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关于中国战略和“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点，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在本世纪初提出中国和平崛起暨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那时我说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中国和平崛起给世界持续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共赢。
从2004年起，我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在努力搞好自身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和周边国家和地区、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2005年6月，我还说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一定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和相关各方形成轻易拆解不开的多方面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头，也就是在今年1月到现在，我又在多个国际和国内场合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第二点，今天条件下我对我国在对外关系中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思考，首先是基于我国本身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迈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这里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挑战，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有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和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挑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结构不相衔接的挑战，有收入分配不够均衡和利益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挑战，有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而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的挑战，还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由此而来的就是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阶段，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迈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样由此而来的将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更加致力于提高全民素质和精神追求，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安定，使中华民族既实现和平崛起，又达致文明复兴。毫无疑问这样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第三点，中国和平崛起也就是和平发展的未来愿景，同时也是基于世界大形势。
这里我想从八个方面概括表达我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大形势的基本估计。
第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竞争和合作更加明显。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求优势，控制竞争、发展合作成为一种必然要求。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整体和平崛起的势头日益明显，今后10年是他们发展和崛起的关键时期。第四，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社会生产力的结构大变动，一个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重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日益显露其锋芒，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气候、能源、资源、粮食、金融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问题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五，各大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动，由此又将决定各大国相对地位和利益关系的进一步变化。第六，各种形势的剧烈振荡和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以至传统形式的热战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对此既不必惊慌无措，也不能掉以轻心。第七，无论世界变局怎样发展，人类仍将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属于主权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历史阶段。第八，纵观天下大事，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仍将呈现机遇和挑战相交织、而机遇大于挑战的根本走向。我们对未来10年中国的和平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而绝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变和突发事件就轻易动摇。
第四点，正是基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以及世界的大形势，我愿再次强调提出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理念。
如果说，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暨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形成共同利益的扎实的基础，那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暨和平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和更可持续的发展的共同利益。
这里需要说明，中国扩大和深化相关各方“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乃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构想，也就是说包括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盟、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与非洲、中国与拉美等，而绝不是排他性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并从而推动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这就是关于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已经确定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大战略方针。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在国际场合郑重强调了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还有今年9月6日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也都明确宣告了这一点。我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这将是中国把和平崛起暨和平发展道路进一步具体化的重要取向，我期望并且坚信这样的取向一定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取得共识。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是岁尾年头话大局，我们站在2011年之尾展望2012年，特别是明年将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十八大能够开出新水平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面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新变动，我们党要在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深刻观察，理论和战略的深刻观察，包括国际关系和周边关系问题的理论和战略的深刻观察。这当然是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和我们今天在座各位的研究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2012年乃是一个“战略年”，战略规划年，或者叫战略设计年。
这就要求大家进一步下苦功，共同拿出我们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新的研究成果，拿出实实在在、系统周密、富有创意的研究成果，贡献于党的十八大的准备工作。
我还要说，战略规划年、战略设计年的课题无疑是众多的，而中心的课题就是一个，就是怎么样看待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新的战略机遇期。
这当然又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我愿系列检验、回溯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年中我们怎样把握机遇的历史。
是否可以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中大体每一个10年都是一个大段落，而这三大段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开头都碰到巨大麻烦、挑战以至于危机。
请看第一个10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国内倒霉到极点，文革灾难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政治动荡积重难返，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在小平同志带领下我们走出来了。而且，进一步开辟了战略机遇期的起点。
第二个10年开头是1989年政治风波，随后是苏联倒台、东欧剧变，我们外部受到西方制裁，内部出现改革开放可能倒退的威胁，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一个极大、尖锐的问题。而我们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不但扭转危局，而且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把整个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提到一个新层次。因此，1992年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年。
第三个10年，世纪之交，风云变幻，加上面临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战略抉择，国内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们党沉着应对、因势利导，又打开了第三个10年更大发展的新局面。
三个1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的战略道路，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具体政策、策略和度的把握上又应因合一，因而就能够在每次克服重大困难之后，都迎来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现在我们正进入第四个10年，面对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大变局，变动的深刻、复杂程度超过预计，而它的重大特点之一就是变动的两重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加深了，而另一方面矛盾和困难冲突更多了；一方面西方大国陷入空前困境，而另一方面却对我们施加更大压力；一方面周边国家高度依赖中国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却对我们有更深疑虑；一方面我们的国力空前增长，而另一方面如何在国际范围内更好运用我们的国力，却显得并不完全得心应手。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困难和冲突呢？从国际动向来看，归根到底，无非三种作为：第一种作为是继续冷战思维，第二种作为是发动局部热战，第三种是谋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共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对于前两种作为，我们一反对、二不怕，我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时代条件下，那一套、那两套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主张、我们坚持的是第三种，就我们自己而言，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全方位地同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观点愿意供各位考虑，这就是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之下，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国力已有更大增强的新条件下，关于我国发展的新的战略机遇期的诸因素中，我们自身的发展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带决定性的因素。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大发展，中国的继续大发展，这本身就是我们能够赢得战略机遇期的最重要的基础，国力加路线。我们要充分重视这一条，并且以此为根本立脚点，而绝不能看轻，更不能淡忘这一条，这也就是小平同志所说“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句话的深刻战略意义所在。
中国有一句老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本人很喜欢这句话。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本文摘自郑必坚在环球时报年会上的演讲，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