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9月初这个长期留下去的广州市重型机械厂工人宣传队就进学校了,但实际领导掌权的却是军宣队。我们班进来了两个:军代表叫刘惠民,30来岁,白白净净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都不低,估计应是政治干部。他掌管6个班,后来因与另一个班一位陈姓女生好上了被调离。工宣队员叫丁蓉,也是30来岁,我们叫她丁大姐。丁大姐只负责我们班,人很和善,看得出来她不会整人(我始终认为好人坏人总是可以辨认的),也不太会说话。刘惠民说什么,她最后总跟着说刘同志说得对,我赞成。刘惠民不在时,她就让大家读社论,或自学毛主席著作。比起有些班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工宣队员,丁大姐真是太好了。当时工宣队最主要的政治任务是在教工中"清理阶级队伍"(下一集会写),在学生中揪红旗派头目,查"反共救国团",我们班当时确实也没有重点挨整对象,和和气气地过了那几个月。但我渴望的复课闹革命始终没有进行。
    学校要主办中日青年联欢。前一天下午,刘惠民把我和两个黑五类子女叫到办公室里说:"明天你们三个不能在学校里呆着,上哪儿都可以,下午5点钟后才可以回校。"当时广西和湖南道县大批屠杀黑五类子女的消息已传遍广东省了,珠江上也常见飘来的五花大绑尸体。所以我们觉得军代表已经大慈大悲了。那天我乖乖地在校外直溜达到天快黑才回校。进了宿舍,见桌子上摆着一张大红布,上面用墨汁签着我们班那些同学姓名,还有好多日本名字。阿顺告诉我,日本青年下午2点多就走了。午饭吃的是面包夹肉,丢那妈!不好吃,本来想大吃一顿的,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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