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春：我们时代的诗歌教师

我对王家新的了解和钦佩之情，是随时间而逐步加深的。正如他自己公开奉为典范之一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智慧之于他，事实上也是“随时间而来”，或者说随着时间而逐步显著。王家新那一代人对中国当代史有极沉痛的经验，就个人来说，在他生命的早年、青年和中年三个阶段，他都接受过命运给他的特殊的磨难（详见《王家新著译及文学活动年表》），他似乎是因为这种受苦的经验而养成了热情而审慎、敏感而持重、质朴而开阔的人格风度，当然，或许真正重要的，只是一种向上的意志――向着形而上，对精神事物堪称坚韧的执著。王家新力求“去成为”的精神范畴应该直率地称为“崇高”的，参考康德的定义，“崇高”就是那种在技艺和形式上难于把握、有令人敬畏特征的美学现象或境界。因此他一向只专注于精神，很少谈形式、技巧本身，他的诗，在技巧上看似并不多变，质朴，凝重，一以贯之。在这个急躁、诡谲、速成的时代，这种拒绝在风格上炫耀的诗学对于青年诗人，似乎还不够诱惑――有一种智慧，白天看上去像一块粗朴的铁，但是当夜幕降临或者在良久的回味之后，这铁块就会发出来自地心向着地极的五彩的磁力，不知不觉把你吸住、磁化了。

于是列车又启动了
带着言辞所赋予的节奏
他改变了晦涩的结尾
他抹去了那片窒息人的浓雾
他的小主人公从车窗口轻轻一挥手
地平线上出现了
一棵映照晨光的树
　　――《我们怎样讲故事――给安哲罗普洛斯》，2005

　　在一次访谈中，王家新被问到为什么他推崇的诗人比如保罗·策兰是那么怪异、晦涩，而他本人的诗风却不是那样时，他回答说他从不“忍心”在字面上给读者制造障碍（此回答亦见于他的诗《答荷兰诗人Pfeijffer“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这位终生都被“雪”和“黑暗”吸引的诗人，却给风格本身赋予了精神的内涵。他的方式是：随着列车—生活，且生活在语言中，最终抹去了窒息人的、晦涩的浓雾――为了“小主人公”，“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棵映照晨光的树”！

这一次他的小女儿高兴了
而他自己却需要
忍住一阵阵泪涌

　　苏珊·桑塔格在《加缪的〈日记〉》（《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2003）一文中说：“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王家新当然是一位倾向于丈夫－父亲型的作家，他的诗，给我们呈现的是“美德的天赋”。而“小女儿”，这个或许只是临时的假想的对象也表明，“地平线上映照晨光的树”是诗人“忍住泪涌” 从语言中榨出的可孕育性和生长性――根据胡戈·弗里德里希的一个有趣的概念，某些“诱惑的天赋”下的风格，具有“不育性”。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王家新尽管在当代尽管已有相当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他的真实意义在很多层面，却仍然是有待于把握和认知。他的精神的深度和丰富性，我们至少可以间接地，从他的诗歌所生长出的伟大的理解力和不断深化拓展的诗性言说中感受得到――他的全部写作都是根源于诗，也主要是为了诗。他在各个阶段都写过大量的散文（包括理论文章），仿佛是将那已抹去的、实际是已收藏起的骇人的浓雾，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出它全部的魅力。他的平易、开敞的语言天赋，却能将20世纪公认为最密闭、艰深的诗人保罗·策兰译成与之匹配的美丽的汉语！
　　我们应该、或许也只能从这个角度理解王家新多次提及、却不无争议的“世界文学”的观念：所谓“世界文学”、全球化时代的写作，就是“世界”可以被 “译”成汉语的写作！而不是在动笔之先即已带着可被译成西方“主流语言”的焦虑，有意无意地缩减了汉语的可能性和幅度。宇文所安在《什么是世界诗歌？》（见《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那种“写来就是为了不会在国际旅行中变质”的“国际诗歌”，是怎样“不依赖于文字的排列、特殊的词汇，或者特别的音调效果”，而专注于从可译性方面创造出色的意象等方式，这种“国际诗歌”当然不免是“盲人的动作”。我们很难想象英语或法语诗人有译成汉语的焦虑。王家新对保罗·策兰的翻译，已成功地证明了汉语世界化的潜能，而不是相反，被世界化所遮蔽――这个主客的位置很关键。张志扬近年为“西学中取” 提出了“主从双修”的伦理主张（参见张志扬《西学中的夜行》第六章等），那么在译与被译中――在“世界文学”中，汉语作家当考虑如何建立“双向性相关”的思维，而不是在“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的俗见中片面地强调地域性，反而落入了单向的“被世界化”。从“从”的方面讲，现代汉语作为被现代性所催生的一种语言，一部分欧化句法实际上是汉语在“被世界化”中一种应激的反应和合理的生长。这证明了汉语的灵活性――在文言文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本来就有“欧化”的句法。
　　对汉语特性的思考和发掘是没有止境的。王家新在《从〈众树歌唱〉看叶维廉的诗歌翻译》一文中，通过考察叶维廉的翻译，强调了“现代敏感性”、“诗学意识和语言意识”的重要，他依据于具体的诗句翻译，一一指点怎样在选择句法、词性等过程中体现“汉语传统的文化底蕴、文字弹性和诗性特质”，避免西语“逻辑化的陷阱”。像这样的对诗艺精要的阐发，实在是具体，让人受益匪浅！此文正如诗人以罕见的激情论述保罗•策兰的众多文字一样，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关于翻译的学术探讨。王家新似乎是在通过翻译建构他自己的诗学，以译学作为诗学的转喻？――在“举例”中会遇到的对象的“份量”问题，是谈论当代诗歌的一个特殊的麻烦。这位诗人的特点，就是始终在一个高位上工作，专注，持续，开阔而充沛，源源不断地为当代读者启明了来自语言的教诲。
　　我们不妨也收起他的“浓雾”，再回到诗中来。我试图发现这位诗人的心智中相对特殊的、因而也构成了他风格的实质和持久活力的因素。有两首杰作，前后相隔了近20年：

蝎子

翻遍满山的石头
不见一只蝎子：这是小时候
哪一年、哪一天的事？
如今我回到这座山上
早年的松木已经粗大，就在
岩石的裂缝和红褐色中
一只蝎子翘起尾巴
向我走来

与蝎子对视
顷刻间我成为它脚下的石沙

（1987）

　　另一首是写于2006年的《桔子》的最后一段：

整个冬天他就这样吃着桔子，
尤其是在下雪天，或灰濛濛的天气里；
他吃得特别慢，仿佛
他有的是时间，
仿佛，他在吞食着黑暗；
他就这样吃着、剥着桔子，抬起头来，
窗口闪耀雪的光芒。

　　这两首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词与物猝然的相遇，几乎要突入了一个近于不可言说的领域，但是戛然而止，停在临界处。而从临界处射出的“超验”的光芒，一下子就照亮了此前所有的动作、过程。王家新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一种延宕，向着临界的延宕。这有点像日本的能剧；也适合他的慢性子、但是有激情。那猝然的相遇之物，有人称为禅境。不过我更愿意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关于言说界限的著名思想，因为语言哲学似乎对王家新的影响非常大。王家新的语言意识从“临界”，又进一步延伸到“语法结构对称地显示事物结构”这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思想。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以现象学方法，从溯源到前苏格拉底，在希腊语词根上辨析关于存在的源始经验出发的――这个粗浅的概括，对于理解王家新的“诗意”很有用处：

一个在深夜写作的人，
他必须在大雪充满世界之前
找到他的词根；
他还必须在词中跋涉，以靠近
那扇唯一的永不封冻的窗户，
然后是雪，雪，雪。
　　――《尤金，雪》，1996

　　像这样的在“现实世界”与“语言世界”之间跳跃着描写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不澄清思想背景，读者或许以为他是故弄玄虚。其实这里也有相遇，但遇见什么已近乎不可言说：“然后是雪，雪，雪。”王家新诗中的“不可言说之物”，未必就是禅境，也未必是神圣性，但近似于――它包藏了一个极寒冷的“词球”，是存在的决心背后虚无的经验，是早年作过苦难的祭品后的“无味”（见王家新译的策兰诗《什么也没有》）。《蝎子》中童年记忆的探索真的有那么轻快吗？“与蝎子对视∕顷刻间我成为它脚下的石沙”，这小小的蝎子简直像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让看见它的人顷刻间成为石沙。王家新诗歌的思的品质在这首早期诗中已具备了。回头看《桔子》，在到达“临界”之前，那些生活中或实或虚的细节（“雪从书橱的内部下下来了”），小说情节的联想（却发生了遗忘），童年时代艰辛而感人的回味（追忆遇到了盲点），等等……这存在的实，总是有虚的嵌入，仿佛时间被扎出了孔洞，存在中总有虚无的裂隙――诗人以炉火纯青的诗性叙述，直接呈现了 “悖论式偶在”。略引一下海德格尔阐释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片语：“始终逗留者被嵌入这一‘之间’中。这一‘之间’乃是裂隙，而逗留者一向循此裂隙从来源而来向离开而去地被嵌入其中了。”（海德格尔：《阿那克西曼德箴言》，见《林中路》，孙周兴译），这裂隙和“之间”，张志扬认为，就是东西方经典中的“洞玄”或“黑暗”。“当你来到空无一人之境，你感到了一种从不存在的尺度：它因你的到来而呈现。”（王家新《词语》，1992）
　　萨义德在他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中，反复考察了多位艺术家的“晚期”――这“放逐的一种形式”：“晚期风格是内在的，却奇怪地远离了现存……正如阿多诺就贝多芬所说的那样，晚期风格并不承认死亡的最终步调；相反，死亡以一种折射的方式显现出来，像是反讽。”“如果我们考虑到各种不完美地使用的隐喻之间存在着某种混乱的话，”晚期风格……“是人为的”，作为一种反对否定性的主张，它依赖于创新，却“涉及到大胆地超越系统而进入否定性之中的某种东西”。（《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和文学》，阎嘉译，三联，2009）。王家新也早就谈论过“晚年”（见《文学中的晚年》，1996），对死亡和时间的体验在这位诗人的诗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布罗茨基之死

在一个人的死亡中，远山开始发蓝
带着持久不化的雪冠；
阳光强烈，孩子们登上上学的巴士……
但是，在你睁眼看见这一切之前
你还必须忍受住
一阵词的黑暗。

（1996）

　　这“词的黑暗”，是一种内在的涌动，仿佛在伤痛刺入之前预先的包裹，“以语言的暴力对抗生活的暴力”，但是语言的暴力毕竟不同于生活的暴力，两者之间飞快的跳跃，造成了隐喻的“不完美”和“某种混乱”，就像古尔德晚期演奏的巴赫――它削弱了事物的光芒，给叙述造成断裂，却又“立足于自身的语言法则” （王家新论策兰语），比如《简单的自传》（2004）中不可少的最后一句：“我在等待那一声最深的哭喊”。以“最深”修饰“哭喊”是很成问题的，“深度” 并不是“哭喊”合适的量度，但是诗人通过这种矫饰，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表现，将“最深”、“哭喊”两个差异的概念强行塞入读者的耳朵。
　　修辞中已出现异乎寻常的情况；在肯定性与否定性交错合裂的悖论式偶在中，“一种从不存在的尺度”呈现了，而这是“空无一人之境”……王家新的多样化的写作对于当代汉语的引领意义，因而也呈现出来。他的写作中，似乎总有一种镜像的意识如影随形，这已超越了一般的风格和语言的范畴，而直接就是写作的行为本身的镜像。写作……绝对命令下的强制行为，就是以语言……作见证！王家新对作为见证者的“家族相似”的敏感，可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从但丁到白银时代，艾略特，奥登，米沃什，布罗茨基，策兰，再到凯尔泰斯·伊姆莱……在另一个维度上，现代性下“英雄的一面”，又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叶芝，再到冯至，穆旦（他也因为哈代而重估了徐志摩）……他的学术活动的一部分动机，也来自于这种镜像下的张力。当然，写学术论文免不了有一定的成规，他老练地进入这个领域而又改变了它，此外还有大量的随笔――这位“立足于自身存在的写作者”，在此展现出另一种诗性的言说。作为老资格的亲历者和代表（“对不起，我是二代半……”），他的“研究”中那种当仁不让的见识、倾向性和丰富的细节，是很趣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多多、北岛、王家新等成长的时代，老一代的学人尚在世，而王家新早早在某种中心的位置，因而从他的诗文传递给我们的，已包含了一份心心相印、口耳相传的精神遗产。从柏桦与梁宗岱的交往中我也有类似的感受。秘传比书面更重要！我们要感谢他的勤奋！
　　他的语言镜像，和对作为见证者的家族式的皈依感，在当代，已造成一种特殊的在场，吸引人们而又几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这完全是他个人的努力。但是有一首诗，一首完全没有镜像感觉的长诗，也只有这首：《回答》，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命运自己借着家新的笔写下的，或许也可以说不单是出自“个人的努力”。因我已写过《命运与改造》，我已知道，像这样的诗其实是不需要谈论的，并非不能，而是――太难了，因此我保持沉默。

2011年10月，武昌昙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