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一二清党想到群众运动
谈四一二，不能不看当时的大环境。辛亥革命后，清王朝退位，但实际军政大权还掌握在原来的大官僚大军阀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西方列强实力大伤，对东方国家的干涉控制能力削弱，再不能组织八国联军来干涉中国内政了。另一方面，苏俄为摆脱协约国的封锁，尝试向中国输出革命。这是国民革命得以兴起的外部因素。在中国国内，袁世凯垮台后，形成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给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点生存空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活跃期。五四运动后，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成为全国的主流民意。国民党在多年依靠帮会革命而一事无成的情况下，开始转向对外接受苏俄援助，对内依靠激进学生发动民众夺取政权的办法。
孙中山之所以转向“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很大程度应该归结于陈炯明叛变。陈和孙中山以前依靠的其他人不同，他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是正宗嫡系国民党员。然而，一旦主政广东，马上醉心于联省自治。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不能说陈炯明的主张完全没有道理。但他这么做实际还是想保持手中的军权，所以最后必然和孙中山发生冲突。现在有人想为陈炯明翻案，但一个陆军部长炮击总统府，无论搁哪儿都说不过去，政见不同，你可以辞职走人，搞叛乱算怎么回事儿。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又变成光杆司令，避居上海。他开始寻找新的依靠力量。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打开近代中国革命大潮的潘多拉盒子。由学生运动转向社会运动，最后未经血腥镇压基本达到了目的。五四运动的结果让很多人意识到社会运动蕴藏的巨大能量。甚至连军阀吴佩孚都一度高唱喊起劳工神圣的口号。在苏俄帮助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野心勃勃，开始在全国各地组织工会，一时间罢工风潮风靡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而中国共产党在京汉大罢工失败后，也认识到自己实力尚弱，需要得到树大根深的国民党帮助。所以北伐前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跨党合作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
但这种跨党合作一开始就埋下了以后分裂的根基。国民党的上层领袖大多出身大商人，旧官僚，帮会头目，地方豪强大族，喜欢斤斤计较现实利益。而共产党领导人却是一帮教书先生和学生，充满理想，喜欢冲动，干什么事都不计较后果，因为地方利益和他们毫无关系。北伐开始以前，国民党尚未夺取全国政权，这一切还可以容忍，因为他们更多地注意的是掌握军权。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把中共赶出军队就收手，然后放任中共在湖南等地发动农运，捣北洋军阀的乱。但北伐军打到长江后，国民党的胜利指日可见，这种触犯大多数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利益的工农运动或痞子运动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双方矛盾开始激化。
今天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中国的时代进步究竟需不需要这种疾风暴雨似的群众运动。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地方豪强势力往往会左右全国的政治局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豪强政治。国民党之所以很长时间一事无成，就是因为对这种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没有办法。北伐战争的实践也表明，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的受益者。工农运动的兴起使国民党代表了政治正确的一方，占据了道德舆论高地。北伐军自出师湖南，所向披靡，几个月间就夺取了武昌，打得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满地找牙，国民党还在这之前没有取得过如此辉煌的军事胜利。
问题是，这种近似无政府主义的工农运动一旦兴起就很难控制。要知道，当时的中共还远远不是后来那个组织严密的政党。说国民党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当时的中共也差不多。总书记陈独秀书生当家，上有共产国际大婆婆严管，下有激进学生党员各行其事，什么也做不了主。一九二四年底，毛泽东被赶出中央，回到湖南，开始组织农民运动，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在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干脆提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公开为左倾思潮鸣锣叫好。其实，当时和毛泽东持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至少共产国际就表态支持。
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当时上层社会的利益，引用一段网上读到的梁启超文：“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 （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全都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 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其他各省受害程度，虽有浅深，然这种现象实日日有蔓延 之势。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以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 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
从后来中共在土改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过火行为看，这些指责有些肯定属实，但有些谬误显而易见，如“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传闻对事实真相有时可以歪曲到荒谬的程度。但不管怎样，这些来自上层人物众口一词的指控使国共双方极端分子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激烈，留给双方的中间人物如汪精卫，陈独秀折中调和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最后，甚至连蔡元培这样主张兼容并蓄的温和人物都主张清党，可以想见工农运动，或曰痞子运动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冲击有多剧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亲近国内工商界和外国资本的蒋介石会选择清党。
其实，中共当时的左倾做法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由于当时的知识精英，上层社会一致反感中共鼓吹的工农运动，国民党有着舆论上的优势。只要处置得当，完全可以取代中共，掌控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从而把中共彻底打垮，使其永世不得翻身。遗憾的是国民党任凭党内的保守势力恶性发难，不光对共产党下手，而且也对国民党自身的青年骨干大肆屠杀。下面引一段最近在网上看到的文章，反思国民党四一二清党：“清党发生，对中共来说，具有极大的突然性，而对普通国民党员来讲，也未尝没有巨大的心理打击并造成彷徨与失措。清党期间，同样有大批国民党员被抓被杀，其损失之大，甚至远超中共，概因中共党员，彼时仅5万人而已，杀去一半，也不及被杀的国民党员之多。须知清党之前，国民党员有60余万之众，而清党之后，仅余22万，其间杀戮之惨烈，可以想见。”
对国民党来说，清党的后果就是：“（国民党）人员结构与北伐前迥异，农村党员、基层党员、青年党员，十不存一，而原为革命对象之地方豪强、帮会、军阀势力，则进入党内，并取得极大权力，国民党组织结构的崩坏，从此开始。”
坦白地说，把清党失误全部归咎于蒋介石有失公允，当时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如白崇禧，李济深等手段之残忍，和老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如何，国民党从此丧失了一个革命政党应有的朝气，变成了一个争权夺利，暮气沉沉的政治团体。清党，从表面上看是国共之间的矛盾，更深层次地看，则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新兴的变革势力进行清算。
这种保守势力对新生变革势力的清算不光发生在中国，国外也经常发生。一九六五年印尼苏哈托政变成功后，约六十万左翼人士遭到清洗。一九七三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总统阿连德被害。大批左翼人士脚上绑着铁轨，被从飞机上扔到海中喂鱼。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笔者当时就在北京。六四后几天，电视上天天报道抓捕打砸抢分子，场面也够惊心动魄。我总在想，幸亏当时赵紫阳和民运分子还没成就一定气候，没有触动中共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否则，党内保守势力的报复绝不至于如此短暂，温和（相比四一二清党）。
根本问题就是社会变革究竟需不需要大呼隆的群众运动？如何看待大规模群众运动带来的偏差和对社会正常次序的伤害？抑制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否只有铁腕镇压一条途径？
其实，政治说穿了就是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社会要进步，肯定会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另一部份人的利益，很难有什么双赢的结果。我回国后，听到一个搞反腐案件的朋友说：“现在反腐败，还不光是哪个案件上边让不让查的问题。弄不好，审查对象背地里会找人要了你的命。人都是能上不能下，你损害他的利益，他不和你拼命？这是典型的你死我活。”
区区反腐败尚且如此，何况一场要触动大批人利益的草根群众运动？我们是否应该忘记八十多年前那场血腥清党？是否已经认真反思或应该继续反思四一二？反思四一二是否会对我们今后的社会进步带来些许启迪？我们是否肯定今后的中国再不会出现如此这般的血腥悲剧？
对我等打工混饭吃的小人物来说，当然想不到那么高远。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继续纠缠那场清党的国共是非实在有点浅薄无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