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随水文存_说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
最近上海的疫情全面开花，我在印度参加完了上半场的疫情，回到国内正好赶上了下半场。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我私下跟朋友都是这样说的：照这样的趋势下去，接下去全世界都没疫情了，只有中国有疫情。这种话显然相当的“政治不正确”，然而我观察到的情形大抵如此——去年12月奥密克戎来袭的时候，全世界起初确实紧张了一小会儿，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新变种已是强弩之末；甚至坊间传闻奥密克戎是天然疫苗，感染过之后能够免疫新冠病毒的所有变种，因此有些人还特地主动去感染一下，可见大家有多么不在乎；有些国家的政府目前已经开放了一切限制、不再强制要求大家戴口罩，对那些国家的人来讲，疫情难道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们国内说奥密克戎一来外国又躺平了——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他们在德尔塔那波疫情确实是躺平的，但这次却是站着的，因为奥密克戎的强度已经不足以击倒他们了，既没有造成医疗挤兑也没有造成民众恐慌。
目前一些比较保守的医学研究认为，“疫情已经结束”的想法非常危险，不能对病毒掉以轻心，还有继续变异的风险……可医学理论只是理论，医学理论并没有考虑到人们在应对疫情时心理状态的变化。经过了两年的持久战，大家已经受够了各种影响生活的防控措施，尽管奥密克戎的死亡率依然高于流感，但毕竟远低于之前的德尔塔——连德尔塔的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区区奥密克戎何足挂齿？这一心理落差上就跟讨价还价一样，被更高的价码蹂躏过后，国外许多人已经能够充分接受奥密克戎的死亡率。
可我们中国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且不说在心理上接受不了，从生理上来讲我们也是温室里的花朵。首先，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在第一波、第二波的疫情里面已经被筛选过一遍了，接受了病毒的“洗礼”，那些老弱病残扛不过去的，早就被淘汰了，剩下的都是“抗病害品种”。其次，其他国家在接种疫苗的时候，都是给老年人等高危人群优先接种，而我们的接种策略则相反，因此其他国家老年人等高危群体的预存免疫也要优于我们国家。
大家如果研究一下疫情数据就会发现，在这波奥密克戎的疫情中，印度的病例数量是下降得最快的。我觉得这可能跟三方面的原因有关：第一，印度人口集中度高，病毒集中爆发然后集中结束，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二，印度的人口结构本身相对年轻，抵抗力较强；第三，印度在德尔塔那波疫情的时候被虐得最狠，群体免疫程度极高。之前的血清采样调查显示百分之九十多的印度人都已经有了抗体，很多人感染了两次甚至三次，得个新冠就跟来大姨妈似的不当回事儿了。因此印度卫生部最近很嘚瑟地宣布说，在印度对这一轮疫情的应对要比其他国家更好——其实哪儿有什么应对，印度人民现在压根儿连口罩都不戴，这不过是因为高危人群已经提前被“定点清除”了。
鉴于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再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中国现在已经从全球疫情防控最坚固的堡垒，变成了最脆弱的地区——堡垒不就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吗？之前一直是我们在看其他国家笑话，可接下去很可能就是其他国家看我们的笑话了。不难想象，由于我们一直被关在温室里，奥密克戎及其变异毒株如果在中国传播，造成的伤亡一定会高于其他国家。香港和同期其他地区的死亡人数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别的国家已经不当一回事儿的奥密克戎却对抵抗力低、疫苗接种率低的香港老年人群体造成了远超世界现阶段平均水平的杀伤——这恰恰说明，从应对疫情的综合能力上来讲，我们已经落后了。
我3月9号从成都飞回上海之前，就觉得上海这一轮疫情的苗头不对。要是搁在从前，我肯定就不回上海了，但如今因为儿子留在家里，归心似箭，当了一回“逆行者”。回来以后紧接着3月11号小区组织了自愿的核酸筛查，14号、15号小区封闭了48小时进行全员双检测筛查，查出了一个无症状感染者，然后小区就给封上了，截至本文发出尚未解封。
有朋友发来慰问，关心我隔离后的生活如何。我只能说，对于隔离这件事我实在是太熟悉了。经历过了印度的两轮封城、三个月集中营的生活、14+7的回国隔离，我已经相当适应足不出户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次小区被封也算是凑齐了各式隔离体验。关于物资供应的问题我一点都不担心，看了看家里的杂粮和大米至少够吃一个月，只要饿不死那还有啥好怕的呢？像我这种在印度生活过的人，早就习惯了副食品匮乏的生活，靠米饭豆子番茄洋葱就能过活。更何况被隔离的又不止是我一个，小区有那么多张嘴等着要吃饭难道还不给安排？
我的身上存在一种矛盾性，当我出门在外的时候，可以长时间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但如果让我宅家的话，我立刻能够变身为一个死宅，对物质的需求水平极低——一箪食、一瓢饮、一张床，一方供我读书写作的桌子，我就能一直安住在自己世界里，对娱乐和社交的需求几乎为零。不得不说，小区被封给了我难得的宁静时光，对此非常享受。我之所以会在印度成为一名公众号博主，正是因为疫情下的“失业”让我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写作。回国后忙碌的生活反倒让我很不适应，由于我在上海住得比较偏远，出去见一趟人，基本上这天就写不了东西了，所以前段时间公众号更新得很慢；现在上海发生疫情，我因祸得福地终于又能够不受打扰地在家写作了。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这样在家里工作，越是处于社会相对底层的人，越是承受不起防控的代价，小商贩、快递员、外卖骑手、旅游餐饮相关从业人员，甚至是一些中小企业主……都是深度利益相关人群，防控对他们生计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
我前些天去四川，甘孜州和成都市不同的防控方式对老百姓生活造成的不同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甘孜州当地政府的层层加码限制人员正常流动，我看到那边的饭店、宾馆都因为过度防控而经营惨淡，大多数铺面已打烊歇业，开着的那些也门可罗雀。跟餐厅老板闲聊，他们对此无可奈何——我们对疫情的防控难道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出行正常进行经济活动吗？这种过度防控无疑是本末倒置。
相比之下，成都当时虽然带星，却并没有胡乱一刀切。我惊讶地在成都高新区见到夜市和流动小摊——一个懒政的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以防控原因取缔掉这些夜市，但高新区并没有。据说因为这两年失业率升高，当地政府放宽政策，默许人民群众出来摆摊挣钱。我心想这不就是最近一直在说的“灵活就业”嘛！但摆摊这种灵活就业模式，在疫情下显然很脆弱，一旦收紧防控政策，这些人就将面临“二次失业”，而他们界时所面临的困难，恐怕没有人会过问。
“抗战”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早已对病毒无所畏惧——作为一个从印度回来的人，就好像从死亡皇后岛归来的一辉，已经见识过了地狱，还有什么好怕的？我在印度接种过两针腺病毒疫苗，回国之后又混打了国产的灭活疫苗（接种前得到过医生的确认），免疫力更是杠杠的（做过血清抗体检测）。可我毕竟不是一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而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我爸爸和外婆都因为身体原因没接种过疫苗，属于高危人群。假如奥密克戎真的把中国像过筛子一样筛一遍，他们恐怕将承担相对较高的风险……
但是，有风险又怎么样呢？在新冠出现之前的世界难道就没有其他风险了吗？老年人难道就不会因为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离世吗？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变得连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都无法接受了呢？
有人可能会说：新冠病毒不是自然的！是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智能病毒”。经历了这么多次变异，病毒不管是不是人造的，它都遵循了在传播中渐渐弱化的自然规律，现在的奥密克戎及其BA.2变异毒株跟最早发现的毒株早已不是一回事儿。假如2020年那时候一开始发现的就是奥密克戎这样的低致死性毒株，我们还会进行如此严格的防控吗？
有人可能会说：一旦大规模传播必然造成医疗挤兑。疫情开始至今已经两年，早干嘛去了？全国上下难道就不能对此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小区被封的10天里面测了7次核酸，每次全员核酸检测流水一样的钱就这样花了出去，多少座火神山都建起来了。再说了，我们连这么高难度的清零都能做到，控制传播规模和感染速率、通过接种疫苗降低重症率难道做不到？我们既然争取到了那么多时间，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提前给老年人都接种好疫苗呢？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放弃防控全民躺平，正是西方反华势力希望看到的事情，决不能遂了他们的心意！谁说我们要放弃要躺平了？难道从一个极端就非得走到另一个极端吗？由于中外舆论对抗的客观存在，有些人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认知怪圈——凡是西方势力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西方势力反对的，我们都要支持——西方越是质疑我们的政策，我们就越是要不惜代价坚持下去。正是这种片面的观点使得中国式防控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国家制度优越性的证明，从而陷入了被动——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重新调整防控措施，使之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是国家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而且我发现国家在疫情防控上大包大揽的做法，让不少人对国家责任产生了误解，认为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这种事，也应当由国家“兜底”——国家对疫情防控不力让老百姓生病了，那就是国家的错。
“兜底”固然是国家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但就好像父母的溺爱有时候反而是害了小孩，有些事情“国家兜底”对国民性的塑造恐怕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中国有一个特色就是无论出点什么事情都要习惯性要找人兜底担责，从许多索赔纠纷案例上就可见一斑。比方说小孩在学校组织的活动里受伤了，必定会去找学校索赔；在公园游玩掉湖里了，必定会去找公园索赔；甚至于有人在商场跳楼自杀，家属也会向商场去索赔……总之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也不管责任在谁，总能找到一个“监管不力”的对象，一纸诉状索赔就对了。这种风气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闻所未闻，而某些法规政策的“引导”，也起到了坏的作用。比方说在2004年之前的交通法规里曾有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这种维护弱势方利益的“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点本来是好的，可在人口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却容易被玩坏，当年“碰瓷”现象屡见不鲜便与此有关。
国家确实有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但究竟应该保障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假如说，这种保障需要以长期的额外财政预算、限制自由、影响就业为代价的，同时由于病毒的持续变弱，其他国家的持续开放，外贸优势逐渐回落，“动态清零”防控的收益在不断下降，那是否应该重新调整一下呢？
私以为，世界始终处在一个自我调整寻求动态平衡的状态。说得通俗点，世界就像一口加热中的高压锅，只有让泄压阀有间隔地释放压力，内外压力才能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当然你也可以釜底抽薪把火关掉，但那样一来高压锅里的化学反应就停止了，世界的发展将停滞不前。
2020年初新病毒的出现打破了世界原有的平衡，在过去的两年里，泄压阀喷了几次，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如今整个世界与病毒已经达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状态——我干不掉你，你也干不掉我，和平共处。中国将自己隔绝在这个世界之外，就好像外面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低压环境，我们依然处于高压环境，处境之麻烦不言而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手摇爆米花机打开时的情形。
有道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温室的玻璃罩子还能在越来越大的内外压力差下面扣多久呢？
压力由形势的改变所产生，重新平衡压力的过程，又会再一次改变形势。关于疫情的问题我想说的差不多都说了，接下去借着“高压锅”这个比喻再来讲讲最近的俄乌战争——其实战争也是一个泄压阀。
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和平的年代、和平的国家，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世界应该一直都是和平的，谴责一切破坏和平的行为。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自相残杀、弱肉强食才是常态；短暂的和平往往只是因为大家杀得累了，需要休养生息，为下一轮的厮杀做准备
世界的真相往往是反直觉的，没有人敢说世界的进步建立在杀戮之上，因为这很“政治不正确”；但假如你从更大时间尺度上来看，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不适者被杀死，生存下来的适者得以发展壮大。假如不是65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改变了地球气候并灭绝了恐龙，我们哺乳动物的祖先又何以能够发展壮大？假如不是智人的祖先在族群竞争中灭绝了近亲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我们又如何能在亚欧大陆开枝散叶？如今已经成为了地球霸主的我们固然会惋惜恐龙和尼安德特人的灭绝，然而没有牠们的灭绝，就不会有现在的人类。
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样血腥不堪，一路走来大致就是四个字——你死我活。开疆拓土的征伐，铲除异己的杀戮，长期以来都是人类文明的主旋律。可假如没有这些征服与杀戮，就不会有大型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也不会由此产生更高效的社会分工合作带来的生产力进步。
而现代战争的存在，则彻彻底底是因为人类的愚蠢——过去人们为了生存资源而战，不抢下这片土地自己的族人就会饿死，或是遭到外敌的掠夺；可现代战争大部分都是意识形态战争，往往只是因为彼此相信的事情不同就将对方视作威胁。科技的进步已经足以让所有人过上温饱的生活，有什么必要拼上自己的性命去杀死对方搞得两败俱伤？归根结底，人类的心智发展尚未跟上技术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会展开讲。
我始终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战略核武器（以下“核武器”均指战略核武器，不讨论战术核武器），假如没有核武器，人们会像一战二战时候那样毫不忌惮地开战，和平也会更加稀有——美苏之间将不是冷战而是热战，中美之间也不会是贸易战而是热战。人们诅咒核武器、害怕核武器，这就对了——对核武器毁灭性力量的恐惧，使得大国之间不敢随意发动战争，从而给了和平以机会。但如果说认为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会更好，这恐怕是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战略核武器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判，俗称“威慑”。当人们预判到这种毁灭世界的可能性，行事就会谨慎得多。如果哪天人类真的疯狂到了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地步，那也只能说是我们活该。
由于核威慑的存在，以及全球经贸合作的深化，大国之间越来越不敢轻易发动热战。可是只要世界在持续变化和发展，世界内部的力量就需要不断重新平衡和部署，这也就意味着高压锅内部积蓄的压力需要释放——而战争正是重新平衡压力的泄压阀
再来讲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战争对世界来说是一种刚需。由于如今这种刚需被限制，大国之间难以爆发热战，战争的形态随着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转变成了舆论战和贸易战（包括制裁），以及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代理人战争是两个敌对国家不直接参加的战争，一方或双方通过利用、支持外部力量来打击另一方的利益或势力范围。最近这些年我们所听说的战事，绝大部分都是代理人战争——如阿富汗战争、叙利亚内战、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以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继续着大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
在这个代理人战争横行的年代，最悲哀的莫过于战争的发生地，比如说上个世纪美苏两国把越南当做博弈场，遗留下来的未爆弹和地雷在战争结束的许多年里继续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越南人。中国也曾经被卷入过代理人战争，那就是抗美援朝。如今人类早已是一个共同的命运体，发生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战争，都会以骨牌效应的方式影响到每一个人，都与我们自身的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联。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同理，哪有什么世界和平，只因有人替你冲锋陷阵。
俄乌战争正是从一场代理人战争——顿巴斯战争升级而来的。俄罗斯原本只是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裂势力，现在闹得自己亲自下场，才使得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普金虽然叫嚣着不放弃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但他其实设了一个前提——除非欧美国家介入。这种核威慑非常有效地阻止了战事扩大，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形势已经很糟糕的话，不妨想想——情况完全可以更糟。
俄乌战争爆发后，国内网民对此的反应肉眼可见分成了好几派。有人兴奋不已，为大帝的果断绝决喝彩，视之为收复台湾的预演；有人哀悼不已，痛斥独夫行径，悲叹世界和平不再。
这两种态度，一种叫做匹夫之勇，另一种叫做妇人之仁——为战争叫好是没有心肝，一味谴责战争是没有脑子。最没有意义的莫过于反战的口号——问题摆在那里，并且已经恶化到了要靠战争才能解决的地步（虽然未必能解决），你说不打就不打？谁不知道谈判是解决问题更好的方法，可之所以会打起来，不就是因为谈不拢吗？不先打一打，怎么好继续谈呢？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Donbas，顿涅茨克盆地的简称），但事实上那里从2014年起就已经陷入战乱，起源于乌克兰内部民族认同的分化、亲欧派和亲俄派的撕裂；若要继续深挖追溯则可以讲到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颜色革命”和北约在冷战后的扩张……请问，这些问题都要如何解决呢？——在利益的分配、地缘政治势力的分布没有让所有人满意之前，就永远无法解决问题——不服气？那就只能打到你服气了。
千万年来，人类彼此之间最根本、最有效的“说服”方式一直都没有变——拳头。强权与杀戮的野蛮本能刻在人类的基因里，你固然可以鄙视这种野蛮，但假如说认为人类有了文明就应该并且能够彻底摒弃野蛮，这就跟认为销毁核武器便能拥有和平一样天真。
我最近在想，智能会不会是演化的一条死胡同。
在费米悖论（Fermi Paradox，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银河系存在大量地外文明的话，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中，有一个假说认为，在发展出无线电或太空飞行技术前后很短的时间内，技术文明可能倾向于或者必定会自我毁灭。
目前猜测的技术文明可能灭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核战争、生物武器导致病毒感染、纳米技术灾难、失控的人工智能、生态灾难、资源或能源枯竭……
以上这些假设是否会导致人类文明灭绝不得而知，我只是觉得人类在演化问题上似乎已经遇到了一个悖论。
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之后，我们提倡人权的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繁殖权，这种平等在实际上导致了现代人类基因演化的停滞。无论你是诺贝尔奖得主、门萨俱乐部成员，还是奥运冠军，都并不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生存权和繁殖权，非但不会留下更多的后代，相反可能会更少。
因为智能从来不是演化的目的，自我复制才是。从演化的标准来看，后代存活数量最多的个体，才是最成功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按照古兰经教义生了五个孩子的穆斯林，就是要比不愿养育后代的诺贝尔奖得主更成功。
智能在碰巧被演化出来之初，无疑能让人类的祖先在物种间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智能会不会反而成为一种瓶颈式的障碍呢？优秀的个体非但不具备繁殖优势，甚至繁殖意愿相对更低，这很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整体智能水平停滞不前……若想要打破这一局面，恐怕不得不放弃“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打破伦理枷锁，开放基因编辑技术，在社会中形成“基因贵族”、“基因贱民”等阶层——这将是另外一个不堪入目的前景，本文不展开讨论。
另一方面，人类这一物种在过去几十万年的演化中所积累的优势和特质，归根结底是用来帮助我们应对丛林生存的。人类的智能知道要如何制造毁灭性的武器，却不适合用来应对地缘政治博弈、意识形态分歧、族群撕裂等需要所有人协同起来用智慧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人类在丛林中演化出来的野蛮心智而言实在太超前和复杂，人类即便早已温饱无虞，却始终无法抑制自己的贪婪和猜疑。因此当无法通过协商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人类就会本能地想要发动一场消灭“敌人”的丛林法则战争。
然而，我们能够消灭“敌人”，却无法消灭“敌意”，于是战争在人类历史上一轮又一轮无休止地上演……
或许所谓“文明”只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错觉，人类本质上还是一群野兽——一群精通使用武器高效率杀戮的野兽，一群困在高压锅里的野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