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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美国用隐蔽经济战袭击中国

(2011-05-17 13:18:13) 下一个

谨防美国用隐蔽经济战袭击中国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4412    更新时间:2011-5-17  


中国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


尽 管美国隐蔽经济战的凌厉攻势,已横扫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仍然没有引起善良中国人的足够警觉,许多人茫然不知美国谋求霸权的威胁,甚至盲目轻信西 方新闻媒介的误导,将前苏联东欧和亚洲国家的不幸遭遇,统统归罪于这些国家自身管理不善。人们阅览广为流传的中国报纸杂志,经常可以看到为美国辩护的论 调,例如,东南亚经济危机根源是自身的弊病,在于政府过度干预和“裙带资本主义”,索罗斯为赚钱投机是天经地义的,“将经济泡沫早日挑破”有何不好?更何 况“苍蝇不叮有孔的蛋吗”?“毛病出在鸡蛋自身有孔,爱闻腥的苍蝇何罪有之?”但是,按照“鸡蛋有罪论”的逻辑推演下去,岂不是谋杀应该责怪被害人粗心大意,而谋财害命的狡猾凶手反而无罪了吗?殊不知为索罗斯辩护的那些中国人,正是粗心大意、缺少心计的善良人,很容易成为狡猾凶手暗中谋算的目标。善良的中国人不相信“阴谋论”,他们惟恐这样会重犯左的错误,凭白冤枉无辜的西方金融资本,不然国际货币基金为何提供巨额援助,帮助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呢?


 我 们不妨听一听知情美国专家们的看法。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萨克斯,曾经是国际货币基金委派的经济顾问,前往俄罗斯东欧国家指导经济改革。由于“休克疗法”造 成了巨大灾难,萨克斯也名誉扫地受到人们广泛指责。亚洲危机爆发之后,萨克斯不再甘心继续充当“马前卒”,反戈一击尖锐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他说“国际 货币基金精心粉饰自己在公众面前的模糊形象,打扮地像个超人向地球俯冲下来,扑灭金融危机的火焰。然而,仔细考察一下它的所作所为就会看到,这 个忠于正统金融理论的国际货币基金,只关心西方债权人的利益,而无视债务国的利益,实际上经常是火上浇油。国际货币基金加剧了恐慌感,不仅由于它的可怕公 开宣告,还因为它开出的药方――提高利率、缩减预算、关闭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不是迅速灭火,而是在剧院中喊起火制造恐慌”。[22]


 查 默·约翰逊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著名教授,他长期研究亚洲及日本经济问题。当前在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他对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持强烈批评态度,特别批评西方新 闻媒介歪曲亚洲危机起因,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和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查默深刻地指出,美国政府称不应干预市场宠爱企业,但为了维护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 益,1998年美国联邦银行却干预市场注入巨额资金,挽救投机失误濒临破产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体现了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导致美国提倡的新 自由主义在亚洲信誉扫地。他还指出,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是误入了西方胁迫推行的金融自由化陷阱,当前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各国, 都在重新对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反思,酝酿采取同“华盛顿共识”相反的政策,恢复以前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功经验,包括恢复政府计划部门和产业管制政策,对过度 投机濒临破产的私营银行进行国有化,等等。[23]


俄 罗斯改革失败的惨痛教训,也未引起中国人的应有警惕。早在前苏联发生社会剧变之时,许多中国人甚至还认为,俄罗斯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现在又解放思想大胆 改革,必然将中国远远抛在后边,倘若中国再不奋起改革追赶上,中国将会被俄罗斯消灭掉。尽管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陷入困境,中国人仍然没有察觉出其中奥妙, 丝毫没有怀疑西方推荐的药方存在问题,而归罪于计划体制顽固和改革不彻底。直到俄罗斯忍受近十年“短期阵痛”,不仅没有复苏反而爆发了金融危机,许多中国 人仍然主张类似规范化改革,丝毫没有从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即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公开撰著透露美国瓦解前苏联内幕,善良的中国人仍然 没有怀疑美国阴谋,不少人反而积极贬低否定“阴谋说”,开脱甚至美国人自己也公开承认,已变成了“公开秘密”的“阳谋”。大概担心人们心地过于善良不愿怀 疑罪犯,彼得·施瓦茨在书中居然露骨地说,人们议论前苏联的突然全面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仿佛调查一个人突然神秘死亡了,而粗心大意丝毫 不考虑谋杀,不怀疑存在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丝毫不加掩饰的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仍在为凶手申辩的善良被害者,讥讽那些仍在为 有意开错药方的医生辩护的倒霉病人。


法国《费加罗杂志》于1999年7月份,刊登了一位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的谈话。20年前这位前苏联作家季诺维也夫,曾因反对当局而被驱逐出境流亡西方。令季诺维也夫感到悲伤的是,尽管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是他看到俄罗斯也随之被毁灭了。季 诺维也夫回答法国记者说,“我过去离开的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大国,现在重新见到的却是一个被打败了的、破败的国家。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由于 国内的原因,这乃是西方历史上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他还说,“俄罗斯的灾难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划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我知道内情。我看过一 些文件和材料,参与过一些准备引导俄罗斯走向死亡的研究活动。我对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无法生活在那个要消灭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的阵营里了”。 [24]


中 国人曾经熟悉西方列强的“硬战争”,激荡百年中“火与血”的洗礼,锻造了中国人刚强不屈的性格,但是,他们还不熟悉西方“软战争”的诡计,因为西方列强对 弱者从来刀兵相见,不懈于采用迂回曲折的权谋之术。今天,无数先烈英勇抗争换来了胜利果实,成功建立强大工业击败了美国冷战遏制,已迫使昔日强敌改弦更张 变换手腕,放弃冷战遏制转而采取缓和战略。中国人缺乏攻击性的善良天性,使他们容易宽恕原谅昔日的敌人,向往和谐国际关系而放弃应有戒心,将西方倡导的 “国际缓和战略”,误以为是“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殊不知,“缓和战略”虽然是历史的进步,标志着美国“冷战战略”的失败,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机遇,但 是,正常交往背后仍然暗藏杀机,美国软战争暗器的杀伤威力,并不亚昔日硬战争的真枪实弹。


美 国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贯作风,是尊重有实力和智谋的对手,而玩弄容易受骗上当的朋友。中国人天性善良“不存害人之心”,但是,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 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国,必然威胁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图谋,无法置身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无论凭借坚船利炮或“糖衣炮弹”,具有全球扩张 野心的美国都会找上门来。新 中国曾同美国爆发过两次战争,反复交手不断令美国遭到失败。美国政府主动接近中国,恰逢越南战争遭到惨败,中国持强硬反美立场之时,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全球 战略,从实用主义出发灵活善变,深谋远虑而不计一时得失。但同时也说明,对于具有谋求全球霸权野心,如此精通权谋之术的美国,中国人实在是不可不防。


前苏联从未同美国发生过战争冲突,赫鲁晓夫还曾高喊和平口号, 对美国百般讨好大献殷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更是崇拜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掏心至腹尊美国为良师益友,对美国可谓言听计从并不断退让,但是,美国不 但没有领俄罗斯领导人的情,反而利用其天真解除戒心之机,发动了凶猛的隐蔽经济战攻势,仿佛长驱直入无人设防之地,尽情地摧毁其庞大工业军事体系,转眼间 将威风凛凛的前超级大国,破坏到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的地步。美 国对曾卖身投靠自己的朋友,一旦丧失利用价值也毫不留情,智利和巴拿马的前独裁政府总统,曾同中央情报局进行密切合作,今日也都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叶利 钦和丘拜斯大力推进私有化,曾指望将资产转移海外以防不测,今天却成为美国大肆宣扬的把柄,真是“狡兔死、走狗烹”。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殊不知 “缺少心眼也要挨打”。


 


 


值得警惕的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也在开始在中国逐渐广泛流传开来。其实,旧 中国也流行过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是,那时中国正饱受西方列强的掠夺压榨,人们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神话,甘愿冒生命危险阅读违禁的马克思著 作。解放后,人们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较多,忽略了辩证地借鉴其中的合理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邀请了大批中国官员 学者进行访问,美国操纵的各种权威国际经济组织,向中国大力宣扬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正常经济文化交往的掩盖烟幕背后,美国的隐蔽经济战对中国也构成了威 胁。


中 国人看不透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因为,他们熟悉的是西方列强的真枪真炮,以及美国冷战的经济军事封锁遏制,而这些战略暗器是在美国冷战失败后,才被主张 缓和战略的智囊谋士设计出来,同昔日真枪真炮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设计非常巧妙,用贷款、贸易、投资等经济利益为诱饵,掩盖着杀伤力巨 大的咄咄逼人锋芒。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时,人们不熟悉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因此,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办法,重视在继承原来体制优点的 基础上,逐步引进市场调节和扩大开放,因此,美国的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影响不大。但后来随着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许多人采取了简单的直线思维方式,将成功 完全归于市场和开放,误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就是效仿西方的规范市场经济模式,推行国际组织倡导的规范化改革药方,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广泛流 行敞开了大门。


 


1992年泡沫经济的教训。


善 良的中国人天性坦率真诚,不熟悉美国国际战略的权谋之术,因此,受到“华盛顿共识”影响情有可原,的确,这一套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不是由国际权威机 构所竭力推荐的吗?我们深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发现“华盛顿共识”产生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道路,实行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条不紊地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同时保持了重大比例关系的计划调节,国民经济实现了协调的顺利发展,从宏观上保证了企业的经 济效益良好,国有、集体企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公有制企业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及时调整经济结构 并且纠正经济失衡,协调企业利益矛盾和分工合作。但是,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中,由于没有正确总结中国的改革成功经验,放弃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的原则,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态度,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从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某些经济学家完全忘 记了马克思的论述,甚至认为凯恩斯干预政策也过时了,反而将西方时髦的新自由主义,当做了最新的规范化经济理论,用来设计各种市场经济转轨的方案。


一 片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盲目热情中,我国经历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1992年开发区、股票和房地产热中,占用和消耗了大量宝 贵资金,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了数千亿元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各种经济损失累计起来接近上万亿元。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 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大面积企业亏损和三角债危 机。私营、外资企业所占比重急剧增长,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一 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1992年出现的不是“泡沫经济”,而是“经济泡沫”问题不大,但是,“经济泡沫”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呢?,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 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1992-1993年的“经济泡沫”,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令人惊讶的十倍 以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是新兴市场不属于泡沫经济,当前应炒作房地产、股市以刺激经济,但是,正是这类新兴市场的泡沫投机,诱发了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万亿美元的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鼓励炒作投机只能暂时刺激经济,而最终扼杀新兴产业并导致经济危机。


无 论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过热都会造成巨大损失,美国1929年的股票市场泡沫崩溃,不仅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且社会动荡还触发了世 界大战。美国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胁迫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放弃了政府计划干预的成功经验,结果泡沫投机泛滥爆发了金融危机,充分说明市场经济弊端不 容忽视。人们常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规范,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经济,仍然难以避免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难道中国尚不成熟的不规范市场经济,就具有防范经济危机的特殊免疫力吗?1992-1993年泡沫投机造成数千亿元损失后,仍然能够安然无恙不出现连锁反应吗?


1993 年,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及时遏制了泡沫经济的继续膨胀,但是,由于对市场经济弊病的认识不足,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来矫正泡沫 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严重经济困难,包括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大面积企业亏损和三角债,职工下岗和社会失业增加,同美国、东南亚泡 沫经济破灭之后,呈现的各种病症如此相似决非偶然。中国人必须认识到,国际经济组织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乃是杀伤力巨大的经济战暗 器,已经给拉美、俄罗斯和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灾难,因此,中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成功经验,认真肃清西方宣 扬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充分重视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内在弊端,特别是泡沫经济过热的巨大破坏性,采取坚决措施纠正泡沫经济的后遗症,避免市场经济再次爆发周 期性危机,这样才能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


 


“价格改革闯关”的教训。


如 前所述,西方倡导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曾给俄罗斯经济改革造成了巨大的灾难。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行谨慎的价格改革获得了成功,但是,后来西方 宣扬的价格改革药方,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造成相当影响,如1988年的“价格改革闯关”,1992年的“悄悄的价格革命”,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果。改革 初期,由于“文革”的后遗症影响,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数千万知青返城没有工作,形势远比前苏联改革初期严峻。中国采取同西方规范药方相反的办法, 一方面进行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一方面增加银行贷款支持轻纺工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既增加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 题。但后来,受到西方倡导的规范改革影响,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著名学者,也主张“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1988年提出了 “价格改革闯关”口号,结果当年的投资规模虽然并不大,价格上涨预期却导致了抢购风潮,人们纷纷提取存款银行资金大量流失,群众不满也是诱发“六四”原因 之一。1989年政府被迫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以抑制通货膨胀,市场疲软导致产品大量积压,国有企业亏损面急剧扩大了两倍多,引起了大规 模的三角债连环拖欠,幸亏政府及时全面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困难,才避免出现类似俄罗斯的灾难局势。


 由 于受西方倡导规范价格改革的影响,人们没有继承渐进价格改革的成功经验,吸取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的教训,1992年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热潮中, 又再次搞了一场“悄悄的价格革命”,推出了以前争议颇多的价格改革措施,一下放开了钢材、建材等生产资料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价格盲目飞涨误导了市场供求, 出现了全国炒钢材、炒房地产热潮,形成了“泡沫经济”的膨胀,消耗和浪费了正常工业部门大量资源,仅钢材的盲目进口就耗费了一百多亿美元,国内冶金企业的 生产和效益均遭受了巨大损失,机械、建材、建筑工业也陷入市场疲软,房地产价格飞涨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尚未充分起步就出现大量积压,数千亿元资金陷入了 呆滞状态,诱发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


 这 种形势下,本来应该优先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政府应一方面严格抑制泡沫投机,一方面应大力扶植实质经济部门,以补充泡沫造成的资源损失。但是,由于缺乏 经验轻视了市场经济弊端,人们没有认识到泡沫经济后遗症的严重性,反而推行了加重连锁反应的市场改革。1994年的全面放开粮价改革,加上1992年价格 改革的滞后效应,触发了改革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政府被迫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压缩基础建设投资和银行贷款,为遏制通货膨胀付出很高的代价,国有企业蒙 受了泡沫经济损失后,又因物价上涨加重了生产成本,压缩基建导致需求疲软产品滞销,紧缩银行信贷加剧了资金周转困难,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三角债托欠,国有 企业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困难,效益急剧滑坡而亏损却大幅度上升。两、三年后好不容易控制了通货膨胀,人们却发现并未真正实现物价稳定,而是又陷入了通货紧缩 的困难局面,至今物价已经连续30个月下降,出现了市场疲软和普遍生产过剩,职工纷纷下岗社会失业迅猛增长。


 我 国价格改革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我国采取了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以及增加供给的相对宽松货币政策,既消除了物 资短缺的通货膨胀压力,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难题。但后来,受西方“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影响,我国为“价格改革闯关”付出很大代价,蒙受了泡沫经 济膨胀的巨大损失,经历了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剧烈波动。当前,人们往往将我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归罪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不明晰,殊不知,这同西方改革 药方的误导有很大关系,难怪许多经济病症同俄罗斯很相似,如三角债、企业普遍亏损和社会失业等。无论是俄罗斯或我国的经验都证明,仓促放开价格容易造成物 价猛涨,单纯紧缩货币存在较长滞后效应,不仅难以有效控制物价的上涨,而且还会严重打击供给和需求,诱发大规模三角债和企业亏损,最终还可能矫枉过正导致 通货紧缩。倘若改革初期,中国采取西方的价格改革药方,不仅必然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和存款安全,扼杀新兴轻纺家电工业的发展机遇,还 会加剧当时严重的失业矛盾,遭到比俄罗斯更为悲惨的命运。


 如前所述,西 方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同德国战后的成功经验恰恰是相反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国民经济面临着重大困难的时期,无论是经 济危机、战争和自然灾害,还是经济转轨或结构急需调整的特殊时期,面临物资短缺或过剩的严重供求失衡,政府都应保持比较严格的价格控制,同时采取比较宽松 的货币信贷政策,一方面遏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危害,一方面支持国民经济迅速调整结构,扩大有效需求并且增加有效供给,消除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物资短缺, 增加就业机会并维护社会稳定。一 次大战时期,西方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缺乏经验没有实行价格管制,物价上涨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也给政府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二次大战时期,罗斯福实 行动员经济之后,联邦银行大大增加了货币发行量,但由于政府成立了物价管理局,物价稳定上涨远远小于一战期间,不仅摆脱了长达十年的严重萧条,消除了严重 的通货紧缩和社会失业,而且工业企业获得了充分资金,迅速调整结构实现了生产高速增长,保证了战时旺盛物资需求和物价稳定。解放初期,我国面临着恶性通货 膨胀和社会失业,政府加强价格管理打击投机哄抬物价,实行了“三紧三松”的灵活货币政策,即消除了旧中国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还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 高速增长,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通过迅速扩大生产消除了严重社会失业。鉴于俄罗斯价格改革造成的灾难,西方蓄意歪曲真正的成功经验,我们必 须保持戒心提高警惕,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攻击。


 


“科斯产权神话”的误导。


如 前所述,西方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神话,在俄罗斯付诸实践已有近十个年头了,不仅没有促进企业改善经营提高效率,反而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美 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说,“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确,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定律”,改革开放以 来在我国也获得广泛流传,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形成了“产权崇拜”,他们认为“公有产权不明晰是根本矛盾”,认为“产权是绕不过去的关键性改革”。令人遗憾的 是,中国许多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改革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且造成了灾难性恶果。


有 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改革应大力引进民间资本,股份制改造出售国有资产,不同于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后者是采取了“分”和“送”的形式,股份公司应 将国有股比重降低到30%。有些经济学家积极主张“产权改革”,但是,竟然不了解俄罗斯产权改革的基本情况。事实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 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股份制改造的初期阶段,曾以凭证形式“分和送”国有资产,后来则采取了各种形式出售国有股权,因此被广 泛称之为“货币私有化”。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 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大肆野蛮掠夺将国有资产窃为己有,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贵族强盗式掠夺


值 得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主张的各种产权改革形式,俄罗斯推行私有化过程中都曾广泛尝试,包括出售国有股权和法人收购股权,银行直接贷款给企业家购买股份,用 政府提供的企业抵押贷款购买股权,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破产兼并和各种产权重组,通过股市并购和多层次间接并购,各种持股基金会购买国有企业股 权,向企业经理廉价出售或赠送国有股权,等等。倘若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俄罗斯也根本没有推行私有化,因为,出售的国有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但是, 这种产权改革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企业经理不关心改善经营提高效率,他们更关心通过复杂的产权重组交易,将资金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账户,特别是更加安全 的海外私人账户上。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往往仍有30%左右国有股尚未出售,但是,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官员经理肆意掠夺。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的企业产权改革实践中,也广泛采取了上述出售拍卖和产权重组形式,各地推行股份合作制普遍强迫职工购股,还纷纷廉价出售或直接赠送国有企业,河南、山东等地为了卖光国有企业, 要求银行贷款给企业领导购买产权,许多地方借公司改制和破产兼并之机,暗中侵吞国有资产和蓄意逃避银行债务,也出现了种种“化公为私”的掠夺现象,造成了 国有资产和银行贷款的重大损失,少数经理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之后,严重侵犯广大职工的各种合法权利,剥夺职工的工作、医疗和养老保障权益,造成了社会财产 和收入的两极分化。正 如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7月1日讲话中批评指出,“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 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 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


 尽 管出售国有股权不是直接“分或送”,但是,这种产权交易和重组的过程中,能够为掌握权力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提供大量暗中谋求私利的合法机会,创造出名目 繁多的“化公为私”形式,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斯茨格利茨总结俄罗斯的教训时指出,各种形式的出售国有股权和产权重组,“表面上虽然腐败 也不那么直接,程序比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由于整个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 的私有化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都证明,产权改革非常复杂尚无成熟经验,搞不好会产生不可逆转的负效应,特殊利益集团特别 是腐败官员经理,会有强大的谋私动力推动这项改革,国家和职工利益却可能遭到严重侵犯,因此,我们不应轻信各种官冕堂皇的产权改革理论,而必须长期谨慎试 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


 值 得警惕的是,早在改革初期,美国就非常重视向中国推荐私有化改革,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拒绝之后,就采取各种形式包装私有化,如将私有化改称为社会化,主张通 过股份化和产权多元化,来隐蔽地、渐进地实现私有化。中央情报局曾积极赞助专家学者,研究如何在中国推行隐蔽的私有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 是主张国有企业股份化,但后来却急剧地滑向了全面私有化,其原因在于依据的“科斯产权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的确,既然公有产权不明 晰而且效率低下,为何还要保留而不干脆推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见,科斯产权理论乃是美国攻心战的利器,其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四两拨千斤”,先从根本上动摇公 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我 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商 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但是,却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挽救中国。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 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事实说明,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正是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是非常 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 巨时代使命。


 事 实证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国才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至于进一步改善公有产权的管 理制度,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明晰产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作为隐蔽经济战的厉害暗器,从根 本上动摇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隐蔽的私有化。因此,我 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优越于私有产权的明 晰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目的,乃是进一步发挥公有产权优势,通过广泛筹集资金促进社会化,巩固和加快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还从企业动态演化角度,论述了公有制企业应遵循不同于西方企业的进化规律,这样完全能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形成优越于西方股份制公司的崭新企业制度。


股 份制、公司制改革的产权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会资金补充公有产权,而不是代替公有产权来搞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装私 有化的错误道路。因此,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绝不应该出售国有产权搞私有化,国有股权一般应保持绝对控股的地位,集权分权矛盾应通过完善经营责 任制,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来解决,这样既能保持政府计划协调的优势,又能调动企业灵活利用市场的积极性。相对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弹性很大, 很难保证有效的控制、协调和监督,制止股东、经理相互勾结掠夺资产,先通过各种复杂交易“化公为私”,然后再进一步“化大私为小私”,隐蔽地转移到完全属 于个人的腰包,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 国的公司制改造试点仍然不理想,现在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强迫推行只能用行政办法“拉郎配”,违反经济规律干扰正常经营秩序。各种持股基金会难以形 成有效监督主体,正如俄罗斯、捷克的实践所证明,各种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投资基金不仅难以完成监督的任务, 而且本身也是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由此可见,产 权多元化虽然有一定监督作用,但本身也会产生众多复杂的问题,如暗中相互勾结掠夺企业资产,容易造成矛盾摩擦干扰经营秩序,还有各种腐败和滥用权利的问 题,因此,产权多元化吸收法人资金入股,只能作为国有控股监督的必要补充,而不能代替国有股的协调监督作用,否则可能失去控制出现腐败泛滥成灾,重蹈俄罗 斯误中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企业产权改革遭到惨痛失败的覆辙。


 


各种宏、微观配套改革的误区。


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有 一整套改革药方,除了全面放开价格和产权改革以外,还涉及到财政、金融、外贸等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日益扩大,美国也积极向 中国推荐、宣扬这些改革药方。1992-1993年我国出现了泡沫经济的过热,炒钢材、股票、房地产热浪费了大量资源,众多国有、集体、三资和私营企业, 都因卷入了泡沫投机而蒙受巨大损失。这种形势下,应该一方面抑制泡沫经济投机活动,一方面采取相对宽松的财税金融政策,以扶植遭到牵连的正常生产企业,弥 补其资源损失以防止出现负连锁反应。美国1929年泡沫经济崩溃后,胡佛总统曾采取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结果打击社会需求加深了经济大萧条,后来美国吸取 教训采取减税增支的办法,来防止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1997年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却向东南亚提出相反的政策建议,实行紧缩征收高 额增值税和所得税,目的是打击这些国家工业金融命脉,确保政府财税来源偿还欠西方的债务。1994年我国缺乏处理泡沫后遗症的经验,也采取了严格的紧缩财 政金融政策,征收增值税加重了国有、集体企业负担,蒙受泡沫损失的众多企业再次雪上加霜。政府实行财税政策应考虑时机选择,企业蓬勃发展时适当提高征收税 赋,而企业困难时则应适当降低税赋。国际货币基金称积极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议,包括宏观经济和财政金融改革等等,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谨慎对待的态度。


许 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将国有银行改造成为商业银行,大力发展股票证券金融市场,逐步推行金融自由化并与国际接轨。国有银行经营应该更多面向市 场,但是,银行金融体系不同于一般产业部门,具有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的重要地位,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集聚广大人民存款具有很高社会风险性。 因此,国有银行改造成只顾赚钱的商业银行,将会丧失重要功能和增加社会风险,特别在国民经济面临较多困难的时期,政府难以利用金融杠杆调节宏观经济,新建 政策性银行设立的分支机构少,不具备充足信息和调节经济的实力,将政策性业务同商业性业务截然分开,从理论上说可行而实践中很困难。历史上美国经济呈现高 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面临爆发战争威胁的时期,政府直接监督和调控银行金融体系,提供大量长期低息贷款扶植工业发展,如南北战争时期和二次大战时期,美国 经济增长比平时快数倍之多,而没有战争威胁的和平时期,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强调谋私的自由,银行体系经常出现轻视实业的泡沫化倾向,一般每隔十年就会爆发周 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真正的成功经验,而不是垄断资本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我国转轨时期过早发育股 票证券市场,容易诱发类似1992年的泡沫投机热潮,鼓励商业银行和众多企业沉溺于投机,俄罗斯推行了银行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改革,大力培育股票市场并且开 放资本账户,大量资金流入泡沫投机加剧了工农业危机,改革以来没有建立一家新工厂企业,令戈尔巴乔夫损失全部存款的大私有银行,将全部资金都投入了股票、 房地产投机,金融全球化接轨加剧了掠夺资金外逃,仿佛是形成了经济动脉的大出血,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推行银行体系改革,以及金融国际化接轨的失败教 训。


1993 年我国发生的泡沫经济过热,给众多企业和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再次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三角债拖欠。但是,由于受到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政府不必进行干预,应该由市场机制进行自发的调节,结果泡沫经济损失产生了连锁反应,通过经济联系形成了乘数扩大效应,三角债的蔓延使企业银行背上沉重包 袱。东南亚泡沫经济破灭后,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时附加了苛刻条件,规定必须放弃政府干预的裙带资本主义,任凭市场自发调节扩大恶性循环,三角债蔓延沉重 打击了工业金融命脉,但是,美国却对本国债务危机采取了相反态度,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资金濒临破产,1999年老虎基金投机失误陷入困境,美国联邦银 行都动员巨额资金抢救,以免债务危机出现蔓延扩散趋势,形成连锁反应触发金融体系崩溃,美国教 授查默将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讥讽为“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1991年我国政府曾全面治理三角债危机,将其列为当时的首要经济任务,注入一定资金解开了 数倍的连环债务,迅速缓解了企业面临的严重资金困难,避免了出现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问题。一家破产的中型股份制企业经理说,1991年治理三角债曾帮助企 业度过难关,但1994年企业再次被三角债缠住,政府却没有出面帮助解决困难,尽管1993年股份制改造筹集了资金,长期三角债拖欠令企业苦不堪言,勉强 支撑最终于1996年宣布破产。当 前,我们应继承1991年治理三角债的成功经验,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治理三角债问题。市场经济调节具有盲目性的弊病,经济失衡积累必然反复引起三角债,尽管 每次诱发三角债的原因不同,政府都应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治理,及时防止出现乘数扩大的连锁反应。即使是金融投机领域的三角债危机,美国政府尚且采取积极治理 的态度,更何况我国现在面临的三角债拖欠,很大部分牵涉到众多正常生产企业。当前我国面临着通货紧缩困难,单纯增加货币供给不易见效,因为实质经济的链条 受到了梗阻,清理三角债仿佛将资金注入“穴位”,实质经济的链条重新获得修复,注入资金成倍扩大促进活血化瘀,才能有效缓解通货紧缩和企业困难。《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还更深入讨论了企业债务问题,并提出了帮助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


由 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造成失业危机,曾经触发了社会动荡和二次大战浩劫,西方二战后重建时期特别重视社会就业。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为了推行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人为制造金融经济危机破坏别国经济,打击维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工会组织,重新拾起了自由放任时代的陈词滥调,鼓吹社会失业是不可避免 的无害现象,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是不可兼得的,工会维护工人就业导致了效率低下,等等。随着美国鼓吹的规范经济理论的流传,我国的社会就业政策也受到某 些误导。近年来,我国对于就业问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应不惜以失业为代价治理通货膨胀,一种认为失业问题比通货膨胀更为可怕,两种观点都受到西方不 可兼得论的影响,忘记了中国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功地同时克服了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实际上,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社会失业,都对人民利益构成了严重 威胁。解放初期陈云同志领导财经工作时期,曾采取“三紧三松”的灵活货币政策,一举战胜了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改革初期我国曾采取增加有效供给的灵活 货币政策,再次成功克服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压力。由于受到西方“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政策的影响,我国放开价格改革诱发了严重物价上涨,严厉紧缩政策又忽视 了社会就业问题,致使市场需求萎缩和企业开工不足,出现了生产设备和人员大量闲置现象,但是,经济学界将此归罪于国企产权不明晰,认为应该减员增效和削减社会负担。近年来,一些企业大量减员暂时缓解了困难,但实际上却将困难转嫁给整个社会,社会需求萎缩加剧了生产过剩现象,通货紧缩和企业效益滑坡也日趋严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说,单纯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就业,变成公开失业不能够提高生产率。事实上,生产率会更低,因为有些生产率毕竟比没有强。失业公开化是成本高、而无效率的过程,常常会展现出残酷的萨伊法则,大量闲置工人造成的就业需求,形成资方强迫降低工资的压力。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萨伊曾主张由市场调节自发解决失业,当时曾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这种旨在维护资本最大利益的主张,曾导致了社会动荡和二次大战的悲剧,现在再次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法宝,用来人为制造打击别国的经济危机, 东南亚和韩国的严重社会失业,大大加深了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中国应继承本国解决失业的成功经验,绝不应转而信奉西方的萨依法则,因为,这乃是自由放任资 本主义的野蛮政策,现在则是美国破坏别国经济的战略暗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还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我国应如何疏通国民经济的“堵塞穴位”,有效 地解决职工下岗困难维护社会稳定。


 20 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保守思潮泛滥以来,美英鼓吹凯恩斯时代的大政府过时了,现在应推行“大社会、小政府”的政策,这种主张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复古 倒退,不应成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依据。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所占比重很小,政府既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责任,也不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服 务,但是,那时经济频繁爆发周期性危机,社会贫困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垄断财团口头上主张“政府不干预”,却毫不犹豫地操纵政府谋求私利,甚至不惜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其鼓吹的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真实含义乃是“大资本、小社会”。二 战后,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大增加,所占经济比重也大幅度提高,恰恰是历史罕见的“黄金时期”。有人认为,现在我国政府所占的经济比重,达到了不合理的历 史最高水平,但是,不应将现代工业社会的政府机构,同旧中国甚至封建朝代的政府相比,其依赖和服务的经济基础根本不同。解放初期和改革初期,我国的政府机 构发展非常迅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以及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当然,我们应该注意控制政府机构膨胀,防止比例失衡和财政负担过重,但从整体 上看,政府机构和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需要,应该侧重控制其适当比例和增长速度,而不应依据垄断资本鼓吹的小政府主 张,大规模地削减政府机构和社会职能。英国撒切尔夫人大幅度削减政府,结果导致社会贫困人口大大增加,成为欧洲贫富悬殊程度最高的国家。一位西方学者曾指 出,即使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规模之庞大,也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时代,美国公务员占劳动人口比重约为20%,而前苏联的党 政机构人员比重仅为12%,中国大约有三千万吃皇粮的干部,占全体劳动人口的比重不到5%,占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也不足10%。当前我国面临通货紧缩和市场 疲软,削减政府机构必然导致需求萎缩,加剧已经非常严重的社会失业矛盾,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的时期,就曾大幅度地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因此,我国政府 也应采取“反周期”行为,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增加政府就业,而在经济过热时期再适当进行精简。我 国政府机构改革应采取增量调整办法,而避免采取代价大的压缩存量办法,一方面大力推动实质经济领域发展,一方面控制政府机构的不必要膨胀,促使政府改变监 督方式和服务方向,加强高层次社会服务和科研开发功能,适当降低政府的相对比例而不是绝对规模,这样有利于缓和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防止宝 贵人才流失。我们应该吸取俄罗斯政府机构改革的教训,俄罗斯骤然撤消了政府所有行业管理部门,缺乏监督加剧了经济混乱和腐败猖獗,由于俄罗斯社会混乱和贫 困人口剧增,私有化企业存在着严重的逃避税收现象,俄罗斯的政府公务员数量反而大量增加,如增设救济穷人的大量社会机构,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和税务稽查人 员,等等。


 美 英右翼政府为了推行“世界保守革命”,扭转二战后争取社会利益的潮流,还竭力贬低和攻击社会保障制度,诬蔑其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加重财税 负担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西方攻击社会福利和政府职能的宣传,也对我国经济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也是提供社会保障和各种 福利造成的,认为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甩掉社会包袱,他们没有深入地考察西方国家的历史,盲目相信了西方媒介攻击社会福利的宣传。实际上,正是二战后冷战压 力下的社会改良,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再分配,才缓解了贫富差距增加了有效需求,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德 国著名记者汉斯在《全球化陷阱》中指出,所谓社会保障制度造成负担过重纯系谎言,“德国的社会福利负担绝对没有爆炸性增长,1995年它在全部社会生产中 所占的比例比20年前还要低”,统治阶层贬低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像以前一样追求资本利益,“削减国家开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这个纲领 到处成为欧洲各国政府政策的核心”。许 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效仿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国有企业应将承担的保障义务推向社会,但是,他们忽略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缺乏财力建立社会保障 制度,即使是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旦放弃了政府干预和计划调节,不受约束的资本谋利的盲目竞争,必然导致经济失衡和逃避税收,这正是西方的社会福利 国家,因财税来源短缺濒临崩溃的原因;中国解放初就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正是依靠公有制的“船大抗风浪”的优势,依靠计划协调减少企业破产风险,倘若放弃 自身优势盲目效仿西方模式,必然也面临发展中国家缺少社会保障的困境,重蹈西方社会福利国家濒临崩溃的覆辙。当前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企业单纯 追求产权利益的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和“削减社会义务”,“破产废债”和“产权重组”,从一个企业来看确实有利于摆脱困难,但从整个经济来看却会加 剧市场萎缩,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正如汉斯先生指出,“国际经济组织捍卫资本自由的斗争,....,盲目地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必将把迄 今为止的福利社会,引入无法无天的社会反常状态,摧毁其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制度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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