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工作变动 – 卖掉智能平台产品分部

自从加入“高科技先锋”后，我就在公司“消费者”集团（group）下的“智能平台”产品分部（division）工作。尽管这里不是公司总部，但这里是智能平台的出身地，是全公司乃至全行业名副其实的“智能平台世界中心”。

智能平台用到复杂的C-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高科技先锋”是世界唯一的供应商。由于产品的畅销，业务一直很好。好的时候，是顾客先付款，我们再生产。我对那时印象是公司有花不完的钱。比如，只要有外地兄弟部门的人来访或有客户的工程师来访，罗斯或阿历克斯总是找理由让整个部门的人出去陪吃陪喝。我们去公司总部也一样，那儿的整个组或部门有时倾巢出动，陪我们这的一两个人。在有一次为世界各地的“战地工程师”组织的培训期间，罗斯还租了一个海边的古堡，作结业典礼。

但好景不长，“高科技先锋”在这个领域遇到了几个麻烦。第一是市场反垄断条例，我们必须把一些产品让出去，这样客户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第二是C-技术带来监管方面的麻烦，C-技术军民两用的特征让美国政府对此管理得很严。在技术转让出去以后，我们在与其他欧洲公司竞争时，吃了不少美国政府行政的亏，我们的供货周期要长一些、手续也要复杂一些。第三是技术变得逐渐成熟，竞争者多了起来，这让产品的利润下滑。在第一个智能平台从我们这问世21年后，这个分部竟然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亏损。当然，第二年又很快扯平。但有一点很清楚，暴利的日子结束了。

此时互联网开始兴起，那时网络产品的毛利有的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公司的高层打算投资网络产品，这就遇到了资源容量的问题，人力、物力、资金、生产等捉襟见肘。他们就开始打“消费者”集团的主意，因为消费产品消耗大量的生产资源，而利润相对较低。他们的决定是把整个“消费者”集团分拆后能卖的卖掉、不能卖的关掉。这样既能筹集资金，又能减少开支。这一决定在以后的数年里一直有争议，因为尽管消费品利润相对低，但需求量大，总是有东西可卖。有那么一个薄利多销的集团，能够给公司带来可观的现金流量。但那时谁会想到网络泡沫会破掉啊？不管怎样，智能平台分部是无法存在了，业务卖给了另一家声望较好的全球性中型公司，生产也就关闭了。

罗斯可能是先知先觉，在这一切还没发生时，他摇身一变，去另一个集团做汽车电子控制产品了。在临走前，他给大家写了一个深情的告别邮件，大概是人走了，但心系智能平台，C-技术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是啊，如果要为智能平台立传，罗斯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智能平台产品的接生婆  –  他曾是第一个产品工程师。

我那时还在工作签证上，另外，博士学位也没完成，突然，我就面临着有可能重回学校的现实。正当我对周围发生的事有点困惑和点不知所措时，总公司另一个“政府与工业”行业部（sector）来了一个叫保尔的业务运营（operations）经理，他来这儿为这个行业部筹建一个软件开发中心。那时，印度、东欧的软件还在不那么大，欧美由于互联网爆炸式增长，软件工程师奇缺。有笑话说，会写个字母 C 的，就能找到一个 C 语言编程的工作。保尔的理念很简单，所有的硬件平台都是“日用品”，来得快、去得快，只有靠知识的软件，才能长久立足。

我一直是智能平台的算法设计师，保尔自然来问我，是跟大伙一块去新公司呢还是留在高科技先锋帮他的软件中心设计算法。对我来说这真是柳暗花明，我一口答应了下来。我的小老板阿历克斯知道后，曾约我一起喝下午茶、做我的工作，想劝我和他一起去新公司。他说那儿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很感谢他在这个动荡的时候还能想到我，但我告诉他我的决定主要是根据我当时的身份做的。换一家公司，一切又要重来，留在高科技先锋，再呆个一年，我就可以永久居留了。

可能是由于我的谨慎而决定留在高科技先锋，这后来证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去新公司的那些我熟悉的人，有两个很快跳槽去了微软，一个去了伦敦的一个银行的技术部去挣让人咂舌的工资。阿历克斯和他的老部下，即我以前的同事们，与原来市场部的两个人，巴瑞和罗素，成立了一个start-up。后来没多久，阿历克斯自己又被挖到另一个公司。后来回想起来，我要是当初拒绝保尔的offer，还不知会怎样呢。

这次动荡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他对我后来职业生涯的发展，影响还是很大的。最主要的影响，或者说最大的失去，是这个“世界中心”。这一点，是以后慢慢察觉出来的。

在“世界中心”的前两年，我的技术级别升了两级，从SE变成SSE。另外，由于人手多，我基本上就是在纯技术这一块。其他的工程师们也很愿意和我合作。一般是我们从市场部拿回技术难题，我一般做分析、提出解决方案、实现一个原型。那时的两个好伙伴，斯蒂芬∙麦卡李斯特和斯蒂芬∙麦克斯巴顿（我们叫他斯巴德）把原型做到产品里。当样品拿回来后，我们再一起测试，解决遗留问题。斯巴德有时戏称，“你是脑子，我们是肌肉。”

这种工作方式实际上互惠大家。一是团队的形象很好，很有所谓的“可见度（visibility）”。问题解决了，东西卖出去了，上上下下都知道。阿历克斯和罗斯很风光。二是在接受技术挑战的同时，自己也跟着提高。在那期间，我们申请了5项专利。有三项留在了“高科技先锋”，5年后批了下来。其他两项不幸在业务转卖时，我没有盯紧，流失了。两个公司都没记录。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最后留在高科技先锋的。斯蒂芬就是那位去了伦敦的，专利证书的副本，只好寄给他了，顺便 Email 联系一下。斯巴德去了那个start-up，比较简单，他在靠近镇中心的一个工业区，我给他送去就是了。两人见面，不免寒暄温暖，有时去附近的酒吧小酌一杯。

在以后的“地区中心”，升迁的机会就少多了。职务的功能由以前的产品开发变为产品支持。每干一段就换一个可能会很不同的产品，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公司是什么好卖卖什么，卖的好的产品要的人就多，人力就往那边移，地区中心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呆在“高科技先锋”，让我的生活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在漫长的人生中是极其宝贵的。女儿有机会在附近的一所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私立中学读书，后来去了爱丁堡大学。

“地区中心”对升迁是坏事，但我也有机会接触到了各种技术，与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我也逐渐地从单一技术转为系统设计与定义。我后来在并行处理、网络和无线通信的工作中，又与别人合作，申请了多项专利，另外，还在公司重视的会议和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论文。临走的时候，13项专利，20多篇论文和应用文摘 。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我们不喜欢变动，但变动总是发生并且无法左右。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事经常会不随我们的意志而降临。在情况不明朗时，求稳去抓那些可预见结果的机会可能是明智的。在改变了的环境下，自己的目标也要作一些适当的调整。这样再遇到其它变化时，才不会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