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韩毓海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1）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你可以随意向一个市场经济中增添许多资本家，但是除非国家以这些人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否则这个市场经济仍是非资本主义的，布罗代尔本人把中华帝国作为恰好能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分开的例子，这是一个历史的洞见——

  乔万尼·阿瑞吉

 

    商行的长途贸易催生信用机构

 

    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那种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比较起来性质是不同的。比如毛主席就曾经说过，这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力量比较弱小。

 

    不过我们看19世纪初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代，以中国南方广东的行商和北方山西的晋商为例，就会发现这两部分商人几乎主宰了当时的世界贸易和商业活动，不但晋商在蒙古、俄罗斯、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国际投资，而且广东行商还曾经投资于美国的铁路建设。无论从外贸还是金融上看，他们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国际资产阶级的规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我们怎么看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这个论断？即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毛主席的上述洞察呢？他那个着名的解释是不是可靠呢？

 

    我认为毛主席的解释总体上说是对的，而理解他的论述的关键，首先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今天我们一般地把企业家、商人、资本家不加区分地、一般地、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因为这样笼统的说法，其实没有正确区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用布罗代尔的说法，就是没有正确区分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而没有既区别又联系地解释他们产生的原因。

 

    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其实是“长途贸易”的产物，这样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般地与生产和贸易的经营者有关系，而是与长途贸易有着最根本性的关系，长途贸易才是理解近代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因为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他们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即所谓“贩夫走卒”而已。

 

    但是，我们所说的长途贸易就大不同了。长 途贸易是指跨国的大宗贸易。这种贸易首先不是一般的生产者所能够经营的，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国家所能承担的，因为所谓长途贸易，它不但要求一个国家有生产大 宗商品的资本和财力，同时还要求一部分人有巨大的财力、资本，先去把这些商品购买下来，然后再转运到远方去出售即卖出去，也就是说，需要他们为远方的消费 者预先垫付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于是，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存在大于、起码是等于生产资本的商业资本存在，即它要求与生产资本相当的商业资本存在，进而要求存 在一个与生产活动相分离的商人资本阶级，如此，长途跨国贸易方可能发生。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2）

 

    近代中国的行商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长途贸易把国内生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级，从而它才支持了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晋商资本，首先就是指从事跨国长途贸易的大商业资本。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1819年，中国对欧美的海上贸易赚取的白银为2282万两，此后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每年海上对欧美的贸易所赚取的白银都在2300万两之上。我们再看北方的恰克图贸易，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统计，1854年两国间的贸易额是1968万卢布，当时南方的海洋贸易是由行商主导的，但资本的一部分来源仍是山西票号，而北方大陆上的长途贸易则完全是由晋商主导的，从这个数字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南方从事海洋长途贸易的行商和北方从事大陆贸易的晋商积累了多么雄厚的资本。

 

    而且，除了对于独立的商人阶级和商业资本的要求之外，长途贸易又必然要求并依赖信用资本的发展——这是它又一个根本特征。 这是因为长途贸易的另一特点，就是它的贸易周期比较长，例如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一个贸易周期差不多要三年时间，长途贸易虽然利润大，但是其利润回款的周期 也特别长，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即生产商需要一个有信用的凭证，以保证它在三年后怎样才能从销售商、贸易商拿到货 款和利润，而对于贸易商来说也是同样的，他也要向中间商和代理人提出类似的信用要求。例如对当时的英国贸易商来说，他们并不是把货物运到广州后自己直接销 售，而是一总将货物交由他们的中国代理商——广东行商寄售或者代售，尤其当彼时货物的价格行市不理想的时候，英国贸易商尤其喜欢这样做，即他们将货物交由行商处理，待三年之后，凭着行商开具的信用证，再来结算货款和利息。

 

    所以说，长途贸易不但要求一个与生产资本相当的商业资本，而且它也必然要求一种规范、严格的信用资本的存在，从而，长途跨国贸易在催生一个商人资本的同时，必然也会催生相当规模的信用机构的诞生。

 

    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论述的：“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里；但是，要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活动的增长。”

 

    *的论断很经典地说清楚了：信用经济和专业性的信用机构，乃是长途跨国贸易的必然产物，它会与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他的这一论断也很好地解释了晋商是怎样的一种商人，他们为什么会从边关贸易商发展为长途贸易商，并且最终发展为票号资本即信用资本。

 

    要谈论*，首先要读《资本论》，无论我们坚持还是否定*，恐怕都要先读一遍《资本论》再说话，否则没有意义。比如我们研究晋商，不读《资本论》怎么行呢？晋商难道首先不是长途贸易的产物吗？如果不了解长途贸易对于信用凭证的必然要求，你又怎么能解释晋商会发展到票号呢？这个票号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突然又被大风刮走了吗？当然不是的。正如*说的，你让山西商人一股脑用现金把全中国的货物都买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自然就需要延期支付的信用凭证，这就是“长途国际贸易必然需要商业信用机制的产生”。什么是商业信用呢？*说：商业信用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而山西票号就是一种典型的经营商业信用的机构。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3）

 

    1823年左右，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票号日升昌，及其横跨北方共同市场的信用网络诞生了，票号的诞生，标志着晋商由商人资本向信用资本的过度，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顶峰。

 

    其实，早在山西票号之前很久，16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南洋华侨的“银信汇兑局”就已经产生，直到19世纪初它还在发挥汇兑的作用。而中国北方第一家经营信用凭证的机构“帐局”，在乾隆元年（1736）开设于张家口，这当然也是山西人经营的，它也是北方共同市场形成并逐步扩大的产物。因为张家口是明隆庆年间兴起的市场，是由于明代的边关贸易和白银经济的驱动而产生的。特别是到了清雍正五年（1727），为了稳定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形势，中俄之间签订了《恰克图互市界约》，这个互市界约开通了北方中路贸易的商道，山西就处在这个中路贸易的核心处。随后，北方大陆共同市场不断扩大，信用的要求也不断扩大，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830年是北方中路贸易的最高峰，因为当时英法战争封锁了欧洲海路，所以欧洲与世界的贸易，只能经过恰克图这个北方中路贸易的通道来进行，恰克图贸易是当时世界贸易的核心，而张家口这个地方，是以晋商为主的北方贸易商人接受国货和贩卖外货的枢纽。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汇兑网络，——我们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却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

 

    票号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

 

    那么，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最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结论就是——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却并不投资于战争。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资于战争却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争是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西方最早的私人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是发战争财起家的，这就是它与山西票号的根本不同。在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条件下，西方私人银行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为国家提供战争借款，国家又反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私人银行以发钞权。作为国家的债主，私人银行因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①——前者指国家，后者就指私人银行。

 

    而1840年之后，为其经营宗旨所决定，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为，其实是通过经营战争的方式来逐步扩大和掌握世界市场：即它一方面为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则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的借贷“服务”，并同时要求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海关税收作为抵押。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私人银行逐步控制了各个国家的税收和贸易权利，从而成为一个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4）

 

    例如，1895年，日本正是在英格兰银行借款的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而按照英格兰银行的要求，日本作为战胜国，更迫使清王朝必须将所有的赔款白银2亿余两，全部折合为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利用这笔天文数字的赔款，日本于1897年以固定的1∶32（1日元等于2先令）的金银比价比率，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①我们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要介绍：西方在1840年左右采用金本位制，这是由于他们在长期的殖民活动和贸易投机中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黄金的缘故，而西方采用金本位，却使得大批劣制银币涌入中国，同时造成大批基准银（纹银）流出中国，遂导致了清王朝的货币体系紊乱、清朝财政因之垮台。此外——还由于金贵银贱，所以中国产品从此在世界市场上就“天然”处于竞争劣势，而这一点对当时同属“银本位”的日本其实也是一样的。日本之所以能够改变它的银本位制度，就是通过大规模的中国赔款占有了世界上纯度最高的白银的缘故，反过来——由于库平银在甲午战争的赔款中消耗殆尽，造成中国纯银尽失，这样一来，对于清王朝来说，其财政就从根本上崩溃了。

 

    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也曾向山西票号借款100万两白银，作为战争经费的补充，这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因为战争原因向民间信用机构融资，但随着甲午战败，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作出的明确规定，这种向本国私人资本借款的行为被所谓的“国际条约”所明文禁止——因为那些不平等条约规定：作为战败国，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必须从西方金融机构获得，而不得从中国民间金融机构融资。这一规定不但使得西方金融机构通过借款行为，掌握了包括海关税在内的中国国家税收，同时它更将中国金融机构彻底排除在“战争金融体制”之外，——众所周知，列宁将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其意义实际上就在于此。

 

    金融依赖外国，国力必然衰败

 

    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富国强兵呢？说穿了，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确实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钱投资在军事和工业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把金融业与军事工业结合起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国内融资振兴军事的能力归于彻底的不可能。而对于山西票号而言，我们则可以说：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从整个发展的历史上看，山西票号本不是一个向国家发债的私人金融机构，而是一个经营借贷、汇兑的信用机构，它不能以国家信誉和国家税收作抵押而拥有发钞权，也没有发行国家债券的权利。与西方的私人银行不同，由于它不投资于战争这桩最大的“生意”，从而它更不是国家的债主，从而可以凌驾在国家之上，最终发展为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理解毛主席所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弱小。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5）

 

    晋商和山西票号的衰落，还必须从它所投资的主要对象——国际间长途贸易的衰落中去寻找原因。不投资于生产，而主要投资于贩运，与生产相脱节，这是中国商人的固有缺陷。而随着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中国边疆崩溃，随着通商开埠，西方商人大规模进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建立贸易据点，山西商人也就因而丧失了国际贸易中继站的地利，而晋商也丧失了充当国际贸易中转商的利益，它的财力日益萎缩。

 

    历史上长期居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北方“中路贸易”通道，在近代逐步被废弃了。这里最好的例子是恰克图贸易。恰克图互市开始于1728年，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喀尔喀蒙古地区，对抗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扩张。特别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贸易几乎全部集中于此，这个曾经的荒漠之丘，一时名声大振，成了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清人何秋涛曾称其是“百货云集，市肆喧嚣”的“朔漠之间一都会”；俄文史料称其为“西伯利亚汉堡”；也有的西方历史文献甚至称其为“沙漠威尼斯”。

 

    但是，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远东铁路的修通，中俄贸易的线路从此转向了东部沿海，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瓦解，漠北蒙古（即外蒙古）随即掀起了分裂运动。在20世纪的前半叶，整个外蒙古地区一直就是俄、日两国努力争夺的势力范围，明清以降500年以来，中国在这个地区历经数代的艰辛经营所造成的商品-市场关系，因为国家的崩溃，该地区形成了政治和军事真空地带，经济体系也从此逐步瓦解，而由山西到恰克图的北方中路贸易，也从此走向衰落。

 

    1945年8月13日，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苏联当局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当时的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承认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和恰克图从此被从中国分割出去，而中国内地经山西联系北方的“中路”，从此彻底断绝。

 

    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归来，途经当时已经属于苏联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都的乌兰乌德，他不但拒绝了当地政府的欢迎，并一反常态地拒绝下车做客。据师哲回忆，毛主席当时沉痛地说：这里就是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

 

    恰克图，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它南通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北达“乌丁斯克”，——即今天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也就是毛主席当年拒绝下车的地方。1727年10月﹐中俄《恰克图条约》在此草签﹐次年正式换文。恰克图在俄语中称为“阿尔丹布拉克”——而它的另一半则被称为“买卖城”。

 

    听凭金融依赖外国，这是自1567年（隆庆元年）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衰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更通过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借款和贷款的方式控制了中国，而由于中国的财政经济不能独立自主，中国的工农业也就不能独立自主，国防就根本谈不上了。对这个问题，500年来认识得最为清楚的，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

 

    1960年，中苏之间的最终分裂之造成，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中国拒绝成为苏联的新朝贡体系中的卫星国，特别是拒绝人民币与卢布挂钩，乃是日后苏联制裁、封锁和压制中国的重要原因。这种经济制裁在1960年代初达到了高峰。按照苏方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向中国借款14次，总计达18亿1千8百万卢布，其中还包括用于朝鲜战争的军事借款2亿卢布，利息是2％，根据师哲的回忆，在抗美援朝战争过程始终，苏联从未说明苏方提供的军火属于战争借款，而是一直声称是对中国出兵维护社会主义集团利益的补偿，是苏联应该担负的责任。但是，这一部分军火后来却被加入到中国的债务中，并且附以高额利息。

 

    按照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的全国人大报告中所宣告的数字，截至1964年，中国已经偿还了苏联外债14亿卢布，其余的款项将通过边贸的方式，以实物的形式于当年偿清。正是在偿还苏联债务的过程中，新中国不得不勒紧腰带、严格量入为出，从而确立起极其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从而保证了人民币的独立自主。日本学者毛利和子在作出了上述统计后赞叹说：1957年，中国国家预算为128亿美元，当时的美元略低于卢布，故14亿卢布相当于15亿美元，这等于是中国国家预算12％，苏联的债务毫无疑问加剧了中国的国家困难，但是从长远看，中国如果不依附于苏联并成为其卫星国，不使人民币与卢布挂钩，就必须偿还苏联的借款，奇迹般的是，中国到1964年就把苏联的借款基本还清了，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1956年遂以批判斯大林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