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韩毓海：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2012-04-13 22:07 韩毓海 

核心提示：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也许更为重要的却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发展社会主义。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共产主义者会议上，马克思曾经对裁缝出身的工人活动家威廉·魏特林大发雷霆，当魏特林滔滔不绝地炫耀他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圣徒般”的形象时，马克思这样打断他说：问题不在于如何给受苦者以空洞的希望，问题也不在于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真正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为什么会相信资本家，从而心甘情愿地受剥削。这是因为资本家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圣徒和慈善家，使得工人以为正是资本家施舍给自己工作和口粮。

而作为“工人领袖的”魏特林现在要扮演的“圣徒形象”，他所采用的宣传手段，其实与资本家制造幻象的伎俩没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说：“仅凭空洞的宣传伎俩，只会制造出虚幻的偶像，如果只是唤醒空洞的希望，不但不能解放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反而会徒然给他们带来灾难。”

当魏特林炫耀工人是如何把他本人、而非任何理论当作“救星”时，马克思干脆指责说：“无知完全无济于事”！（艾德蒙·威尔森，《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台湾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马克思这样指出：传播社会主义并不是“行善”，社会主义事业绝不等于社会慈善事业，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基督徒，工人阶级的组织更不是红十字会那样的慈善组织。

恰恰相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起码是在资产阶级眼中看来，社会主义就是“恶”。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绝不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好的一面”，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代表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坏的一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日益恶化”的一面。马克思断言：推动历史发展的是恶而不是善，造成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正是社会“坏的一面”，而绝非“好的一面”。

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相比，最为深刻独特之处。

而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运动作为致力于社会公正的事业，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造工程，其实质就是努力扩大现存社会“好的一面”，而尽可能消除现存社会“坏的一面”，因此，社会主义者是呼吁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前进的“好人”，他们也应该努力帮助、教育无产阶级改掉恶习、努力“作好人”。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无论魏特林、巴枯宁、拉萨尔还是普鲁东――甚至包括恩格斯本人，其实都是这样不同程度上的“好人社会主义者”。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们完全不同。为了与这些“好人社会主义者”相区别，马克思甚至不惜这样宣告：“我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其说是对普鲁东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同时代的“好人社会主义者”之全体的批判。因为在普鲁东看来，所谓社会关系“好的一面”，也就是指建设性的一面，而“坏的一面”则是指“破坏性”的一面，历史作为有目的的运动，必然表现为“好的一面”战胜和克服“坏的一面”――而这就是社会进步。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恰恰是：“坏的一面”总是战胜“好的一面”，这意味着：没有破坏，也就没有建设，不破坏一个旧世界，新世界就无法产生，更谈不上什么历史发展。不破不立――这就是辩证法的实质，而“普鲁东”们对于历史辩证法的真谛，实质上完全一窍不通。 回顾历史，马克思这样说：资产阶级恰恰忘记了，他们自己就曾经是封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是封建主义“坏的一面”。 当资产阶级被视为社会上“坏的一面”的时候，它倒是进步的，而当资产阶级装模作样“变好”了的时候，他反而成为社会上的保守力量。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谈到了康德早期的“星云”学说――即宇宙大爆炸学说对于马克思世界观的影响，指出这一点，应该说是恩格斯的独具慧眼。

马克思确实将人类历史的运动表述为生产和交换的“扩张性破裂”，新的生产力从内部“撑破”了旧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由此产生。这种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类似于宇宙大爆炸，因此，我们才将其称为社会历史运动的“挤破”学说。

资本主义的命运，就取决于其与生俱来的“扩张本能”，这种扩张采取了两种基本形态：其一是生产品的扩张，其二是货币发行量――即“流动性”的扩张。《资本论》的头两卷主要探究了第一种扩张形式及其后果，而《资本论》第三卷，则集中阐释了后一种扩张及其后果。

因此，我们倘要研究“经济危机”，应该侧重阅读前两卷，若要思考“金融危机”，则必须重点阅读第三卷。因为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商品过剩”，金融危机则表现为“流动性过剩”。 资本主义的扩张，虽曰“本能”，但却绝不能凭空发生，它取决于以下决定性因素的制约：1，新技术的发明，2，新能源的发现，3，新市场的开拓，4，新的劳动力的涌流，正是这4点造成了资本主义扩张之持续性，即扩张所造成的产品过剩和流动性过剩，又会被新一轮技术的发明、能源的发现、新一轮生产的开拓和新一代劳动力的涌流所吸收。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都不过是这样一种循环的延续，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扩张的周期性”，或者所谓经济发展的“长波”。

因此，即使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即使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只要新技术能够被发现、新能源能够被开发、新市场可以通过无论什么方式被打开，新的劳动力再次涌流出来――“过剩”都可以被这些新发现、新开发、新市场和新涌流吸收，资本主义便会安然渡过危机阶段，并再次进入繁荣期，重新开始新一轮扩张。

对于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各类学说，马克思这样提醒说：社会阶级矛盾和区域的差别，非但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充分条件，恰恰相反，区域差别和社会差别，倒是促使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

只要存在区域和社会差别，就存在生产力扩张的空间，经济的“上升期”就不可能根本上结束。

而对于那些“市场主义者”来说，经济危机不过就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契机”，经济危机总是会自动地安然渡过的――对于这样的“市场学说”，马克思则这样批驳说：“复苏”和新一轮发展，完全取决于上述四个基本条件和基本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在无情消耗这四个基本条件和前提，直到这些前提被耗尽。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但与阶级差别的扩大总是同步进行，而且，它总是与无产阶级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同步进行――直到全世界无产阶级有能力联合起来，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止。

“资本主义之死”，或者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将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世界市场已经开发殆尽，新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涌流式出现，新技术和新能源开发日渐迟缓――总之，促进“复苏”和“发展”的四个基本前提日益耗尽，“最后一块处女地”也被开发殆尽――在这样的情况下，产品和流动性的过剩，最终将缺乏上述四个方面的吸收和支持。这样一来，危机就再也难以渡过，资本主义周期如同停滞的钟摆，丧失了左右震荡的空间与动力。 资本主义的死亡还可能采取第二种形式：那就是无产阶级的阵营已经壮大到这样的程度：世界无产阶级已经自主生产全世界绝大部分产品，而资产阶级则沦为纯粹的消费者和依赖者，成为纯粹的借债消费者和债务人。现实生产的主人和“货币的主人”之间的全面对立，也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即达到了生产者不愿再生产下去，而消费者无力再消费下去的程度――到了这个时候，掌握世界绝大部分产品的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改变产品的流向和分配方式，彻底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时，作为“债权人”，无产阶级还可以清算国际债务，重新制定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彻底改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扩大、生产和交换的扩大，最终将“挤垮”了现存世界秩序，新的社会关系在旧社会的母体里破壳而出。

无论哪一种崩溃，资本主义的崩溃都只能是世界性的，而不会是区域性的；正如新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在局部的危机中诞生。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深意：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38－539页。）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区域之外，无法开辟出一个可以被称为“防火墙”或者“隔离带”的区域――在那里，可以采用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但是，这种“脱钩”式发展的主要功能，却在于防止资本主义危机的蔓延，防止资本主义核心区将生产过剩和流动性过剩的代价四处转嫁――特别是转嫁到本区域人民的头上。

而马克思身后发生的既有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作用就是如此。

但是，从马克思的理论看去，对于四处流窜的资本病毒而言，一切“防火墙”的效果总是有限的，“局部隔离”当然可以限制资本主义扩张的程度，可以限制危机的裂度，但正是这种局部限制，反而使得资本无节制的扩张成为有规律、有限度的扩张，即它使得过剩和危机成为有规律、有限度的，从而延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扩张，而且，它还为资本主义的最终扩张，预留了“处女地”。

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的到来，方才被一再推迟了。

在马克思看来，“总危机”的到来，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全球化――即“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中，方才能够产生出一个有能力生产世界绝大部分产品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最终成为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不能包纳的了――只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才能使既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外壳被“挤破”成为不可避免，而到了这个时候，变革的前提才算真正开始具备。

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马克思是正确的：“第三世界”不可能“挤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第二世界也不行。同时，资本主义也不会为外在于它的一个社会体系所击溃，恰恰相反――所有的“隔离带”，最终均变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女地”。

新世界只能在旧世界的母体上破壳，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外部”，另行建造起来。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这也就是说，它是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为前提的。因此，邓小平才这样说：改革开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最终胜利，“自我封闭起来”，搞不了社会主义――他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其中的深意，却只有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才能被真正理解。

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也许更为重要的却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发展社会主义――而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推动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制造了根本前提。

马克思曾经预言说：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两极相联”关系，是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要害，这种“两极相联”关系是人类现代史的核心，是支配现代世界的基本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所占篇幅甚为可观――这一点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自1851年8月起，马克思受邀为《纽约论坛报》写专栏，当时该报的总编辑葛瑞里正醉心于社会主义，执行编辑达纳则于1848年与马克思在科隆有过一面之识，印象十分深刻。而马克思欣然应允了他们的邀请，在写作《资本论》的同时，写下了一系列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文章。

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与中国》（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撰写）、《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为了结果》等――共计12篇。

写作《资本论》的同时，卡尔·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搜求大量的关于中英贸易的资料，无论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数据，还是英国议会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远在万里之外的广州和北京的报道，马克思无不一一穷尽。他不懂汉语，这次还不得不用英语来写作，马克思为这些文章殚精竭虑，以至于恩格斯后来曾经这样抱怨说：美国人为马克思的文章所付出的报酬，与马克思的辛勤劳动完全不成比例。

尼采曾经将康德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面写作《资本论》，一面则为中国仗义执言的马克思，是否应该称为“大英博物馆的中国人”呢？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反复申述了如下观点：英国的对华贸易，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将国家间的交换关系，改变为敌对关系，英国的目标绝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通过贸易这种手段，彻底打垮中国，涣散中国的国家能力，英国打垮中国的目标，是为了确立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因此，鸦片战争绝不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权对一个古老文明的摧毁和破坏。

因为英国的目的不是交换，不是贸易，而是“惩罚中国”，是摧毁中华帝国和中国文明，所以，鸦片战争的目的甚至不是开拓市场，而是破坏中国市场，并反过来破坏了欧洲的生产。

然而，戏剧性就这样产生了：当中国的市场被英国摧毁之后，欧洲的商品也就没有了销路，1840年代之后中国市场的崩溃，便是如此与1848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同步发生。 马克思说：

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时，中国却把动乱送到了西方世界。这时，如果有一个市场突然缩小，那么欧洲的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0页。）

马克思第一次从世界的视野揭示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如果没有东方市场，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但是，假如有一天，中国掌握了世界生产和交换的绝大部分内容――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同样也不能发展――因为这样一来，既有的世界资本主义框架就会被“挤破”。

这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兴盛，就取决于东方，取决于中国。人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这其实是说：只有中国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将资本主义从危机的穷途末路中拯救出来，而当马克思这样预言：“只有中国才能使资本主义崩溃”，这其实是说：中国庞大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开动，它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世界历史“两极相联”规律之实质：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辩哲学家（指黑格尔），常常把他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和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于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个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起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7页。）

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两极相联”规律，马克思则赞誉这个黑格尔朴素的发现是“真理”，因为马克思预言中国的加入，会最终挤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无论这种看法在150年前听起来是多么怪诞，但150年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却认同了这一朴素的发现，因为他真的看到了这一天的最终到来。

2009年5月9日，奥巴马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布了马克思的预言是真的。奥巴马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当然，奥巴马这里所说的“人类的悲剧”，其实就是美国的悲剧，“全世界”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这不过是说“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因为美国作为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导者，总是以“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嘴脸说话，而按照奥巴马的立场，人类的五分之一就不算是“人类”，中国3·75亿劳工（主要是农民工）要过上人的日子，就会使一亿美国人“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如果换了角度，这难道不是说：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华民族不可避免的伟大复兴，就意味着“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崩溃和已经崩溃吗？

我们所谓“大国崛起”，绝不是指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这样的游戏不会再重复下去了。我们所说的大国崛起，首先是指3·75亿中国产业工人，生产着世界上一半的工业品。这样的情况，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英国的GDP不足清王朝一半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世界霸主，当美国生产了世界上不足四分之一工业品的时候，美国已经统治全球。

同样的，这样的情况，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恩格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欧洲工人阶级人数较少，且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与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处于利益对立、从而难以联合这种难局，列宁创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人口很少，那里的工人阶级只是为苏联生产，他们仅仅是苏联工人阶级，而非真正的世界无产阶级，今天，只有今天――中国3·75亿产业工人阶级，是在为全世界生产，他们从而才是真正的“世界无产阶级”。世界劳动者阶级的阵容，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庞大过。

今天，中国劳动阶级的联合，第一次使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真正的可能，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扭转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改变人类发展进程，也第一次成为可能。

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不可能摧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也不可能“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正如中国3·75亿世界商品生产者不可能挤入“全球市民社会”，中国的崛起，只能挤破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现存世界秩序的崩溃――这就是马克思的预言。 只有在今天，中国才迎来了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时刻。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我们的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分配方面，即社会分配不公，另一个是文化方面，表现为精神涣散。

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只有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得以解决和克服。

今日之中国，必须把“共同富裕”当作重建社会主义的现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发扬“我们的前人与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历史首创精神，采取坚定、有效的措施，使得广大中国劳动者平等分享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将这些成果的大部分以美元定价，送出国去白白浪费，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局。同时，我们必须破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财富观，切实增进劳动者的劳动收入，而非食利者的“财产性收入”。进一步说，我们应该在快乐和幸福的意义上重新定义人类劳动，应该以新的人类发展指标，来替代GDP的不合理指标。

当然，道路是曲折的。因为我们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前夜，在旧秩序崩溃，新秩序破壳的历史过程中，全世界人民都必须增加危机意识――甚至就是困难意识，做好“过苦日子”和爆发重大危机事件和事变的精神准备。

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这次大危机，这是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注定了的，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世界各国政府把刺激经济的措施和手段，都已经提前用尽了。

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这一次空前的危机，这是由现存世界的基本结构，特别是由前述关于发展的“四个基本前提”均已耗尽所决定的。

首先，像美洲新大陆开发、殖民地扩张、社会主义阵营开放那样推动世界经济大扩张的机会，今天已经基本渺茫了。需要重新开发的世界市场，除了南北两极和非洲之外，余地不大，众所周知，依靠南北两极和非洲的快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是极其困难的。

当今世界，除非对美国本土所垄断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分配，除非对欧洲进行资源开发和再分配，世界经济便没有出路，但是，那就等于挖掉了现存世界秩序的根本，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让少数发达国家承担发展的代价，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其次，靠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余地已经很小，且不可预期。何况正如马克思早已经指出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从来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特点，所谓“淘汰落后产能”，势必影响世界经济规模，进一步导致失业扩大。

第三，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大趋势，但社会福利总体水平可能下滑，导致消费水平日益受到制约。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的提速、超速发展，会导致生活成本的上升，它直接反映为生育成本上升，从而造成人口下降，这一“矛盾共生”的自然律，并非预言，因为它已经成为现实。

第四，本世纪末，世界煤炭资源即将耗尽，下世纪中，石油资源也将耗尽，即使有新能源开发出来，也难以支撑现有的世界工业生产和经济体系扩张。按照热力学定理，墒的增加将与能源的耗散达到均衡，这意味着能量的转化是不可逆的。

中国要带领全世界走出“总危机”，所面临的挑战、承担的责任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挑战，决非使得13亿人，特别是3·75亿普通劳动者分享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那么简单的事，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一方面是如何通过分配体制改革，解决“产品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如何通过加快金融和货币体制改革，解决世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两者彼此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而后一个问题的解决，并非仅靠中国一家就可以完成的。 这需要重新思考“人反对人”的现存世界的基本政治结构。

货币金融扩张，导致流动性过剩，这几乎就是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能，是其无法克服的痼疾，马克思说：这个痼疾一开始就埋藏在私人银行制度的机体之中。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到了这个痼疾：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当·斯密曾说：“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是一种凭证，这种凭证使某一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就像同一些货币能够用作等于起价值3倍以至30倍的贷款手段一样，它们也能够用作依次偿还的手段”。既然同一种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不是是货币不以购买为中介，而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手里。（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页。）

马克思这里讲解的是：现有的银行制度为什么总是与“超发贷款”即“流动性过剩”紧密相联。 我们知道，银行的产生，金融业的发展，其根本上的是起因是将社会闲置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最需要的方面去，以减少资源浪费，从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因此，银行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依托现有存款”发放贷款。但是，银行从一开始就无意或者有意地忽视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大量的“贷款”，会以各种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转化为“存款”。 而如果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忽视了这一点，即并没有对应地扣除或者冻结初始存款人的存款，而是把贷款当作了存款，并以这种“貌似存款的贷款”为据，发放新的贷款，那么就一定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同一种货币可以完成多次借贷”现象，也就是说：同一种货币，在银行手里就会成为“3倍以至30倍的贷款手段”。

这便是所谓的“贷款乘数效应”。

由于把贷款作为存款，并以此发放新的贷款，如此循环往复，银行似乎可以创造无穷的货币投放，从而使得货币总量难以控制，最终便导致了流动性过剩。

仅就当下的中国而言，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曾经这样指出：

“中国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不得超过75％，但考虑到贷款与存款之间的转换关系，即使一开始贷款控制在存款的75％之内，但由于贷款可以转化为存款，如将其转化的存款再按75％贷放出去，相当于原始存款的56％。依此类推，则“由贷款派生的存款”，最高可能达到初始存款的290％以上，形成信用的过度投放。”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则更为过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转变为“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它们将从银行手里获得的低息贷款，再次以高利贷的方式贷出，从中赚取高额利息，银行与跨国公司联手放贷，则使得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变得从此再也无法收拾。

当今世界金融体制还有着其特殊的缺陷，那就是：它以美国一国之主权货币作为世界中心货币，这必然导致作为货币发行国的美国，为了一国利益牺牲全世界的利益，丝毫不负责任地超量发行货币，美元超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公害”。

尽管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巨大的，但是，比较当今世界金融海啸般的流动性过剩而言，中国的生产能力无异杯水车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制造着海啸般的公共债务，一方面却依然保留着大量土地、矿产资源不开发，大量高科技产品不肯出售，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愿缩减，维持着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富可敌国的日子丝毫不肯动摇――指望着在现有的世界货币金融体制之下、政治体制之下，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来拉动世界经济，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关系，就表现为货币与商品生产的对抗、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对抗、发行信贷的金融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对抗，最终，它必然表现为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集团，与生产国集团的对抗。

今天，这种对抗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

所谓货币资本决定现实资本，信贷的发行决定生产和交换，也就是观念的生产决定现实中人的活动――这就是形而上学，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头足倒置”的体系，是“用它的木头脑袋倒立在世界上行走”。

这是资本主义体制之荒谬的根源。

因此，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表现为：为了货币，就必须牺牲商品，为了金融和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实体经济，为了货币发行国，就必须牺牲商品生产国，为了维护“木头脑袋”，就必须牺牲活人的生命，为了美国，就必须牺牲中国，为了资本主义，就必须牺牲全人类：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来说，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

今天的人类，已经到了必须在“资本主义或者野蛮”之间作出抉择的关头。

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不过意味着观念的生产支配现实生产的历史之终结，不过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不过意味着那个“头足倒置”的幻象世界的破产。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首先就意味着：不再把空洞的“美国符号”作为生活的价值，作为精神的家园，不把现实中的美国作为逃避现实的渊薮――最后，方才能够真正做到不把商品以美元定价。

如果当今世界最大的迷信是资本主义迷信，那么，当代中国最大的拜物教就是人们头脑中的“美国梦”。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是一个著名的穷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却是最富裕的国家，如果说这里面存在欺骗的话，这种欺骗却绝不是“剥削剩余价值”或者“延长一般劳动时间”那种小小的欺骗，这是由于人被自己头脑的造物所欺骗，人为自己头脑中的幻象所欺骗。

如果人还不习惯于独立自主，那就是由于它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木头脑袋倒立着行走”。历史上的无产阶级是如此，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

经济危机容易治理，但这种自我欺骗的现代病症却难以治理。

因为经济危机，就是人们的理性欺骗了他们自己。或者说，人的头脑欺骗了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人们拜倒在他自己头脑制造的幻象面前的“拜物教”，他们崇拜的不是商品，而是“物”，是自己头脑的“产物”。

简单地说中国精英阶层丧失了“理想”是错误的，因为在作为“理念”的社会主义被抛弃的地方，重新建立起的是“科学资本主义”的理念或者幻象，简单地认为中国精英的美国梦和财富梦只是个“幻象”――这同样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理想和幻象，正如一切金融衍生品那样，乃是被当今世界最科学、最理性、最学术的话语所论证和担保的，这种梦幻，乃是由北大和清华的EMBA教材所严密论证的，而那里就是中国最大的造梦工厂，是“梦想在现实中起飞的地方”。

如果马克思在世，他也许会这样教诲我们说：问题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的资本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必须检讨那种以科学的手段论证和制造梦幻的方式。 马克思感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相信自己头脑的产物，而不是去正视现实，而犹太人马克思之所以是“清醒者”，就是因为他毕生既站在欧洲布尔乔亚社会之外，又站在这个社会之上。

一个布尔乔亚社会，实际上完全不发生“接受马克思”还是“拒绝马克思”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站在这样的社会之外，一如他毕生为资产阶级社会所驱逐。不过，马克思又确实是站在一切资产阶级社会之上，一如马克思无情地嘲笑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所谓“理性学说”无非是假道学、是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欺骗，而那些被马克思无情嘲笑了的人们，却只能一贯装聋作哑――装做根本没有听见。

总而言之――人类思想之所以堕入这种自我欺骗的现代病症不能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告别马克思”成为了上世纪的下半叶世界知识发展的主潮。

关于现实的经济，马克思早已经作出了经典的分析：说到底，经济活动的现实动力就是商品生产和人类劳动，而资本主义则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扭曲，资本主义用理性的手段去制造财富的幻象，并愚弄人们去追逐这个幻象，制造财富幻象，这既是资本主义的活力、创造力所在，但也正是导致它死亡的决定性因素。

这种幻象注定会破灭，正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资本主义必有它的兴盛、死亡，而资本主义的死亡，正意味着人类从自我欺骗和自我麻醉的幻象中觉醒。

马克思所进行的经济学的分析，直到今天，还是比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深刻，比那些头头是道地分析当前经济状况、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都要有力量。

而马克思之所以比他身后出现货币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流派、凯恩斯主义学派都深刻，就是因为他看到：问题不在于资本家如何欺骗劳动者大众，而在于劳动者大众如何相信了资本家制造的幻象，问题就在于人们为他自己的理性和头脑所欺骗：“人们制造了幻象，并转而膜拜在幻象的脚下”，而这一点，实际上连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自己也不例外。

马克思无情地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詹姆斯·密尔这些资产阶级学者踩在脚下，指出：自从《国富论》诞生以来，英国劳动者如果是变得更穷了，就是变得更加不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把关于“抽象价值”的讨论尽其所能谈得更抽象，就是为了掩盖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劳动，如果不榨取劳动者，所谓“财富”就无从谈起这个简单事实，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努力，无非是以理性的手段制造财富的泡沫和假相，再以繁荣的假相来粉饰四处可见的危机。

马克思告诉现代人类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们需要理性，但人们没有必要迷信和崇拜观念。人需要头脑，但没有必要崇拜自己头脑的造物――没有必要“用自己的木头脑袋倒立在地上行走”。

马克思无情地揭示出：以理性的手段骗人是一个奇妙的发明，而人被自己头脑的造物所征服，这种自我欺骗则是可悲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这种欺骗和人们的自我欺骗之上。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的口号“四海之内皆兄弟”，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就是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骗局和梦想。

因为让骗局的精心制造者与上当受骗者成为兄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就是更大的欺骗。要终结骗局，就先要揭穿骗局。正是由于那些幻象和骗局的制造者们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的团结，破坏了荣辱与共的人类情怀，因此，要实现现实的正义，绝不是靠空谈“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是要为正义而斗争，要实现人类的团结，就必须驱逐不团结者，要实现正义就要消灭不义的根源，要实现“四海只能皆兄弟”的口号，就先要承认“四海之内已经不再是兄弟”的现实，承认不再有人类团结的现实。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我们若要夺回劳动果实，就必须首先让思想冲破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