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民主与国家素质——弗拉基米尔•普京论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发展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 развити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 России
（翻译：高原）
稳定的社会发展离不开国家职能的有力实施。国家建设旨在服务社会利益，而真正的民主则是其必要条件。
真正的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能仅在表面上进行复制。社会必须为民主机制发挥作用而做好准备。如果民众希望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那他们就要做好准备定期在国家管理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换言之，只有在人们准备好为民主做贡献的地方，民主才能发挥作用。
在九十年代初，苏联一党专政行政领导体系的解体大大鼓舞了我们的社会，我们仿佛立刻就能过渡到一个人民政权，更何况文明而成熟的民主典范就在近在咫尺的美国和西欧。然而，将国家引向民主形式的道路，却立刻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停滞。再后来，就连这些所谓的民主形式也被地方和中央的寡头精英们侵占了，他们恬不知耻地瓜分国家和全民财富来中饱私囊。
据我所知，即使在这段时期，在权力机构中也有不少诚实、智慧而又一心为人民造福的人。多亏了他们国家才没有灭亡，那些日常琐碎的问题勉勉强强得到了解决。尽管断断续续而又非常缓慢，某些亟待实施的改革也取得了进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原有的社会制度仍然更有优势。
九十年代，在民主的大旗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是宗派暗斗和封建割据，不是高质量的新生活，而是庞大的社会花销，不是自由公正的社会，而是一些公然蔑视普通百姓利益的所谓精英。所有这些都破坏了俄罗斯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因为大多数人对这些概念本身都有了根深蒂固的怀疑，并且不再愿意投身公共生活。
俄国哲学家、法学家巴维尔•诺夫格罗德采夫（Павел Новгородцев）在上世纪初就预言说：“不少人以为，实行普遍自由和全民选举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将生活引向新轨道。但事实上，它在生活中确立的往往不是民主，而是在寡头政治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循环往复。”
在九十年代，我们与无政府主义和寡头政治都作过斗争，这一时期的治国思想也危机四伏。仅仅将其原因归咎于寡头的自私贪婪和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是很天真的。九十年代初，我们的人民刚刚摆脱共产主义，仍习惯等待国家的好意施舍，还没有学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时常被幻觉所迷惑，不懂得如何反抗他人的操控。因此，直到现在，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依然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肆无忌惮的谬误原则。
但是社会经历了困难的成熟过程，这使得我们要共同将国家拉出泥沼，共同为国家注入勇气，共同恢复真民主的基础——人民主权。
我想强调一点：我们是用民主和宪政做到这一点的。在本世纪前十年推行的政策完全体现了民意。每一场选举以及选举之间的民调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我们的人民过去和现在最看重的是自己的什么权利，那么遥遥领先的便是劳动权（获得劳动所得的可能）、免费医疗权和儿童的教育权。重新保障公民享有这些迫切的权利，这是我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担任总统期间，国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和本世纪初的十年相比，当今社会已截然不同。许多人在生活上更有保障，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并有了更高的需求。人民对权力机构的需求改变了，中产阶级不再局限于个人利益的小圈子，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过去我们正是为此而努力。
政治竞争是民主的中枢，民主的动力。如果此竞争反映了社会团体的切实利益，它就能不断加强国力，保持经济发展，调动资源参与社会建设，保障公民的安全与公平。
今天，我们的国家素质落后于公民社会参与国家事务的准备程度。我们的公民社会无疑更成熟、活跃和负责。我们应当革新我们的民主机制，使其能够“容纳”日益增长的公共积极性。
论民主的发展
现在一系列关于发展我们的政治和政党体系的提案已交由国家杜马讨论。其中包括简化政党登记制度，取消参选杜马和地方立法机关时搜集签名的规定以及减少参选总统时所需要的选民签名数量。
政党登记制度、政党活动规则和选举程序的运行操作无疑都很重要。“政治环境”就像投资环境一样，需要不断的完善。但与此同时最需要关注的却是我们的政治机制是如何考虑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的。
我相信，我们不需要低俗的滑稽戏，也不需要比赛开空头支票。打着民主的幌子，摇着“人民政权”的大旗，用“博出位”的声明和互相谩骂把严肃的选举变成一次性娱乐政治秀，把选总统变成选达人，却把真正的政治引向幕后交易的阴影中，不把做出的决定与任何选民进行沟通——这种局面我们不需要。我们要避免走入这条诱使人“简化政治”，其实只是“投人所好”创造假民主的死活同。在政治中一部分政治技术的确必不可少，但那些“造型设计师”和“炒作大师”们不应该掌控政治。我相信，人民也不会再买他们的账了。
应当完善政治机制，使其能及时地捕捉并反映广大社会团体的利益、保持这些利益之间协调一致，并能保证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以及人民对权力机构公平性的信赖（其中也包括这些人仅占少数的情况。）
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来自社会各阶层有责任感的人、专家、对国家和民族发展有所关怀的思想者和那些有实干能力的人将由人民推举入权力机构。该机制研讨、采纳和兑现各种决定——无论是战略上的还是战术上的决定——的过程对于社会而言都将明白易懂、富有成效并公开透明。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要创造使人民能说真话且必须说真话的政治体系。提出决议和规划的候选人要为兑现它们负责。选择他们的选民们，要明白选择的是谁，意味着什么。这将使社会和权力机构之间互相信赖、尊重，并展开建设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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