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电视节目画外音）：中国正在雄心勃勃地迅速发展，正计划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正在增强军事实力。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西方国家，其领导人也越来越自信，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本国历史和文明如此悠久，成为世界的焦点并不奇怪。但这是否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中国例外”的时代？张维为教授曾担任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翻译，现在是一位国际学者。他的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在中国的精英中广受欢迎，他认为中国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并强势地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诸多指责。他最近接受了半岛电视台资深编辑Nabili先生的专访。
Nabili：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的书《中国震撼》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提一个问题：您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什么意思？
张：人们经常把“模式”解释成一种别人可以模仿、仿效的东西，但这不是我的意思。我说的“模式”指的是对一种实践和经验的总结与概括，“中国模式”就是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发展经验及其特点的概括。
Nabili：“中国模式”有哪些“特点”呢？
张：很多。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强势、注重发展、比较中性的政府。这个政府可以形成全国范围的共识来推动改革和现代化，这个政府有很强的政策执行力。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高度的务实。我称之为“实践理性”，不断尝试，不断试错，获得经验，然后推广到全国。还有一些其它特点，如渐进改革，鉴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这种具有“顺序差异”的渐进改革非常重要。
Nabili：您提到形成全国共识的中性政府，这很有意思。我想继续问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您提到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中国是在一个长远的目标指导下谨慎地往前走，这也是您书里的一个主题。我的问题是，那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许多西方观察家说，中国最终的目标必然是多党制、言论自由等西方认为好的东西，您认同他们的想法吗？
张：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的中国不大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一方面，中国向世界高度开放，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和交流，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回归自己的根底。正如我在书中所讲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巨大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这种结合就是“文明型国家”。这种结合也是中国今天各种试验令人兴奋的原因。
Nabili：世界上有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都说，现代国家成功的因素已经耳熟能详，你只要直接拿过去实行即可。而您却说，不是这么一回事。请您说一下，西方模式的缺陷在哪里？哪些是需要中国文明来替代的？
张：我与福山教授几个月前有过一次有趣的辩论，他写过《历史的终结》。我对他说，中国正在全力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体制，中国各地都在进行各种试验，形态各异，互有补充，最终会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然后中国其他地方会借鉴这些经验。今天的中国和外部世界有充分的交往，我们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鉴于美国和欧洲今天陷入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中国人还要跟在美国和欧洲模式后面亦步亦趋，那就愚蠢了。中国是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的经验。
Nabili：哪些是您所说的西方模式的“短处”呢？
张：有很多。例如，我和福山谈到过问责制。在他所说的民主体制中，所谓问责制就是多党选举制度、每四年选换一次政府。而在中国的试验中，问责制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各个方面。例如，中国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基层，都有创造就业、发展经济的责任。分析欧美危机根源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美国过去十年间就业没有增长，经济没有增长。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十年也好，过去三十年也好，整个中国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哪怕去一个最小的县，哪里都有就业增长，都有经济增长。我并不是说中国模式十全十美，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但中国模式这种“经济问责制”总体上是成功的，这是西方模式所明显缺乏的。
Nabili：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问责制要比单纯的选举政治问责制范围广泛得多，这仍然没有回答权力制衡的问题。如果这种问责制的可靠性只能依赖当权者的道德自律显然是不行的。您也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领导人无视道德、无视问责，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
张：这也是福山提出的所谓“坏皇帝”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碰到了好皇帝，那么国家就繁荣昌盛；如果出现了坏皇帝，那对不起，国家就衰落。但今天的中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常委的九个人，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选拔出来的，他们大致上要有两任省部级第一把手的经历。别忘了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一个省的人口可能有欧洲五六个国家那么多。所以，要管理好这么一个省，绝非易事。而两任这样的经历，还要有不错的政绩，才有资格进入常委选拔的资格。我有时和美国朋友开玩笑，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这样一套制度安排，中国的体制可以保证不会选出小布什那样低水准的领导人，他实在是远远低于中国的标准。
Nabili：您谈到中国自己历史悠久的哲学和传统，因而中国不会走上西方民主模式的道路。我想再举几个西方关注的焦点，看看中国将怎么应对。一个焦点是人权，西方国家对实现和保障人权都有清晰的阐述，那么，中国的人权思想和西方一致吗？有哪些不同？
张：我想在人权问题上，如果我们采用的是国际标准，而不是美国的标准，那么情况就很有意思了。按照联合国对人权的定义，人权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公民权利，所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严重侵犯人权，美国国内将近五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也是侵犯人权。中国有自己的问题。但必须记住，当我们谈论中国人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征询的对象应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欧洲人。你可以问一下普通的中国人，无论在北京、上海还是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还是在欧洲、美国或世界任何地方，你问他们：“你对中国人权状况有何看法？是不是比过去好了还是差了？”我保守地估计，多数中国人都会说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这一点非常重要。
Nabili：如果人权是一个逐渐改善的过程，那终极目标是什么？
张：我们终极目标之一是大量借鉴中国自己的文化。我们有非常强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这些传统的形成比欧洲许多人权观念的形成要早得多。我们尊重中国自己的许多传统，包括家庭的重要性，包括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包括为家庭、为别人做出牺牲等等。
Nabili：让我再问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被许多人认为是西方人权的一种体现，言论自由、批评政府，这些人真的发动了一场抗议活动，抗议者们被允许这么做，没有被视为对体制的威胁。但这种示威中国不会被允许？
张：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总是强调，无论你在什么场合谈人权或其他价值，你都要注意其历史和文化语境。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尊重一些价值和权利，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人们对这些价值和权利认同的优先顺序是不同的，你可以进行民意调查。你会发现对于美国人来说，言论自由可能是放在第一位的价值。而对中国人来说，无论你做多少调查，你会发现人们总是把社会秩序放在第一位的。我在书里也提过，如果你去了解一下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开始的140来年中，中国最长的持续和平与安定的时间只有八、九年，我们现代化进程总是一再被各种内乱外患所打断，被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国侵略以及后来的不停的意识形态运动等所打断，人民受够了这些动荡。也许政府在保障社会稳定的某些方面做得有点过头，但你可以自己去问一问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感受一下中国社会的脉搏，我想大多数人非常珍视社会安定。
Nabili：我们回到宏观层面，中国通过中国模式演变成一个现代国家，高效地促进了十三亿、乃至未来可能二十亿人的发展。那么，中国模式中的某些因素会不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您知道，当许多西方人听到中国不准备实行多党制民主的时候，他们就会惊呼：“啊，中国要称霸世界！”他们的想法有道理吗？
张：我们可以看一看欧洲的历史，欧洲一人一票的选举制都是国家现代化完成以后的事情。如果现在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所谓民主制度，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府，它可能马上对台湾动武，与日本打仗。实际上，现在由邓小平推动形成的执政团队，在外交方面总体上是谨慎低调的，这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也是受益者。但另一方面，如果西方想要在中国发起一场“颜色革命”，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不仅对中国，对西方也是这样。
Nabili：您认为西方在推行颜色革命？
张：一些人想这样做，但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是愚蠢的。你可以在中国做各种调查，中国中央政府在中国民众的支持率远远高于西方国家政府在自己百姓中的支持率，高于奥巴马政府在美国的支持率。你不妨查一查西方民调机构在中国所做的各种相关的民调，如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盖洛普的民调和经合发组织的民调，结果都差不多。
Nabili：中国政府是否害怕颜色革命发生？
张：“害怕”这个词恐怕不准确，实际上中国很自信。现在西方不愿意肯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我自己的预测是，再过十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成为世界第一，届时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将是美国整个人口的两倍，我指的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美国标准的中产阶级，有房产、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人。我看到了那个时候，西方将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模式，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
Nabili：到时候他们也会担忧他们自己的处境，现在许多人在批判美国的政治和文化霸权。那如果到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达到美国的两倍，这些人就会把矛头指向北京。
张：有可能。我去访问过一些小国，如老挝、柬埔寨等，我有时候也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想象一下：一个比自己大几十倍，甚至一百倍的邻国，每年经济增长率超过10%，连续了30年，他们恐怕会产生某种担心。但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历史的大背景：中国的历史传统表明中国不是一个侵略扩张型的国家。你可以比较一下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一种基于军事征服的帝国，而中华帝国则更多地基于一种所谓的文化优越感，如果一个邻国承认中华文明的优越地位，接受中国的文化辐射，中国不会派兵去占领，它就是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当然这是历史，今天也不会重复。但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即中国更是一种比较内向型的国家，中国是筑起长城防御外敌的国家，而不是去侵略和扩张的国家。侵略和征服别国，那不是中国人的作风。
Nabili：但闭关自守也不能让外人放心。
张：没错。既要对外开放，又要保持自我，两者之间需要一种平衡。
Nabili：与您的交流中，我感到历史对中国和西方的意义大有不同。您谈论的是几千年的历史，而西方的历史感是三分钟。两者之间存在奇妙的差异。这也许能解释许多中西方的决策差异。许多人反对阿富汗战争，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上一次对阿富汗战争的失败。但中国与西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能够协调吗？是否存在优劣的差别？
张：当我们说自己有强烈的历史感时，那是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思维逻辑，之所以无法摆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汉语，汉语的书写系统大概是三千五百年前成形的。这比罗马帝国大约早一千五百年，比希腊城邦大约早一千年，而我们至今仍然在使用同一套语言。我们不妨和英国比较一下，英国大多数的博士毕业生是读不懂17世纪莎士比亚的作品的。而在中国，一个好的中学生可以读懂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著作。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成语有成百上千条。这些成语都是中国历史故事的凝聚，所以中国人的历史感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尊重历史其实也是尊重智慧。我曾多次与美国朋友开玩笑，你们打了那么多仗，战术上赢了，战略上却输了。而战略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智慧。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革命也一样，我不知到西方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革命和西方利益的关系？
Nabili：西方人反复说的一个段子是，记者问周恩来：“您怎么看法国大革命？”周恩来回答：“现在评判还太早。”您是否同意，这种历史思维在政治上会造成问题？因为现在经常要做即时的政治抉择，而有的时候快速决策的成效更佳。
张：如果你沉醉于自己的历史，那的确会发生问题。当然，英国人怀旧情绪是一种例外，那是一种品味。政治上，你必须具有前瞻的眼光。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做的，一方面是回归传统，另一方面是对外开放，我们有4亿人在学习英语，中国每年20%的出版物是翻译作品。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每天几百万份，都是关于国际事务方面的内容。我们有160万留学生在外国学习，其中三分之一已经回国。只要保持对外开放，中国人就会向别人学习，中国人是很优秀的学生。这种对外开放与回归传统并行带来的就是我们文化的复兴。在这个背景下，你会发现中国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都是相当高的。总之，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国家都需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想这就是中国模式所要传达的讯息。
（朱新伟 笔录/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