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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下)
1969年春，我们结束了博罗杨村半年的插队劳动后，来到在惠阳和惠东的专区医院，县医院和一些公社卫生院巡回实习。惠阳县陈江公社（甲子镇）在惠州市西南方20公里处，是其中一个点。我们在公社食堂搭伙，有天午饭时听到食堂门口一高声叫骂：“我丢你老母，逃港！想死啊？”往外一望，是一大队干部带着一荷枪民兵进来领他们大队被收容站遣返回来的逃港广州知青。少倾押着两男两女出去了，那干部边走还边骂：“今天晚上开大会批斗！看你还敢不敢逃？”那民兵也是潮州知青，名叫阿冲, 和我挺熟。过了几天他来公社领农药，我问他：那天晚上批斗会凶吗？他的回答令我意外：“哪里有什么批斗会哇，一出了街就把他们放了。此刻怕又在“扑网”路上了，湿咗头就毋得番啦（广东话，即开弓没有回头箭。但在这里，“湿了头”有特别指下水偷渡的意思。)”然后他解释说：农民根本就不欢迎知青来分他们的口粮，加上知青早已用半导体收音机猪肉罐头衣服什么的买通了干部。“抓一次放一次，公社又不是不知道。我要在香港有亲戚也早就跑了。”听他把逃港说得这么轻巧，不由得我心中一动：“我是不是也.......”于是有意地继续和他就这个话题多聊。阿冲毫不顾虑，告诉我陈江公社西南方这座高高的白云嶂就是“笃卒”和“扑网”的咽喉要地，凡由东路逃港都要从这座山经过。山大林密，并无民兵巡逻。但一过了山，龙岗平原晚上就有流动哨。每抓到一个偷渡客，上面奖励6角人民币。过了平原再上一座高山，就能望到香港的灯光了。
不久，“整党”运动开始了。公社要求我们每个大学生都要轮流下到一个生产队当两个礼拜的整党工作队队员。和我一起的是一个名叫阿辉的广州籍同学。阿辉和我一样，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让我们两个非党员当整党工作队员，也是那时才会有的滑稽事儿。我们俩被分到白云嶂山脚下的一个村庄, 住在一户贫农家, 男主人叫坚叔。他的弟弟阿祥当过兵，转业后在惠州市公安局当警察。60年大饥荒时阿祥也逃到香港。在香港住了几年，始终混得不理想。国内经济好转后，家里父母给他订了一门亲，他就回来了。当然警察是不能再当了，只好回家乡务农。我们去时阿祥在生产队里放鸭子，每天赶着几百只鸭子到北面的潼湖区域放，晚上又赶着回来，很悠闲的样子。有天晚饭时阿辉问坚叔，阿祥当年是怎么去香港的？坚叔一听就有点紧张。赶紧解释说阿祥没入过党，三年困难时期先是吃不饱自动退职回村，再同村里几个小伙子一同走的。晚饭后我对阿辉埋怨说，怎么你会问这么敏感的问题，咱又不是真的来整什么党。阿辉诡异地朝我一笑说：“难道你就真的不想知道吗？”阿辉仗着出身工人，爱乱说话发牢骚。在插队劳动时，每逢晚上新闻广播，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后，照例要连夜敲锣打鼓去宣传的。阿辉很不满，说：“丢那妈，皇帝放个屁，大家都不用睡觉了。”像这样的“反动言论”，我别说不敢讲，听都不敢听。我自知出身不好, 又是个胆小的人，万一运动来了我是抗不住的，所以从不掺和那些。可这回只有我们两个人，躲不开，对着阿辉那表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表情只好装傻答非所问：“阿辉，今晚我们还是去游泳, 等哪天有空我们上山玩好吗？”
机会很快就来了: 坚叔得了流感，发热喉疼流鼻涕。我对阿辉说：“我们上山採点草药给坚叔治病吧。”第二天朦朦亮我们带上干粮水壶出发了。山上林木茂盛，荒草丛生，悬崖壁立，了无人烟。一路上我们都心照不宣：不谈政治不谈家庭更不谈香港，只各人自己留心方向路径地貌特征。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绝顶，头上是一个高高的木制三角架，山顶没有树，风很大，草深及膝。视界十分广阔清楚。往香港方向望：西南方观音山的主峰大细镬连着梧桐山，那是“扑网”的最佳路径。但据阿冲说，那条路边防军查得严，军犬也凶，成功率最低。正南方的山坡比较平缓，林木更密。大约二三十公里就可下到山下的龙岗平原。平原从南到北约十多公里寛。如果半夜后从白云嶂出山，假定没撞上巡逻的民兵，天亮前穿过平原进入更南方的梅沙尖山应无问题，最主要的是运气要好。上了梅沙尖山就可以看到香港了，山下即是大鹏湾。我认真地反复打量：从镇隆镇出发，沿白云嶂东麓南行，在林木茂盛处的小径或杂草丛穿行，避开闲人，满打满算有五六天就够到海边了。我的体力和游泳技术都是顶尖的，一口气游它十多公里没问题。（现在我退休后仍每天游4公里，从不间断。请参阅我的博客文章《我的育儿观---孩子还是贱点养好》LINK是: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201/21507.html和《回忆42年前一次穿越横断山无人区抢救伤员的经历》，LINK是: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204/12032.html)。
以下是我根据当时观察回忆加上阿伟后来向我讲述所描绘出来的路线示意图：
阿辉同样没闲着。等到我们都觉得可以了，我使了个眼色：“回去了吧？”便打道回府。路上顺便也为坚叔採了些草药。水壶空了。看见半山腰有间茶场就进去讨开水喝。正好他们在熬新鲜茶叶水，我们不应该像偷渡客的样子。一个当头的听我们自我介绍是中山医学院的，便貌似随便地问我们手里拿的什么草药，我们答了。他又从他们自己的草药中拿出一棵：“这棵呢？”我答：“半枫荷。”总算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两个水壶灌满。我们道了谢就下山。
当晚和阿祥闲聊，他说当年他们是从淡水镇经澳头镇到石角头游水到东平洲岛的。因为淡水和澳头都属惠阳县管辖，那边的警察大多和他熟。“饿得要死，谁有力气爬白云嶂啊！”他说。经过这些天和我们的相处，他对我们俩的为人已有初步了解，也放松了警惕。他又说，镇隆有个检查站，对过往旅客盘查很严，但若骑单车的本地人就不用查。趁着未回陈江的机会，我和阿辉向坚叔和阿祥借了两辆单车，骑到淡水镇去。那里的卫生院条件不错，也是中山医学院的一个实习点，驻有我们年级的一个班。过了两个月我们班也轮转到淡水去实习了三个月。我发现淡水对外地人盘查特严，即使有证明也连行李都搜查。淡水还有个收容站，关满了抓到的偷渡客。可能是故意要造成恐怖气氛，常能听到犯人挨打的嚎叫声。以后我们还去过捻山港和港口村。这两个港是“屈蛇”的出发地，但我和本地人不熟，加上没有钱买船倉位，不敢贸然从事。
经过仔细的探路和分析，我心里已经有了底：“笃卒”是最现实可靠的方式，从镇隆翻白云嶂到大梅沙再游到吉澳岛，只要运气好没撞上巡逻队，应该有八成把握。我请了假回揭阳去看母亲，向她谈了我的计划。谁知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孩子，你现在有书读着，将来会有工作的，干嘛去冒这险？你要是知青，妈一定买船让你屈蛇走。”我妈在家里一言九鼎，就这样我的打算胎死腹中。回到班里，才知道阿辉让学校专案组给抓回广州进“学习班”去了。那时正是全国“一打三反”运动高潮，学校正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家伙反动言论太多，活该倒霉。我们和他较要好的几个人都被责令写检讨揭发。我的主要问题就是和他“到处乱闯”，不过我始终坚持“就是去玩，别的没有了”；恶毒攻击什么的我是从没听见他说过。不久年级的一个政治辅导员来到我们班传达这桩案件的定性：XX辉这个坏蛋（这就是阶级敌人了），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计划逃港......还好学校实事求是,没把我也牵进去，其他几位好友也全侥幸过关。
1970年7月，通知全体69，70，71级学生回广州毕业分配。大家高兴惨了。进校的第二天黄昏，我正和一位好友阿顺两人要出校外散步，突然见到阿辉单独一人在远处从专案组食堂往外走。我俩高兴极了，高叫“阿辉”跑向他。没想到阿辉竟然低头加快步伐走开，一边摆手向我们示意不要追上他。我和阿顺面面相觑：阿辉，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竟然在三个月间成了这个瘟样子！共产党的整人术，不由得你不佩服啊。
几天后我们正在开会，还是那位政治辅导员带着阿辉到班里来，说：XX辉同学犯有严重错误，但能坦白交代，态度好，决定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参加毕业分配。阿辉就这样留下来了，但整天沉默，跟谁也不私下交谈。很巧，他也分到云南。到昆明后才恢复和我有说有笑的，一起去游山玩水。8年后，我到滇南开学术会议，还专门绕道去看他。以前一起探路的经过当作如烟往事，心中一丝波澜都没有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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