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水边,拿着一块石头甩入水中,会看到被石头溅起的水花,以及往四周扩散的波浪,当然这是因为你站的位置,视线开阔能看到整体的情况,但想像一下如果你是处于水面上的一粒浮萍,那么当波浪来临的时候,能体会到的更多却随着波涛的沉浮,以及随之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在生活之中,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正是如此,大环境或者全貌可能只是知道一点点,知道和看到更多的却是身边人在那个大环境下的不同反应及表现等。文革时期在远离北京的四川西南小城镇里,自己见到的一些老师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我很小时,有几天晚上我妈不在家,于是将我送到同住那个小院的张GX老师家里,让她帮忙照看我一下,她是一位性格很善良的老师, 平时就她一个人在家,住她家那几天晚上印象比较深的是,每到半夜睡得正熟的时候,被她多次的叫起来去撒尿,而且每次撒完尿之后回去睡的时候,睡觉的位置总是要换了一个地方,那好像是个秋冬季节,天气很冷,在冰冷的被窝中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睡得着,当然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很担心我晚上会尿床,所以一直不停地叫我起来去撒尿。
张DK夫妇俩都是学校的老师,不过张老师比她老公块头大很多,两口子经常打架,说是打架,其实不是很准确,应该说是张老师在修理她老公才对,每次打架的结果都是,张老师把她老公的手臂反剪着,然后往上提,很像当时批斗会上的场景,她老公这时只能低头弯腰,然后听到张老师大声的数落着老公的不是,而她老公在那儿低声的求饶。
从学校后门出去后翻过山坡往下走,那个地方以前叫做少湖塘,那儿有个院子里住着几户一中的老师,那时应该是在文革的时候,某天傍晚突然听说家住那儿的一个女老师上吊自杀了,于是自己跟着大伙一块跑去看,但实际上什么也没看到,她家的房门关着,有人打开房门后看到里面空荡荡的,但有一种很阴森的感觉, 那位老师有一位是十五六岁的女儿,当时还在读中学, 但没过多久就疯了,在寒冷的冬季光着身子在外头唱“东方红”,最后学校好像是把那个女孩送回乡下她外婆家去了。
胡CZ老师以前住在学校食堂的旁边, 平时其实也没有多少印象, 他有个小孩比我小一岁,某一天突然听说他是反革命份子被抓到公安局了,当我们一大帮小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去了他家, 好像当时的意思是说,看能不能去揍他个小孩一顿, 也体会一下打狗崽仔的感觉, 但去的时候好像他全家己被扫地出门了,房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大家只好非常失望的离开了。几年之后胡CZ老师平反出狱之后又回到了一中,原来他是语文老师,文采非常好, 在那个时候任何人有一点自己的思想和看法都很容易变成反革命的,更不用说这些出生于地主家庭的臭老九们,本身就是潜在阶级敌人的候选人,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吴老师是我妈的朋友,她是县城附近化工厂子弟中学的老师,我小时候有时看到她找我妈聊天,之所以对她印象很深那是因为,她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按古代的说法这叫告御状,而且她写信告状之后,上边真有派工作组去他们学校做调查,有几次她找我妈聊天,似乎说的就是在那个调查组里有几个人是站在同情她的立场那一边, 但最后结果好像还是说她不对,结局不太妙,再往后似乎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吴老师。
那个时候老师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很多时候都是由小孩引起的,小孩之间发生打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和好也是特别快,但有时双方家长参与进来,那事情就有点滑稽了,那就是双方家长还在吵,但小孩又己经凑在一起玩了,这时家长看到就会很不爽,会禁止小孩之间的来往。记得有一次刘SJ老师同她隔壁的朱老师吵架,应该是创造了记录,吵了三天三夜,在晚上的时候双方是在自家后院那儿放个凳子坐在那里,隔着墙骂,你一句我一句,没有停的,刘SJ老师是重庆人,重庆人打嘴仗是出名的,而朱老师先生己经去世,自己带着两个小孩,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听到一个笑话是说,一个女人等于五百只鸭子,那一千只鸭子在吵吵,三天三夜也不算啥了 。
刘老师是地理老师,她患有高血压,身体看起有点虚胖,每次在大声地叫她小孩的时候似乎都显得中气不足,那时候有段时间全国流行甩手运动,所以经常看到她晚上在她屋子外面作甩手锻炼。记得当时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喝水疗法,就是每天早晨喝一大缸冷开水,可以让身体变好,但却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方法,当时的人民就像现在的北朝鲜人民一样,人人瘦得像猴子,绝大部分的人营养不够,喝再多的凉水也是白搭。
刘YK老师小时候出过天花,所以脸上坑坑包包的,大家背后叫他刘麻子老师,那个时候老师的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大家基本上出门在外都是灰溜溜的,但刘老师却高调的发了一次脾气。那时候的猪肉是定量供应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500克,要用猪肉票到固定的摊位购买猪肉。猪肉供应短缺,买肉要排队,同样去买猪肉的人都希望买的那块肉中瘦肉多一些,每人都是这个要求卖肉的自然就不好办,但卖肉的总有办法把肥肉和一些边角料一起卖出去。那次当刘老师去买肉的时候人很多, 大家都在排队,在这个时候有个认识肉店员工的人插队,刘老师看到很不高兴,所以说了插队的人几句, 结果让卖肉的也感到没有面子, 随后当轮到刘老师买肉的时候, 那个卖肉的肉店员工故意给了一块肥肉很多的给他,刘老师非常生气,于是抓起肉店的杆称转身离开了,卖肉的一下呆住了,他没想到这一招,另一个肉店的员工一看这也不是个事,于是切了两斤好肉,赶快追了过去,追到刘老师之后先是道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才把称要了回去。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以后刘老师去买肉时, 肉店的员工也对他客气了很多。
屈ZL老师,当时在管校办工厂,当时学校的校办工厂在用模具压制塑胶盖,但成品率不是太高,做坏了的需要重做,塑胶原料原本是米粒大小,一粒一粒的,现在变成了一个整块,所以需要剪碎才能重新利用,于是在某一个学校假期里,他组织了一次打工活动,学校老师稍大一点的小孩全都参加,用剪刀将做坏的塑胶盖剪成小块,以便于材料的重新利用,那是一个极受大家欢迎的打工活动,因为最后每个参加的人都收到几块打工钱。
周YS夫妇俩都是学校老师,学校党支部委员,家庭出身是中农,这个成分在学校老师里很难找,周老师当时作班主任,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周老师显然非常成功的把握着时代的脉博,她组织她班上的学生读毛选,事情非常成功,上面有派人到他们班上去照像,宣传他们学毛选的事迹,当然学校其他班也开始了学毛选的活动。
廖老师住我家隔壁,以前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不过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才发现她们母女的歌唱才能,那段时间她们天天在屋里唱歌,那嘹亮的歌声真是响彻云霄,其中有一首歌是歌唱当时的首都工人民兵的: “献上洁白的雪莲花,献上洁白的哈达,献上翻身农奴的一片心啊,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请你收下吧!” 那充满深情的歌声, 至今都还记得。
在那个时候住院开刀,有极高的死亡率,哪怕是仅仅作一个阑尾手术。曾XZ老师就碰到这种情况,做完腹部手术之后,总是不放屁,出现当时闻之色变的肠梗阻,还好家属当即立断立刻转去泸医,在那做了第二次手术,才转危为安,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学校上班了。
记得小时候去前面学校的办公室时,对一位长有落腮胡子的叔叔印象比较深,因为他用胡子扎在自己脸上时的感觉好比较奇特,有点微痛并且很痒,但我不太确定他就是中学的沈校长。沈校长是南下干部,可能是在文革后期才调到这所中学当校长,应该是比较受老师们的尊敬与爱戴,当他因病去世的时候,在学校里举行的葬礼非常隆重。当然后面还有一段小插曲,沈校长有三个小孩,老二是个男孩,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所以走路时稍有一点一拐一拐的,在那个年代,县城里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等于零,但当时流行着一种参加工作的方法就是顶替,比如说谁的老爸老妈退休之后,他的儿女可以顶替老爸老妈参加工作,解决小孩的就业问题,所以当沈校长去世后,他夫人也是希望学校解决他二儿子的工作问题,但当时面对的问题是,他家老二只有不到14岁,年龄是个大问题,那时候好像学校及教育局那边犹豫了很久,不过最后事情还是圆满解决,好像是保留名额,沈二16岁高中毕业后就可以在学校参加工作。随后的那几年里,学校里有很多位老师去世,好像都用这个办法解决了几个教师子女的就业问题。沈校长去世后,他的骨灰盒埋在了校园东面的那个斜坡上,上面种了一棵小小的柏树,当我后来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回家时,看见那儿的小柏树数目越来越多,后来去世的老师也都把骨灰盒一起埋在了那儿。几年前,当我再一次回到一中时,整个校园己是面目全非,完全没有旧时的模样,当然那些柏树也已经没有了,可能他们的家属已经找到新的地方重新作了安葬吧!
谢谢
老师们喜欢买瘦肉。
个人要求不一样,老师们喜欢买瘦肉。